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當聯合國第三屆海洋大會在法國尼斯拉開帷幕，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人類與海洋之間的緊張關系。這是一場被生態危機倒逼出來的集體碰面，也是一場外交話語與地緣利益相互角力的國際舞臺秀。馬克龍站在大會講臺上，以“歷史性機遇”之名呼吁各國批準《公海條約》，意圖為無主之海劃下界限，為“狂野西部”式的國際水域帶來秩序；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則更直接地指出，當前人類正在“辜負海洋”，生態系統正在逐級崩塌。種種表態固然正義凜然，但當美國代表團選擇集體缺席這場堪稱轉折點的峰會時，全球海洋治理的權力真空和政治算計也暴露無遺。

對比《巴黎協定》曾引發的全球共鳴，《公海條約》的曲折命運令人警醒。該條約早在2023年即已通過談判成案，其核心內容是賦予各國在國際水域設立海洋保護區的權限，理論上有望改變當前“有法不依、無序開發”的格局。然而截至2025年6月，僅有50個國家完成批準程序，距離生效所需的60個簽署國仍存缺口。縱然另有15國做出承諾，且各方都在大會現場釋放樂觀訊號，但這一進展與全球海洋危機的嚴峻性仍顯得格格不入。要知道，全球公海占地球海洋面積近三分之二，而當前被法律嚴格保護的水域不到1%。這無疑是一份遲到的制度回應，對非法捕魚、深海采礦和污染轉嫁的“默許”，事實上早已成為某些國家的默認利益。

而此次大會最突出的地緣政治意味，無疑體現在美國的選擇性回避。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碳排放國，美國在聯合國海洋大會上缺席高級別代表團，并至今未批準《公海條約》。這一冷處理策略并非孤例，而是延續了華盛頓近年來對多邊海洋治理架構的抗拒。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到《公海條約》，美國始終以“主權限制”和“軍事自由”為由，拒絕接受被國際機制綁定。換句話說，美國希望最大限度掌握自身在全球海上行動的戰略自由，同時又不承擔與他國平等協商的義務成本。這種姿態，本質上是將公海作為戰略資產而非生態公共品來看待，是另一種形式的單邊主義投射。

而從大會話語權分布來看，法方試圖借《公海條約》為其綠色外交加碼，顯然意圖重塑國際生態治理的領導地位。馬克龍在演講中不僅高調宣示法國對海洋保護的政治承諾，還借“歷史性契機”的口號敦促他國跟進批準。這一策略在歐洲內部獲得了一定的輿論響應，但在缺乏美方實際參與的背景下，其影響力終究有上限。更何況，與法國聲稱的“生態轉型”相矛盾的是，其本國能源政策依然對核電和深海勘探抱有濃厚興趣。這種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反差，或許更容易被看作是外交場合的情緒表演而非結構性改革的前奏。

與此同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警告則顯得更加沉痛而具體。他指出，非法捕魚、塑料污染和海水變暖正將全球海洋推向生態臨界點，食物鏈解構、生計喪失和地緣沖突等連鎖效應已開始浮現。最具說服力的例證便是海洋的“碳匯功能”正在退化。海洋吸收了全球30%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然而伴隨海水溫度持續升高，這一天然緩沖系統已逐漸失靈。在極地冰蓋融化和珊瑚礁大面積白化的背景下，人類與海洋之間的互動已從“過度索取”轉為“不可逆破壞”。這不是環保主義者的煽情陳詞，而是經聯合國專家反復驗證的科學現實。

古特雷斯還指出，2015至2019年間全球對海洋治理的總投資僅為100億美元，遠低于聯合國估算的每年1750億美元所需。這種資金缺口反映的不只是發展中國家能力有限，更揭示了西方國家在口頭承諾與實際出資之間的結構性落差。在氣候議題上，美國和歐盟常以“領導者”自居，卻在涉及實際財力承擔時頻頻后退。這種“虛榮式環保”，正是聯合國大會多年喊破嗓子也難以形成轉折的根本原因。

而英國威廉王子的發言盡管形式溫和，卻同樣釋放出微妙的警告。他提到“海洋保護是我們以前從未面對過的挑戰”，意在強調問題的廣度和系統性，實則也暗示現有體制與能力之間的巨大鴻溝。英國本身在海洋事務中扮演著“海上老牌帝國”的角色，其在全球公海上擁有龐大的商業與戰略利益，因此其所呼吁的“新共識”更像是一種道義施壓，也是一種外交策略。問題是，當“軟性勸說”難以撼動現實利益分配，各國之間究竟是否有勇氣邁出那決定性的一步？

尼斯大會表面上熱烈討論，實質上充滿權力分化與責任卸載的張力。海洋危機本是全球性難題，卻不斷被碎片化地轉化為地區事務和雙邊磋商。這不僅削弱了聯合國的多邊調控權，也使得每一次大會成果都更像是一紙空文。無論是條約生效所需的法定簽署數，還是資金、執法、數據共享等技術環節，若沒有世界主要海洋國家的實質介入，所謂的“保護愿景”很可能再次止步于象征性聲明。

此刻的全球海洋，正在以沉默的方式提醒人類：治理滯后帶來的代價遠比預估更為沉重。尼斯或許只是一次嘗試，但沒有美國參與的努力，注定難以形成全球行動的真正合力。下一場風暴襲來之前，誰來為這片深藍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