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2日，印度控制的克什米爾地區帕哈爾加姆附近發生針對游客的恐怖襲擊，造成26人死亡，其中25人為印度游客，1人為當地穆斯林。此次襲擊被認為是自2008年孟買恐襲以來印度境內最致命的恐怖事件之一。

印度政府隨即指責巴基斯坦支持的恐怖組織“抵抗陣線”（The Resistance Front, TRF）策劃了襲擊，采取了一系列外交和軍事行動，驅逐巴基斯坦外交官、關閉邊境、撤銷巴基斯坦公民簽證，宣布暫停《印度河水域條約》。巴基斯坦則否認指控，宣布廢除《西姆拉和約》，對等驅逐印度外交官。5月7日，印度發動代號為“辛杜爾行動”的導彈襲擊，打擊了巴基斯坦本土及巴控克什米爾地區的9個目標，巴基斯坦空軍隨即反擊，聲稱擊落了數架印度戰機。

這一沖突標志著印巴關系在克什米爾問題上急劇惡化，引發了國際社會對印巴兩個核武國家緊張對峙、武裝沖突的關注。5月10日，在國際社會的調停下，印巴宣布停火，克什米爾地區逐漸恢復平靜。6月6日，據多家媒體報道，印度總理莫迪抵達克什米爾，參加一條具戰略意義鐵路線的通車典禮。這是自4月爆發沖突以來，莫迪首次造訪當地。我們根據國際學術界關于印巴克什米爾沖突的相關研究，對克什米爾沖突進行一個概要的回顧和分析。

“長別離”

克什米爾沖突是印巴關系的核心問題，起源于1947年英國殖民統治結束時的印巴分治。

美籍印度裔研究者哈加里（Nisid Hajari）在《午夜憤怒：印度分治的致命后果》（Nisid Hajari：Midnight's Furies: The Deadly Legacy of India's Partiti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5），美國布朗大學學者薩敏達（Vazira Fazila-Yacoobali Zamindar）在《漫長的分治及現代南亞的形成：難民、邊界及歷史》（Vazira Fazila-Yacoobali Zamindar: The Long Parti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outh Asia: Refugees, Boundaries, Histo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者雅斯敏·汗（Yasmin Khan）在《大分治：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形成》（Yasmin Khan: The Great Partition: The Making of India and Pakista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7）等著作中，比較全面、詳細地闡述了1947年印巴分治的經過、后果及其對印巴關系長期、持久的影響。

印巴分治的根源在于英國殖民政策與南亞民族主義的興起。18世紀末，英國東印度公司控制印度次大陸，建立行政與經濟體系，但其“分而治之”的策略，加劇了當地宗教與族群分歧。

《午夜憤怒：印度分治的致命后果》書封。

19世紀，印度教與穆斯林復興運動（如阿里格爾運動）推動宗教身份政治，1906年全印度穆斯林聯盟成立，提出“兩民族理論”。該理論認為，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是兩個不可調和的民族，穆斯林需要單獨建國以保護權益。英國殖民治理當局通過宗教分類（如1909年《莫利-明托改革》為穆斯林提供單獨選區），進一步強化了印度教與穆斯林族群共同體的對立。1940年，穆斯林聯盟在拉合爾決議中正式提出建立巴基斯坦，形成了宗教、族群分治的意識形態基礎。

但是，穆斯林聯盟領導人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最初只是尋求更多的自治，而非“完全分治”。印巴分治是英國與國大黨妥協的意外結果。英國殖民政府在二戰后經濟衰退與印度獨立運動（國大黨非暴力抗爭、1942年“退出印度”運動等）的壓力下，加速撤離，導致分治準備不足。

1947年6月3日，英國公布《蒙巴頓方案》，宣布分治計劃，8月14—15日，印度與巴基斯坦宣布獨立。拉德克利夫邊界委員會在五周內草草劃定旁遮普與孟加拉邊界，但因缺乏人口與文化數據而導致爭議。邊界劃分將穆斯林占多數的地區（如旁遮普西部）劃給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占多數的地區（如旁遮普東部）劃給印度，造成大規模人口遷移。結果，印巴分治引發了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遷移與暴力。約1500萬人跨越邊界（800萬穆斯林遷往巴基斯坦，700萬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遷往印度），死亡人數估計50萬至100萬。

哈加里在《午夜憤怒》一著中強調指出，沒有人預料到印度的解放和巴基斯坦的誕生會如此血腥，而這本該是被英國統治了幾個世紀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夢想的答案。尼赫魯——甘地的前任導師和印度的政治領袖——相信印度人是非暴力、和平的民族；巴基斯坦的創始人真納則是一位世俗、理性的律師，而并非族群對立的煽動者。但是，1946年8月，也就是獨立前一年，加爾各答爆發了街頭幫派斗毆。一輪又一輪的暴亂——先是針對印度教徒，然后是穆斯林，然后是錫克教徒——逐漸失去了控制。隨著1947年夏天分治的臨近，印度教、穆斯林和錫克教三個團體的民團全副武裝，緊張不安，而英國人只是忙著撤退。火車把西部的穆斯林和東部的印度教徒“送往屠場”。在印巴新邊界的兩側，爆發了現代歷史上最殘酷、最廣泛的種族清洗，造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長別離”（The Long Partition），是至今諸多罪惡和沖突——從圣戰恐怖主義到核擴散——的根源。

