文體是文學的重要構成要素，文學研究的重要對象之一就是文體。而文體研究的重要前提就是探討厘清人們對各種文體的理解認識，文體既是一個客觀存在，又帶有非常鮮明的主觀性，因而必然出現認知理解方面的多重性。

《中國古代小說文體史》

形成主觀性的根源來自作者、讀者、學者三者對既定文體不同的表現和認知。

對于中國古代小說來說，除了以上幾種可能的歧異要素，還包括來自兩個方面的多重差異影響：一是中國和西方的小說文體觀念差異，二是中國本身小說觀念的今古差異。

所有這些都造成中國古代小說文體觀念認知上的多重障礙和解讀誤區。因而對其認真思考，深入探究，乃是古代小說乃至古代文學研究的應有之義。

這里還涉及到中西文化體用主次判別問題，下面一并評述并略陳己見。

一

中國古代“小說”概念經歷了復雜漫長曲折歷程，但最終還是殊途同歸，基本能夠與現代“小說”概念接軌吻合。

今見“小說”一詞，最早出《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這里的“小說”與“大達”對應，指與諸子宏論相對的“小道理”。

漢代班固《漢書·藝文志》中設“小說家”一類，認為：“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涂說者之所造也。”

《漢書藝文志及兩漢書補志著錄小說資料集》

桓譚《新論》：“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

可見在秦漢人眼里小說是些內容龐雜瑣碎，形式簡短無飾的“叢殘小語”，大致相當于今天人們說的“閑言碎語”，大致不涉及今天人們所謂小說的文學性質，與今天的小說觀念基本不是同一個概念。

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文學自覺”時代來臨，小說創作有了很大發展，但當時小說觀依然是“史官末事”和“小道可觀”的觀念，干寶自己就認為《搜神記》是“發明神道之不誣”，反映了史家意識。《世說新語》也大體將小說作為實錄工具的史官末事。

這個時期實際上出現了與小說有關可稱為“分道揚鑣”的兩條線：

一條是被當時人們認定的“小說”，比如《隋書·經籍志》子部小說家類著錄的像《世說新語》那樣的作品，另一條是雖然沒有被當時人們認定為“小說”，但實際上卻與今人的小說概念吻合，比如作為志怪小說代表作的《搜神記》，其文學性應該在《世說新語》之上，但被目錄學家列入史部，沒有進入小說類。

寧稼雨注評《世說新語》

唐人小說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魯迅以敏銳眼光注意到這一變革，指出唐人“始有意為小說”。小說在唐代成為文人有意識的創作，小說觀逐漸向審美方向轉變，強調小說的審美品性。

唐人對小說的嶄新認識，是唐人開放的文化觀念、充滿浪漫色彩想象意識的體現，也是小說在唐代取得的長足進步和卓絕成就。

作為這一重大變革表現和證明，此前那兩條“分道揚鑣”的分離線，終于合二為一，實現了“小說”之名與“小說”之實的成功并軌。

宋人崇尚紀實，不再將志怪類作品列入史書，這從另一方面也進一步確認了小說以虛構為特征的觀念。但宋人的文言小說大多注重紀實，而才情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說話藝術的蓬勃發展，使得通俗小說的文體概念逐漸獨立形成，并逐漸成為與文言小說分庭抗禮的兩家局面，也形成中國古代小說的特殊局面。

明清以后，白話小說確立并繁榮起來，小說理論也發達起來。崇尚虛構的小說概念最后確立，已與今天相差無幾。

作為小說觀念成熟并與現代接軌的重要標志是無論是各種小說體裁，還是小說題材類型，乃至于小說的思想和藝術成就，都發展到成熟頂峰的最佳狀態（詳后）。

《六朝小說學術檔案》

二

對比之下，西方的小說的形成發展過程雖然也有與中國相類似的地方，但總體上看，相異點還是多于相似點。

從相同方面看，西方小說也經歷了從簡單雛形向成熟發展的過程。古希臘《荷馬史詩》、古羅馬《金驢記》等早期敘事文學作品大略相當于中國秦漢時期的早期小說元素。而中世紀的騎士、宗教等羅曼斯文學則大致相當于中國六朝志怪志人小說和唐代傳奇小說。

從文藝復興開始，西方小說逐漸步入近代模式，這大致相當于中國宋代開始崛起的通俗說話藝術和話本小說。而十八至十九世紀從啟蒙主義到現實主義的小說創作則相當于中國明清時期的章回小說繁榮創作高潮。

