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黃埔軍校創辦40天后，它迎來了自己的開學典禮。1924年6月16日，一張長桌，背后的帷幕上有“親愛精誠”四個大字——這是軍校的校訓。孫中山站在那里，開始了他著名的演講：

“如果人人都能夠以死為幸福，便能夠一百人打一萬人，用一萬人打一百萬人。假若我們現在有一萬人的革命軍，馬上便可以定中國，因為此刻反對革命的全國軍隊，總共不過一百萬人。因為此刻我們沒有一萬人的革命軍，所以那般貪暴無道的軍閥，便敢于橫行全國，無惡不作，事事要害國，天天要推翻共和……”

但孫中山或許想不到的是，黃埔建軍后，所面對的第一個敵對勢力，不是“貪暴無道的軍閥”，而是當地的商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口含“共和”天憲，但在商團眼中，孫中山所領導的廣東軍政府，同樣“貪暴無道”。

商團的叛亂，主因是反對過重的稅捐。而直接導火索則為，他們涉嫌私運槍械，被軍政府察覺扣留，沖突由此引發，大規模的罷市之后，持續數月的角力以軍事鎮壓收場。雖然深感危機，但包括黃埔軍校在內的國民黨軍隊，還是很利落地掃蕩了對手。

這是真正意義的黃埔第一役。它所昭示的只是20世紀屢試不爽的槍桿子叢林法則：武力最強者勝。剛剛過去的2014年是黃埔軍校創建90周年，回顧國民黨武力統一中國的歷史，平定商團叛亂是其牛刀小試的起點。

苛捐：商團總罷市

廣州商團和孫中山軍政府的矛盾，在1924年5月，即已顯化。

黃仁宇在《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這樣描述5月的罷市風波：“廣州市政府此時已歸國民黨掌握，公布擬修筑馬路，擬向各商店征資產稅為經費，用以修筑馬路，遭全市七十二行店罷市反對，由省政府通令取消原議了事。”

這個說法更多源自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查該書，關于此節的表達為：“是（5）月下旬，廣東市政廳布告統一馬路業權，擬辦鋪底捐。全市七十二行商店決議總罷市抵制，省府乃令取消，風潮始息。自此省城與縣鎮（龍江、桂洲、河村、水藤、東莞、佛山）各商團，議定聯防章程，是為商團事變之因。”

罷市的直接起因在改良馬路費，這誠然不錯，但僅語及于此則并不全面，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有過度依賴國民黨官方資料的短板，事實上會有為國民黨政府開脫的效果。

事實是，廣州市府彼時于短期內追加開設藥品捐、珠寶玉石捐、儀仗捐、果捐、花菜捐等，至改良馬路費終成最后一根稻草，令商戶忍無可忍爆發反叛之意。據《申報》1924年6月1日署名乙廬的報道《廣州總罷市醞釀之經過》：“廣州商民自軍興以來，迭被政府重重苛抽，加捐加稅層出不窮，最近又由市廳財政局布告開抽特種藥品捐（藥店罷市情形巳見昨報）、珠寶玉石捐、儀仗捐、與夫發起統一馬路旁鋪業權，以抽費二成，為改良馬路費。

商民于最近經過東西北三江兵燹后，全市商業，不有虐政之摧殘，固已日就凋敝，多有不能維持原狀之勢；若再稍加剝抽，則破產立見，今政府為搜索軍餉起見，不惜迭次向此生氣垂盡之商民，為竭澤而漁之謀，而商民遂有呼吁無門之苦痛，且最近之政府抽剝，尤以統一馬路鋪業權為商民致命之傷，蓋當此商業凋零之際，業商者已無力籌劃因一筆鉅資，為全頂鋪底之費，即無力承頂，則其勢必由政府招第三者承投，倘原鋪為第三者承領，平日商人所營之業，必馬上收盤，而罹失業破產之慘劇。同時凡在馬路旁之商店，不下萬余家，試問同受此禍者之損失與犧牲若何？此種怨毒中于人心，已無可再忍，此廣州全市商人之所以有醞釀總罷市之舉也。”

廣州商團定于5月27日全體于西瓜園集合。附近城鄉團如佛山商團等代表140人，也于該日來省，做為罷市后盾。大家推舉陳廉伯為主席，在散會后還對商團軍進行了閱操。

見商團反抗意志堅強，廣東省府決定取消馬路改良費的收取。但久受蹂躪的商團已決心共謀自衛之策。廣州商團此前數年即率先組織商團軍，在罷市成功后更發起“全省聯防章程”。制定《廣東全省商團聯防章程》，其出發點也是為了廣東全省各埠的商團軍能夠“聯同防衛、共保公安、維護商業”。從這個角度看，孫中山的軍政府，的確是他們予以防范的重要對象。

