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吳殿甲，時任中共沁水縣工委書記，公開身份是沁水縣人民武裝自衛隊副總隊長，由于黨的關系暴露，1938年2月19日，即長治失守的前一天，我和沁水縣人民武裝自衛隊總隊長包熙珩，奉調從沁水來到長治。

老戰士吳殿甲

當時長治城內一片混亂，傍晚，我們找到到了民大六分校，與教務主任車敏瞧見了面，當時車敏瞧正在集合學員準備向外地轉移。我倆也隨隊出發。走到離長治城約40里的蔭城鎮時，天已午夜，部隊就在鎮上住了下來。

十人十槍十元錢受命留下創建游擊隊

第二天，大隊出發前，車敏瞧將我和包熙珩叫到一邊。我一看，那里已坐著8位同志。他說：

“老吳、老包同志，你倆留下參加這支游擊隊，和他們一道在長治一帶打游擊?！?br/>

開國少將車敏瞧

那8位同志除每人1支槍外，還富余2支，我和老包各拿了1支。車交代完任務，又從兜里取出一張山西省出的拾元“大花臉”鈔票。說：

“這是你們的活動經費。”

于是，我們10個人，10支槍，10元錢的游擊隊就算成立了。我問，游擊隊叫什么名字呢？都說沒有名字，我跑步追上車敏瞧問：

“老車，我們游擊隊還沒有名字哩?”

他想了想說：

“就叫民大六分校游擊支隊吧！"

我返回同大家先在鎮上小飯館吃了頓面條，花了兩元半。這時，從長治方向過來一支隊伍，一看是長治縣人民武裝自衛隊，共6個連800余人，每連都打著一面國民黨軍旗。

我們原本想跟著這支隊伍，爭取進去做政治工作，結果跟著走了一個晚上，天亮時，部隊來到高平縣境。原來每面軍旗下百余人的隊伍只剩下二三十人了。一夜之間跑掉了三分之二還多。再看這些人，稀稀拉拉，不像軍隊樣子，連槍都是用抓來老百姓用牛車拉著。

我們見此景況，心想，要收攏并爭取他們已相當困難了。兄且天已大亮，我們估計占領長治的敵人，極有可能繼續進犯，飛機會很快來這一帶掃射、轟炸的。我同大家商量，決定離開他們，走我們自己的路。

離開前，整理了一下隊伍，結果發現少了兩人，這兩人是民大六分校的學員。我們本來只有10人、10支槍的隊伍，現在僅剩下8人8支槍了。

選舉游擊隊隊長指導員擴大游擊隊

這天晚上，在高平縣城東北店上村一個地主家長工住的牛棚里，我們召開了全體人員會，決定選舉游擊隊的隊長和指導員，會議剛開始，從外面進來兩個人，一人背著一支沖鋒槍。

問過之后，才知道他們是隨長治自衛隊來的兩位村長，想回家鄉和我們一起打游擊。一個叫金雙朝，另一個只記得姓李，都是黨員。這樣，我們又恢復了10個人10支槍的編制。隨后大家選舉確定隊員李超為指導員，我為隊長。

22日早上，我們返往長治地區。到高平東邊的米山鎮一帶。和我一塊來的包熙珩要回沁水。他出來之前，雖然閻錫山顧固派懷疑他是黨員，撤去了總隊長職務，但還擔任著總隊政治指導員之職。老包走時對我說：

“老吳，我回去了，你在長治堅持抗戰，我在沁水打游擊，將來咱們在戰場上相會吧！”

送走了包熙珩，剩下我們9個人回到了長治縣，住在西火鎮附近的一個小村子里。白天，李超和大家出去發動群眾，擴兵征糧。我則留在家對新擴來的隊員進行政治教育、軍事訓練。10多天，游擊支隊就擴大到90多人，駐在蔭城鎮附近的東莊大廟里。

這段時間，我和李超、岳宗泰住一個窯洞，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李超就是中共長治縣委書記，縣委有4個委員，也都在我們這個游擊隊里。他們是岳宗泰、戴登潤(戴蘇理)、李如春(黎玉純)和段炳武。黨員除縣委的4個委員外，還有和永勝、金雙朝、劉奎泰和我。

遭頑軍偷襲槍支被搶損失慘重

我們回到長治進行了一段工作后，這時長治縣自衛隊余部和國民黨長治縣公安局合編為長治縣游擊支隊，共100余人，分為5個隊，每隊二三十人。一、二、三隊由自衛隊的人組成，四、五隊由公安局的警察組成。支隊長是國民黨長治縣長聶士慶，副支隊長是公安局長田俊。