從相異方面看，二者差異之處還是不少。

從時間歷程看，盡管二者小說發展的階段性質和走勢大致相同，但從進入中世紀以后小說逐漸進入與現代模式接近的階段，中國小說發展的各個時段似乎都要早于西方。

《先唐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

比如西方騎士文學從11世紀起源，宗教文學從13世紀開始。而與之處在同一隊列的中國六朝志怪志人小說從公元3世紀發源，唐傳奇則從7世紀起步。

再如西方以塞萬提斯《堂吉訶德》為標志的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小說出現于17世紀，而與之同列的中國通俗說話藝術和話本小說從公元10世紀就已經開始了。

從社會階層屬性看，西方小說也有比較明顯的階層差別，比如早期敘事文學比較強調貴族血統身份，騎士文學也帶有明顯的貴族色彩。文藝復興興起的現實主義潮流及流浪漢小說便取代了貴族文學頭面位置。不過，西方小說的社會階層界限還是不像中國那么鮮明。

中國小說的社會階層界限突出表現在文言、白話兩種語體小說的分流對峙，界限分明。文言小說一系從《搜神記》《世說新語》，中經唐傳奇，到《聊齋志異》所形成的高雅小說體系與宋元話本、以四大名著為代表的章回小說共同形成的通俗小說體系形成鮮明營壘對峙。而二者之間還時常發生你來我往的互動關系。如此成熟完備的兩種社會屬性背景良性格局體系也是西方小說所不具備的。

《中國敘事文化學探微》，寧稼雨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在小說文體的品種類型上，中國小說也顯得更加豐富和多樣。西方語言中表示小說文體大致有story，fiction，novel三個單詞。

其中前兩者的詞義更加注重小說的虛實狀態，“story”意向所指比較寬泛，詞義比較接近中文的“故事”“軼聞”，不太強調小說的虛實性質，它與中國古代的“筆記”文體大致相似；“fiction”則特別強調小說的虛構性，不太涉及小說的篇幅容量。一般可以用來表示虛構性的非長篇小說；它大致與中國古代小說的單篇傳奇和話本小說比較吻合；“novel”則特別明確強調小說的虛構性和長篇結構。它一般可以用來指代中國古代小說中的長篇章回小說。

與中國的小說文體認知狀況有所不同的是，這三個單詞還有一定的褒貶色彩。西方人認為嚴格意義上的小說文體只能用“novel”來表示，“story”一般登不了大雅之堂。按照這個觀念，不要說《搜神記》《世說新語》，就連《霍小玉傳》一類唐傳奇，甚至《聊齋志異》都無法躋身“小說”（novel）之列。

從以上梳理中可以看出中國和西方小說在文體與其概念在認知上有同有異，各有千秋。這本來是世界文化史上的普遍現象，應該從尊重各自文化傳統和文學特征角度來理解認知。

但近代以來中國國運衰竭，飽受西方列強凌辱的背景下，文化學術也受到深刻影響。本來各有千秋的文學現象，卻因這些社會政治風潮影響，形成厚比薄此的一邊倒情況。

《晚清中國小說觀念譯轉：翻譯語“小說”的生成及實踐》

具體來說，就是在“西學東漸”潮流作用下，西方的小說觀念成為小說文體價值和優劣的衡量標準。于是，“novel”成為衡量包括中國小說在內所有小說的唯一標準。

在這個標準審視衡量下，中國小說的價值評估曾一度受到嚴重歧視，但隨著學術。在一度時間內，西方主流學術觀點站在歐洲中心和本位的立場，對中國小說提出一些不符合他們設定的準繩標準的批評和指責。

比如在黑格爾看來，中國小說的綴段式結構違背了亞里士多德“有機整體”原則，所以 “缺乏內在統一性”。

而浦安迪則認為指出，《金瓶梅》的主要人物衍生于《水滸傳》，雖然具備一些復雜敘事，但卻不符合西方“原創虛構”的標準。甚至大量中國通俗小說的“匿名性”署名，也被本雅明批評為削弱了現代小說所需的作者主體意識。

《明代小說四大奇書》

三者批評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實際上卻是殊途同歸，都是以西方價值坐標為評價尺度，來衡量判定中國小說的短長。

究其學理原因，大致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啟蒙主義運動后，個人主義思潮大行其道。小說成為西方人表達個體經驗與自由意志的載體（如《魯濱遜漂流記》），這與中國小說中普遍存在的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宗法意識嚴重齟齬。

二是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左右了某些文學理論觀念。比如西方小說的線性敘事暗合牛頓力學式的世界觀，追求事件間的必然邏輯和理性因果律。