黃埔建軍前后的廣東，只是中國武力割據拼圖的一角。廣州商團有自己的聯防軍，按當時軍政府的法律，只要經由相關手續，也可購置槍支彈藥。但以孫中山和革命黨的性格，很難容忍自己治下有如此獨立的武裝集團——即便其是防御性質的商團軍。沖突的爆發早已注定。接下來一樁“私販軍火”事件，讓攤牌時刻提前到來。

扣槍：私販軍火，罪等謀亂

商團罷市后兩個月，他們從國外運輸的軍火，就到了廣東口岸。

自德國啟航的挪威輪哈佛號，1924年8月甫一抵廣東口岸，就被軍政府扣留。按照孫中山的說法，廣州商團團長幾日前到軍政部領了一張購槍的護照，聲明運送這批槍支的船剛從國外動身，最快也要40天之后才可到達廣州。實則只有4日便到了，商團領袖“又鬼鬼祟祟，私下和李福林交涉，許他二百支駁殼槍做酬勞，叫他替你們起搶。李福林不肯私相授受，沒有答應。你們又私向江防司令部交涉，拜托滇軍，要滇軍用寶璧軍艦去替你們起搶。政府事前毫不知道，所以便制止寶璧的行動。依我來辦，你們既然領了軍政部的護照，是很正式的，為甚么要暗中到處拜托人，給人家槍支，想私自起卸呢？這件事不能不令政府懷疑。”（《對廣州商團代表的演說》，1924年8月12日。《孫中山全集》第10卷。）

按《申報》8月22日的報道，廣州商團此前在軍政府領取的護照載明，40日后運來的槍支，包括步槍、短槍共8000余桿，子彈500余發，機關槍14挺。但此外尚有步槍若干及機關槍30余挺，為護照所未載。軍政府的兵艦遂將該船押運到黃埔，船上槍械盡數卸存于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由該校校長蔣介石負責保管。依規定，此案未獲解決以前，無論何人均不準動用此批軍火。商團總長陳廉伯，旋即被軍政府以“私販槍械”及“受敵運動”兩罪名通緝，他于8月12日只身逃往香港暫避。

孫中山在8月10日即批示：“取消前項護照，當即遵令通知海關，并批令該商團知照。”廣東省署于8月14日發出一則非常嚴厲的布告，宣布政府扣留軍械的理由，內稱：“為布告事，案照挪威哈輔（佛）商輪，私運大幫軍械進口，前據粵海關監督署布告，本署亦詳晰布告在案，但恐各處商團，于本案原委，仍有未盡明了，亟應再行剖告，藉杜熒惑。查槍械子彈，為軍用品，按照定章，必須將購用理由數目，先期呈奉核準，方能訂購……私販軍火，罪等謀亂，此應查究者一，各團軍領槍，查該商團公所存根，不過五千余桿，挪威哈輔（佛）商船現運槍枝將及萬桿，兩相比較，相差四千余桿之多，此項逾額槍枝，究系何人訂購將作何用，此應查究者二。”

《申報》在相關報道中分析，此次挪威輪哈佛號運來槍械之數目，溢出護照定額甚巨，政府遂不覺驚惶失措，認為商團此次購械如果僅是私運販賣則不甚要緊，某機關且懷疑商團“受敵人運動代運來省，有政治上之關系”，故堅持徹底查明事由后，才給解決辦法。

請愿：械存與存，械亡與亡

在私運槍支問題上，廣州商團也有自己的說法。

廣東省署發出布告之后，廣州商團連日召開會議，籌謀應對方案。最后議決，以大罷巿作為談判砝碼，要求發還槍枝。8月15日，商團聯防參事會發出寫給省長廖仲愷的請愿書，措辭非常堅決，內有“全粵商團，認為械存與存，械亡與亡”這樣決絕的話語。從種種跡象看，如果政府將槍械沒收，則商團的大罷巿指日可待。

廣東商團討還槍械的可能性，因廣東省內工團（工會）的介入而變得更為復雜。《申報》的報道稱，工團曾上書政府，要求將扣留商團的槍械，撥與工團組織的工團軍。政府萬一應付不妥，則可能將由政府與商人之間的惡感，進一步醞釀成勞資沖突結果，故此次風潮，關系廣東省前途至為重大。

廣州商團創建于1912年3月，待到黃埔軍校創建時，它已有自己龐大的武裝力量。扣搶事件之前，他們在廣州召開了一次商鄉團代表的聯防會議，決定于8月中旬正式成立“廣東省商團軍聯防總部”，但廣東省長廖仲愷在8月6日的告令中，稱該聯防總部“自由集合，根據全無”，“不特將來必無良好結果，更恐因此而殃及地方。”不準其成立。

