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之先生，您真要從稿費里支兩千塊給溥儀？”章士釗推了推眼鏡。1964年2月的中南海座談會上，毛澤東夾著香煙的手停在半空：“他畢竟當過皇帝嘛。”這段對話背后，藏著新中國改造末代皇帝的罕見歷程。從紫禁城到戰犯管理所，從傀儡政權到人民公民，愛新覺羅·溥儀的人生軌跡堪稱近代史最特殊的標本。

1945年8月19日的沈陽機場，蘇聯紅軍截獲的不僅是偽滿“康德皇帝”，更是一個亟待破解的歷史命題。當溥儀蜷縮在蘇聯囚車里時，他或許想不到，十年后北京發出的特赦令會改變他的命運。有意思的是，撫順戰犯管理所的鍋爐房里，這個連系鞋帶都要人伺候的末代君主，竟在管教人員指導下學會了燒開水。某次勞動間隙，他盯著咕嘟冒泡的水壺突然感慨：“原來水要燒到100度才會開。”

毛澤東對溥儀的特別關注始于1956年。那年春天，載濤揣著特批的探監證明走進撫順時，管理所所長特意提醒：“他最近在讀《資本論》。”當這位前清貝勒見到穿灰布制服、能自己縫補衣扣的侄兒，驚得連茶碗都端不穩。溥儀給七叔展示的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著“勞動創造價值”的感悟，字跡雖歪扭，墨跡卻新鮮。

1959年12月4日，首批特赦名單公布時的場景頗具戲劇性。當審判員念到“愛新覺羅·溥儀”時，會場靜得能聽見鋼筆落地的聲響。這個曾三度“登基”的末代皇帝，抖著手接過特赦令時，淚水把文件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個字暈染得模糊不清。次日《人民日報》頭版照片里，他胸前嶄新的公民證在陽光下反著光。

周恩來在安排溥儀工作時展現的智慧令人稱道。當有人提議讓溥儀回故宮當講解員，總理擺手笑道：“這不合適。好比請監考老師重回考場，考生們還怎么安心答卷？”最終選定的北京植物園溫室，既符合溥儀對植物的興趣，又避開了敏感場所。溥儀第一天上班時，盯著溫室溫度計看了半小時，突然對同事冒出一句：“這里比養心殿暖和。”

1961年的中南海接見堪稱歷史性會面。溥儀進門時差點被門檻絆倒，毛澤東伸手扶住他說：“皇帝也要重新學走路嘛。”五個多小時的談話里，毛澤東詳細詢問了偽滿時期的細節，當聽到溥儀說“那時我就是個蓋章機器”，突然拍案：“這個比喻好！帝國主義要的就是蓋章機器。”臨別時主席特意囑咐廚師：“給溥儀同志加個紅燒肉，他在長身體。”那年溥儀55歲。

《我的前半生》的創作過程充滿波折。初稿被退回修改七次，編輯在批注里寫“要少些哀怨，多些反思”。溥儀急得在宿舍轉圈，把鋼筆摔了三次又撿回來。最終付梓時，他堅持在扉頁印上“獻給毛主席”，被出版社改成“獻給新時代”。這本自傳在日本引發轟動，有讀者來信問：“您真的會自己擠牙膏嗎？”

關于那2000元稿費，有個細節鮮為人知。章士釗帶著錢到溥儀家時，正撞見他蹲在煤爐前生火。溥儀抹著臉上的煤灰接過信封，突然轉身從抽屜里取出個鐵盒：“這是政府給我補發的公民證，您替我謝謝主席。”鐵盒里除了證件，還有張泛黃的宣紙，上面是他用毛筆抄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

溥儀的婚姻問題曾讓統戰部頭疼。李淑賢第三次鬧離婚時，周總理派秘書送去兩斤水果糖：“你們一個學醫，一個學歷史，正好互補嘛。”后來這對夫妻逛故宮，在太和殿前被游客認出。有人喊“皇上吉祥”，溥儀急得跺腳：“新社會沒有皇帝，只有公民愛新覺羅·溥儀！”

1967年深秋，當癌細胞吞噬這個末代皇帝時，他床頭還擺著《毛澤東選集》。據護工回憶，溥儀最后清醒時突然問：“現在植物園的溫室，溫度控制準不準？”這個曾坐擁四海的人，臨終牽掛的竟是幾株熱帶植物。十三載后追悼會上，覆蓋骨灰盒的紅綢映著八寶山的蒼松，倒像是給舊時代畫了個句號。

毛澤東的稿費使用清單里，溥儀那筆只是滄海一粟。從資助章士釗到接濟李銀橋，這些支出記錄如今仍保存在中央檔案館。泛黃的賬本上，“溥儀同志”四個字寫得格外工整，旁邊標注著“特殊補助”。歷史總是充滿悖論：最該被清算的人，反而得到了最溫暖的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