第三，近代以來西方浪漫主義思潮盛行后，人們把小說抬升為“最高藝術形式”，要求徹底脫離歷史實錄，并且將虛構神圣化。因此也導致對于中國小說與歷史緊密相連傳統的難以理解和認可。

隨著殖民主義文化思潮的邊緣化，世界民主主義人文主義普世價值的主導地位確立，不少人能夠從跳出西方中心論的視角出發，努力重新定義和解讀“小說”的文體概念。

比如薩義德就尖銳指出，將各國的非西方文學強行納入“novel”框架是一種知識暴力，掩蓋了文化權力不平等。

《東方學》

柄谷行人在承認《源氏物語》《紅樓夢》等非西方敘事的獨立范式價值的基礎上，強烈呼吁以“世界文學”視角解構歐洲文體霸權。

張隆溪先生的新著《中國文學史》也是從跳出西方中心的初衷出發，挖掘探索包括中國小說在內的“世界文學”內涵。

歧視中國小說的封條一旦揭掉，中國小說的認知評價也就順理成章地出現正面評價新見解。比如有人采用巴赫金的“復調小說”理論來解釋《紅樓夢》的多聲部敘事，證明其超越傳統小說線性結構的現代性價值。

在宇文所安看來，《聊齋志異》融合詩、文、筆記等諸多文體匯為一爐，反襯出西方“純小說”概念的狹隘性。

而夏志清將《紅樓夢》比作“中國的《戰爭與和平》”，特別強調這部中國經典作品的心理描寫與悲劇意識不遜于西方經典，林順夫則對《儒林外史》短篇連綴式結構方式與儒家“禮”的結構進行聯系觀照，給予很高評價。

《中國古典小說》，夏志清著，劉紹銘校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三

以上梳理可以看到，無論是中國小說本身，還是對于它的評價認識，都可以用“動態”二字來概括。小說本身走過了從雛形到成熟的歷程，對于它的認識也是如此。不但從縱向來看中國本土在中國小說文體及其價值認定上一直處于動態變化當中，而且從空間角度看國外對于中國小說的認識評價也在不斷變化。

這個狀況應該給予我們的啟示應該是，對于一種動態發展的文學現象及其評價過程也不能采用孤立靜止的審視態度和評價尺度，而應該在綜觀文學現象發展歷程及其評價歷程的基礎上，綜合匯總其中因果關聯和主導趨勢，對其做出抽象和歸納，做出既合乎事物本身發展實情和實際狀況，又能有明確到位的概括和總結。

為此我們對中國小說的觀念和價值做出如下總結判斷：

首先是歷史長，時間跨度大。

西方敘事文學萌生時間比較早，但僅限于史詩和戲劇，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就產生了明確具體的“小說”名詞概念。盡管當時“小說”這個概念與今天相去較遠，但也并非完全絕緣，而是有多方面的激勵制約影響。

一是對中國小說以“載道”為己任的社會功能有深遠影響。

《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

從莊子的小說言論的《漢志》小說家門類設置，再到桓譚《新論》的小說概念表述，均發生在傳統四部分類法中的子部。與四部其他幾類相比，子部的最大特點表現在它是思想家表達其思想學說的平臺。“小說”在子部中的位置和作用，不外是思想家表述思想的輔助手段。

所以，“小說”從一開始就是從一個明確“載道”的氛圍中起步發展過來的。這種用講故事的方式來傳達一種思想理念的傳統，在秦漢時期的《晏子春秋》，劉向《說苑》《新序》就已經非常清晰明顯了。

二是漫長的時間跨度為中國小說的“世代累積”成書方式提供了便利而雄厚的平臺。

四大名著中，《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三種的成書方式都屬于“世代累積”形式。這其中顯然有悠久小說歷史所具備和提供的便利條件和積極作用。

三是漫長的小說發展歷程也為小說自身的經驗儲備，變異革新提供了廣闊舞臺和實踐空間。這一點在很多成熟優秀的經典作品中都能總結梳理出其中的進步痕跡。

《建構“小說”——中國古體小說觀念流變》，郝敬著，中華書局2020年8月版

其次是在題材方面，與西方令人眼花繚亂的多樣題材內容有很大不同。

在幾千年中央集權專制制度和封建宗法觀念控馭下，中國小說的題材內容相對簡單集中。這在文言小說和白話通俗小說可謂各有不同。文言小說的題材范圍雖然顯得模糊，但基本大勢還是圍繞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兩個方面。