評判此事，必須回歸到當時的語境。當時軍閥林立，匪患叢生，包括工團都有自己的武裝，何況商團更需財產保護。在孫中山統治廣州之前，商團軍即已存在，用當時比較流行的一個詞匯，這就是請愿書里所謂的“民治”體現。

黃仁宇在《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稱，“顯然，商團除非蓄意反叛，無須此大批軍火。”此說似缺乏證據，在槍械遭扣后，商團的確曾試圖聯絡陳炯明倒孫，但在運送槍械之初，或為抵御軍匪及降低軍政府財稅敲詐之能力。

扣留槍械案，是在否定商團軍聯防總部的設立之后發生的。它意味著商團與軍政府矛盾的進一步擴大。

在扣搶后的請愿書上，商團對哈佛號上的槍械何以比此前說明的早到，有如下辯解：“槍械為辦團命脈，中外具瞻，惟此護照，信用一失，國體攸關，護照可以命令取消，尚何依據？即鈞示所指應查各點，亦系未發護照前之手續，既發以后，似無問題，時日寬填，不過防沿埠之稽延，詎能取巧，但求早到一刻，即早一刻得享公安，一般心理，惟憂該械到達之遲，豈料反以為累。查該挪威輪途經某國，亦奉扣留，嗣查確系粵省商團所購，即立放行，可見公意所關，外人亦知尊重，況在本國，但問此械是否商團所購，商團是否有購械必要，政府是否不準民治實行？現所指為手續不完，應如何具備，乃準起卸？”

商團對槍械早到的解釋是，之前說遲很多天，主要是防止沿岸稽查耽擱。但對于槍械超過護照數量之事，終究沒有任何辯解。而從政府依法行政的角度，可以沒收超過護照限額的武器，但孫中山在扣留槍械當日，下令取消護照，卻并不合法制。

8月9日扣搶，8月12日中午，商團副團長鄧介石即組織商團及商團軍代表數百人前去大元帥府請愿，并以罷市做要挾。孫中山在大本營操場接見他們，做了解釋：“總而言之，這件疑案，經政府查明之后，如果知道你們不是要利用這些槍來打政府，政府一定把槍交換你們。如果知道你們用這些槍來打政府，那么，政府為自衛計，便不能把槍支交還你們，只有和你們決一場勝負了。”“如果你們的首領沒有野心，不來和政府作對，你們便要和政府合作，一致行動，來維持廣州的治安。但是你們領袖是很有野心的，恐怕你們和政府合作，總是從中作祟。這些種種黑幕，我都知道了。所以今日運槍的黑幕，我更要查究。你們不要以為今日不得槍，明日就要罷市。總之，政府查究這件疑案，或者是要三日，或者是五日，或者是一兩個禮拜，都不一定。必要等到查明之后，才能夠把這些槍支交還你們。你們和各位商人，總要安靜等候，不必憂政府把你們的槍支拿去了。不必庸人自擾，鼓噪暴動。”

孫中山上述言論，在當時的《廣東民國日報》對孫中山演講內容的報道中，并沒有出現。該版本的依據是后來出版的《孫中山先生演說集》，該書且將孫中山說這段話的時間錯植為8月14日。孫中山在8月12日是否有說過政府懷疑商團軍想要“利用這些槍來打政府”的話，值得進一步考證。

但在決定鎮壓請愿罷市的商團之后，軍政府關于商團軍想要叛亂的信息卻的確多了起來。

蘇聯援助：大破商團軍

商團的請愿書并未直接回應槍械超出護照部分的原因，而是試圖從更深層次的背景來解讀此次扣搶的根源：廣東軍政府對商團聯防軍進行打壓。

在扣搶后的請愿書中，廣州商團稱：“此次商團聯防，系就原有合法機關聯合辦事，當時各屬代表列席議決，一致遵行。當該部未及呈報之先，曾將辦法面請鈞示，當荷面諭準行，曁趕將情形呈報各在案。凡屬商民，方慶自治初基，財產有托，不意將屆成立，突奉鈞諭未準立案，不禁悚然，伏讀責備各條，嚴厲備至。”