紀錄片《印巴分治：被遺忘的故事》劇照。

肘腋之患：克什米爾

哈加里等研究者強調，分治不僅是地理上的分割，更是宗教、身份和民族主義的深刻對立。英國倉促撤離和分治方案的模糊性加劇了沖突，尤其是在克什米爾這樣的宗教混合地區。分治的創傷，塑造了印巴雙方的民族主義敘事，克什米爾成為雙方“不可妥協”的象征。

印巴分治中，克什米爾作為分治的焦點，因其地理位置（連接中亞與南亞）與人口構成（77%穆斯林，20%印度教徒）而更加復雜化。印巴分治時，英國允許565個土邦自由選擇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但克什米爾王公哈里·辛格的猶豫為后續沖突埋下伏筆。辛格最初希望保持獨立，但1947年10月，巴基斯坦支持的部落武裝入侵克什米爾，迫使辛格簽署《加入書》，加入印度，由此引發第一次印巴戰爭（1947-1948）。1948年聯合國決議呼吁停火，通過公民投票解決歸屬，但從未實施過。

分治的倉促性與克什米爾的未決地位，為印巴未來的沖突埋下了根源。同時，大規模人口遷移，重塑了身份認同。“分治難民”在印度與巴基斯坦被邊緣化，德里與卡拉奇的難民定居引發了住房與經濟危機。印度教民族主義與穆斯林民族主義的對立，在分治中被進一步固化——國大黨推廣“世俗印度”，穆斯林聯盟則強調“伊斯蘭巴基斯坦”。克什米爾的“克什米爾性”身份則因分治被壓制，本地穆斯林既不完全認同印度，也不完全支持巴基斯坦。

分治還奠定了印巴“持久競爭”的地緣政治格局。克什米爾沖突成為核心，三次印巴戰爭（1947、1965、1971）、1999年卡吉爾沖突及印巴核武化（印度150枚、巴基斯坦160枚核彈頭），使沖突日益具有全球風險。2019年，印度廢除憲法第370條款，撤銷克什米爾地區的自治地位，允許非本地居民前往定居，引發當地人抗議，最終再次招致印巴交火。分治的領土爭議與身份認同分歧，在克什米爾地區一直持續發酵。

電影《大地》（Earth）劇照，故事以印巴分治為背景。

加拿大籍印度裔學者保羅（Thazha Varkey Paul）在《印巴沖突：持久的對抗》一著中指出，克什米爾沖突的起源不僅是宗教分歧，更涉及地緣政治和國家構建的競爭（T. V. Paul The India-Pakistan Conflict: An Enduring Rival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分治后，印度追求世俗民主的“大國”身份，而巴基斯坦則以穆斯林國家為定位，試圖通過克什米爾問題證明其合法性。克什米爾的戰略位置（控制印度河水源、連接中亞和南亞），更使其成為地緣政治的焦點。

薩敏達則強調，分治不僅分割了土地，還重新定義了公民身份和歸屬感，導致了克什米爾地區的“雙重邊緣化”——既被印度視為“內部”領土，又被巴基斯坦視為“未完成的分治”。例如，巴基斯坦對克什米爾難民的安置政策和印度對克什米爾穆斯林的“忠誠”審查，強化了雙方的敵對敘事。

總的來看，《蒙巴頓方案》導致的倉促、草率的分治，與印度次大陸宗教、族群分裂、對立的結構性現實，為克什米爾沖突埋下了種子。英國殖民勢力撤出印度次大陸時的模糊政策，以及國際社會管控沖突的早期失敗，使得印巴克什米爾問題“致命地”長期化、漫長化，至今仍是印巴關系和南亞和平穩定的“肘腋之患”。

電影《大地》（Earth）劇照。

南亞核火藥桶上的危機

自1947年以來，印巴圍繞克什米爾的沖突經歷了多次戰爭、邊境沖突和外交危機。

英國學者肖菲爾德（Victoria Schofield）在《沖突中的克什米爾：印度、巴基斯坦和無休止的戰爭》一著中，詳細敘述了克什米爾沖突的編年史，涵蓋1947年至今的重大戰爭與沖突(Victoria Schofield : Kashmir in Conflict: India, Pakistan and the Unending War. I.B. Tauris，2014)。

肖菲爾德指出，第一次印巴戰爭（1947-1948）以聯合國停火線（“控制線”，Line of Control, LoC）的劃定告終，但未能解決歸屬問題。1965年第二次印巴戰爭（“直布羅陀行動”），因巴基斯坦試圖通過滲透引發克什米爾叛亂而失敗，導致雙方僵持。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爭雖主要圍繞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國）獨立而爆發，但克什米爾邊境也發生交火。