白話通俗小說則相對明確一些。在宋元說話藝術基礎上形成的章回小說和話本小說，逐漸形成以四大名著為代表的四大題材類型：以《三國演義》為代表的歷史演義小說，以《水滸傳》為代表的英雄傳奇小說，以《西游記》為代表的神魔小說，以《紅樓夢》為代表的世情小說。其中世情小說后來還進一步擴充出“諷刺小說”“才學小說”“才子佳人小說”“譴責小說”等等。

所有這些都還圍繞在對于家國情懷和世俗生活的關注。從而使中國小說呈現出濃重的社會功能和世俗屬性，主要表現在：

一是小說題材內容更多向家國社會和市井大眾方面傾斜。

《跨文化視域下的中西小說審美比較研究》

西方人將此稱之為儒家入世觀念和“修齊治平”人格理想作用下的“集體敘事”。于是，像關注誰是合法君王之類的正統觀念（《三國演義》），世間不平之事誰來解決（《水滸傳》），甚至以神魔題材著稱的《西游記》，也被魯迅稱之為“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從《金瓶梅》到《紅樓夢》的整個世情小說系列，又把小說的關注焦點，由高大上轉向市井凡人。就連小說的批評嘲諷，也意在匡世救世（從《儒林外史》到譴責小說）。

二是作為家國情懷的主要表現，中國小說又體現出強烈的“載道”功能。

在《三國》《水滸》《西游》這些遠離世俗人間的小說中就已經充滿濃重的政治導向和道德說教，更不要說馮夢龍更是直接明確交代自己的編創意圖就是“喻世”“警世”“醒世”。

三是中國小說很有相當濃郁的宗教說教成分。

如果說以上兩點主要涉及儒家教化觀念的話，那么佛教和道教的宗教說教在中國小說中也有相當大的表現和市場。早在六朝時期，隨著佛教傳入中國不久，志怪小說中就出現被魯迅稱之為“釋氏輔教之書”的小說題材類型。

唐代佛教逐漸向社會下層擴散，俗講和變文等小說形式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明清時期很多神魔題材通俗小說如《西游記》和《封神演義》等，更是充滿了佛教道教的宣教神教意圖。

再次是體裁形式品類多樣，由此形成多種藝術表現和美學風范。

《中西敘事傳統比較研究》小說卷

這方面與小說題材的相對集中有所不同。西方小說的形式品類相對比較簡單，雛形時期的小說形式大約有史詩（Epic）和羅曼司（Romance），成熟時期的小說形式則以長篇小說為龍頭，附之以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和微型小說等。所謂報刊連載小說其實也是長篇小說的變種形式而已。

相比之下，中國小說的體裁形式就要多樣化一些。在文言小說和白話通俗小說兩個軌道系統中，各自形成多種獨立而完備的體裁形式。

文言小說的體裁形式有以類相從的“世說體”，簡略隨筆而記的筆記體，詳盡細膩描寫的傳奇體等。白話通俗小說的體裁形式則有章回體和話本體，前者專指長篇白話小說，后者專指中篇和短篇白話小說。

與之相關有兩種特例，一種是作為二者之間過渡或銜接的橋梁，如《青瑣高議》和《國色天香》等。另一種是將二者結合匯總，采用文言語體寫成章回小說（如《蟫史》等）。

《中西小說文體比較》

小說體裁品類多樣，為敘事文學的多元表現提供展示平臺。各種體裁形式都能從不同側面，發揮出各種小說形式在敘事寫人方面的獨特藝術魅力和價值。

比如作為“世說體”小說的《世說新語》中諸如“望梅止渴”“七步成詩”“擊鼓罵曹”等大量三國故事，好像珠玉亮閃；后來這其中許多故事又被《三國演義》吸收，連綴成三國歷史的宏大敘事。兩種敘事風格，爭艷奪目。

此外，小說體裁品類不但相互之間衍生繁殖，而且還能與同為敘事文學的其他品類相互交叉，為一些故事類型與傳說故事的多樣演繹提供不同面孔。

如來自筆記小說《西京雜記》的“畫工棄市”故事，是王昭君故事的較早敘事文本，到《王昭君變文》又有了帶有市民色彩的新面貌，而馬致遠《漢宮秋》雜劇又將其寫成元蒙時期帶有民族矛盾色彩的故事，到清代章回小說《雙鳳奇緣》又以增加昭君妹妹方式，增加故事離奇意味，滿足市民階層的審美欣賞需求。

《涅槃：中國神話的文學之路》，寧稼雨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8月版。

如何審視和判斷一個民族的文體觀念及其價值，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這不妨礙在各陳己見的過程中逐漸加深對于來自不同國家民族文體概念內涵的逐步細化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