按照廣州商團的說法，商團軍聯防總部的成立，是對商團自治的落實，之前曾當面獲得大元帥孫中山的同意，但在呈報之后，卻未予立案。

從相關表述看，商團是有把柄落人口實：“惟當日事機緊迫，九江之風潮甫告，水災之急賑尤殷，該團長等見義勇為，竟不暇顧及小節，致貽口實，深為可惜。至商團選舉歷十四年，均由公舉，官廳向不干涉，各代表根據前例，以為事同一律，當邀鑒原，至呈文命令一節，各代表亦謂商團性質，應有督率指揮之責，非此不足以服從，區區稱謂之微，受者既甘，稱者亦難違眾意，事由眾議，并非一己之私。若謂團友揭攻，查只江門代表略有微言，然所爭者只手續問題，與聯防無涉。觀其照繳團費，已表示服從，自余列席三百余人，確皆一致，未聞絲毫反對。總之事關公意，取決必以多數為憑，大勢所趨，似不宜過于遏抑，況聯防辦法，純為保護公安，固與政府扶植自治之旨，并無背馳，最近因應時艱，舍此似無別法，即有小疵，大醇何掩？況查急賑時期，鈞署函牘往還，亦嘗見稱聯防總部矣。何期今日竟生誤會，舉港僑數十萬金之信托團體，一百零八處之推崇，根本推翻。不特籌賑前途，恐生影響，而聯團一日未能立案，商界即受一日恐慌。昨廉伯亦經力辭，而代表大會，一致挽留，亦同此意。”

從商團的辯護看，被官府所責備的問題，主要是選舉程序和手續問題。他們以“保護公安”、“自治”為論辯手段，并稱雖未被核準，但政府此前在賑災需要商團幫助時，也曾以“聯防總部”見稱。言下之意，政府如今以此見責，屬于刻意找茬。

這之后的博弈，也令孫中山頗為頭痛，他立場并不堅定。因害怕英國軍艦的干預，孫中山一度想向廣州商團妥協，9月12日，他在要求蔣介石將扣留的槍械分發下去之后，隨即又改變主意，下令歸還商團，條件是商團要贊助百萬元經費，用于北伐。

商團不肯繳納款項，問題遲遲無解。進入10月，承受不住壓力的廣州政府開始發還4000槍支給商團，但商團要求將剩余槍械也一并歸還，并以大罷市想要挾。10月10日雙十節，沖突爆發，游行的黃埔軍校學生等各界人士和號召罷市的商團軍狹路相逢，發生槍擊事件，傷亡百余人。而此時，孫中山仍無戰勝商團軍的把握，一再要求蔣介石帶所有槍彈和學生前往韶關，全力準備北伐。

真正讓商團軍落入下風，是在蘇聯首批援助的武器抵達黃埔之后，這決定了國民黨軍政府將在接下來的激戰中獲勝。

在10月14日開始的戰斗中，從韶關調回的湘軍3000人作為主力，與張民達、吳鐵城、李福林各部及黃埔軍校第二、三兩隊學生，大破商團軍。16日晚，商團副團長陳恭受即來乞和，愿繳械贖罪。陳廉伯等九人被通緝。

民團之殤

既往關于廣州商團叛亂的歷史研究，多依據國民黨官方材料，素材既受限定，其立場也因此而難免偏頗。

《申報》1972年由英商安納斯托·美查創辦于上海，在中國新聞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相對較少黨派色彩。關于商團叛亂事件，該報也多有報道和評論，在事實和觀念層面，可補國民黨官方材料之缺。

在廣州商團和軍政府膠著之際，《申報》曾刊發一篇短評，名為《民團的前途》，作者署名韻秋。該文頗能代表《申報》的立場，其全文如下：“國民為自衛計，應當組織民團。政府為保護人民計，應當允許國民組織民團。國家軍隊應當一心對外，民團可以使他們無內顧之憂，所以國軍不但不應當仇恨民團，并且應當盡力訓練國民自衛。國軍的責任在抵當（擋）外患，民團的責任在抵當（擋）土匪，實有相成的功效。我們希望明白事理的當局要鼓勵城里鄉下的人民，組織民團自衛。我們更希望提倡民生主義的中山先生愛護廣州的商團。土匪可用槍炮槍殺良民，良民不能用槍炮自衛，豈不是看重土匪，看輕人民了嗎？”

平定商團叛亂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蘇聯的武器奧援。對黃埔軍校而言，此役開啟了槍桿子解決爭端的大門。被列寧式理念武裝的黨軍，在此之后經過兩次東征、平定劉楊叛亂，終以北伐奠定統一中國基礎。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后，很多人發現，民間組織的生存空間較北洋軍閥執政期間尚且不如。這其實并不奇怪，平定廣東商團事件是一次預演，顯示出在實力許可的情況下，國民黨統治下的政府是不會縱容民間社會存在或有威脅的力量的。但在蔣介石統治時期，各地仍有地主組織的民團，其主要作用是防范土匪侵擾，而非反抗政府。這種現象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告消失。

來源：經濟觀察報觀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