《沖突中的克什米爾：印度、巴基斯坦和無休止的戰爭》書封。

1989年以來，克什米爾谷地的反印度武裝叛亂（印度指控是受巴基斯坦政府支持）導致了數萬人的死亡，使克什米爾成為高度軍事化的地區。1999年卡吉爾沖突，是印巴核武化后的首次直接交鋒，凸顯了沖突升級的風險。2019年，印度廢除克什米爾特殊地位（憲法第370條款），進一步激化了當地反抗和印巴緊張關系。

肖菲爾德強調，克什米爾沖突盡管顯示出從全面戰爭到“低強度可控沖突”的轉變，但印巴核武化和克什米爾當地恐怖主義組織勢力的增長和活躍，使沖突加劇、升級的風險持續上升，不僅嚴重影響印巴國內政治和經濟，還對南亞及全球國際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

保羅等人在《南亞弱國：理解地區不安全困境》一著中分析了克什米爾沖突如何削弱印巴的國家能力，影響南亞區域穩定（T. V. Paul : South Asia's Weak States: Understanding the Regional Insecurity Predica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政治上，克什米爾問題為兩國提供了民族主義動員的工具：印度的執政黨（如人民黨）通過強硬的克什米爾政策來鞏固國內支持；巴基斯坦軍方則利用克什米爾問題強化其政治影響力。經濟上，沖突導致了高昂的軍事開支：巴基斯坦國防預算占其GDP約5%；印度在克什米爾的軍事部署耗資數十億美元。這些資源原本可用于增強各自的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沖突還阻礙了南亞區域合作，如南亞區域合作組織因印巴對立而功能失調。國際上，克什米爾問題使南亞成為核對抗的潛在熱點，醞釀著不穩定的隱患。

英籍巴基斯坦裔學者阿里（Tariq Ali）等研究者在《克什米爾：爭取自由》一著中，進一步從人權和全球化的視角分析了克什米爾沖突的影響 (Tariq Ali : Kashmir: The Case for Freedom. Verso Books，2011）。阿里等人指出，政治上，印度在克什米爾的軍事化政策（如《武裝部隊特別權力法案》）導致人權危機，損害了其國際形象。巴基斯坦被指控為“恐怖主義庇護國”，影響了其國際地位。經濟上，克什米爾谷地的長期動蕩摧毀了其旅游業和農業經濟，當地居民陷入貧困。國際關系上，克什米爾問題成為非西方國家批評西方“選擇性人權”的案例：西方國家對克什米爾地區的人權問題關注不足，而對其他地區（如敘利亞）積極干預。這種“雙重標準”加劇了全球南方的不滿。

電影《大地》（Earth）劇照。

前景難期

克什米爾沖突的歷史復雜性和印巴核武化的背景，使危機的解決前景充滿挑戰。

印巴克什米爾沖突具有多維度的復雜性：（1）歷史根源的復雜性：分治的暴力遺產、地緣政治競爭和克什米爾當地人民身份認同的撕裂，共同塑造了克什米爾問題的起源。（2）沖突的復雜性：從全面戰爭到代理戰爭，到“國際化”的復雜性，克什米爾沖突的形態演變越來越復雜。（3）政治經濟影響復雜：克什米爾沖突削弱了印巴的國家能力，摻雜著復雜的大國博弈，并頻頻引發人權危機。（4）解決前景的復雜性：眾多研究者提出的自治、軟邊界和國際調解等方案，盡管提供了多樣化的理論路徑，但要踐行于現實，障礙巨大。

總的來看，印巴分治是殖民政策、民族主義與地緣政治交織的結果，其暴力、遷移與身份重塑，塑造了南亞的現代格局。克什米爾沖突作為分治的遺產，因領土爭端、核風險與身份認同對抗，持續至今，目前的停火協議，雖暫時緩解了危機，但并未解決印巴克什米爾沖突的核心問題。

《克什米爾：爭取自由》書封。

帕哈爾加姆襲擊及其后續的印巴沖突，再次凸顯了克什米爾問題作為南亞最持久和危險的爭端的本質。印巴分治“長別離”的持久創傷、地緣政治的緊張競爭、核武化風險，以及印巴國內民族主義政治動力的驅動“暴走”，使解決克什米爾沖突成為國際社會的嚴峻挑戰。

長遠來看，解決克什米爾沖突，需要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維，形成經濟合作、民間對話和國際壓力的合力。然而，印巴核武化的陰影，兩國政治民族主義的激化，意味著短期內難以形成突破。國際社會應通過多邊機制和人道主義倡議，為克什米爾人民創造和平的空間，同時警惕印巴沖突升級為全面戰爭、核武戰爭，最終成為“不能承受之重”的全球危機。克什米爾沖突不僅是印巴當下“持久的傷痕”，也是對國際大國及聯合國機制的全球治理能力的嚴峻考驗。

撰文/劉軍

編輯/李永博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