他們見我們隊伍能在長治縣境立住腳，也就從高平一帶返回了長治。聶士慶見我們當時槍比較少，就圖謀兼并我們，我們不答應。這樣，雙方就派出代表談判。我作為我方的代表，帶著4個人參加，他們的代表是田俊，也帶著4個人。我們提出和他們合編的條件是：

一、我游擊支隊不編散，保持獨立自主；
二、我們有擴大部隊的自由，擴大多少不受限制；
三、我們的政治工作制度不變，并派政工干部到他們的支隊里去；
四、長治收復之后，我們即歸民大六分校建制。

這4個條件他們都不接受，非要把我們隊伍編散，因而談判毫無結果。我們原來每天晚上都要把隊伍拉出去進行夜間演習，這天晚上，卻有點麻痹大意。岳宗泰當時分管后勤，他問我：“今夜還演習不演習？要演習，咱們還有剩飯。"

國民黨游擊隊

我因為聶士慶不答應我們的條件，心中很惱火，說：“睡覺，不演習了。”

不料剛入睡，聶就派他的二隊突然把我們包圍了，隊長姓謝。這天晚上，我們是分隊長趙俊帶崗，姓謝的對趙說：“我奉命來收繳你們的槍?！?/p>

趙俊認識他是友軍的隊長，說：“你開什么玩笑。"

我和指導員當時都睡著了，槍支彈藥掛在墻上，謝的隊伍點著火把，把槍搶了，接著又放槍，大家被驚醒。那個姓謝的問：“你們的吳隊長呢？"

我在屋內正準備站起來。和永勝一把將我按倒。隨手把一個戰士的瓜皮帽蓋在我的頭上。說：“吳隊長出去了，晚上沒有回來。"掩護了我。這家伙聽說我不在，就帶著人，拿上我們的槍走了。

一把刺刀一支手槍再次重建游擊隊

在這幫人離開之后，我環顧四周，隊伍散的已所剩無幾。原來是聽到槍響，許多新隊員都嚇跑了。我找到李超，一起召集我們原先的那幾個骨干開黨支部大會。

會一開始，我就檢查了由于我的疏忽大意給部隊帶來的損失，隨后討論今后的工作開展問題。一些同志對游擊隊今后的發展有顧慮，產生了失望情緒，認為槍沒有了人也剩下不多了，隊伍還能不能存在下去？

我說，賀龍同志憑著兩把菜刀鬧革命，創造了強大的紅軍。我們現在雖然大部分戰士散了，槍暫時沒有了，但我們的骨干都在，黨員都在，縣委的領導也在。我們周圍的壺關、陵川縣都有黨和犧盟會領導的游擊隊，八路軍離這也不遠，我們能重整旗鼓，發展我們的支隊。

說到這，和永勝從褲襠里抽出了一把刺刀和1支只有一響的“撅把子"手槍。原來聶的隊伍進來搶槍時，這刺刀和手槍正放在他的枕頭下面，他悄悄拿起塞進了褲襠里。他拿著這個對大家說：

"我們還有武器，只要齊心協力，相信游擊隊會發展壯大起來的。"

經過討論，大家對前途又充滿了信心。會后，我們立即做隊員們的工作，大家的思想也通了。天快亮時，我們離開這兒，向壺關縣轉移。我們在壺關一個村子的大廟里住下。武器只有這一把刺刀和一支“撅把子"，隊員站崗就把刺刀和手槍帶上。

在壺關縣行頭村，我找到了壺關縣長兼游擊支隊長張恒業。他很支持我們，給了4石小米，使我們先有飯吃，然后他給聶士慶寫了一封很有分量的信，要聶立即把搶走的槍支彈藥退還給我們，并建議他和我們合作抗日。李超找到了陵川縣游擊支隊李隊長、縣犧盟特派員衛逢祺等人，他們也給聶士慶寫了信，并派代表去與聶士慶交涉。

衛逢祺

在這兩個縣的壓力下，聶不得已把槍支退還給了我們，并同意兩個游擊隊合編到一塊。那次談判我們提出的4個條件，他們答應了3個，只是不要我們派政工干部到他們支隊去。1938年3月初，我們正式和長治縣游擊支隊合到一起，我隊編為第六隊。

此后，我們即以“長治縣抗日游擊支隊”的名義出去活動，較以前方便多了。我們的隊伍經常參加打游擊，而聶的那5個隊不敢輕易出去打仗。

首次戰斗是我帶1個班，協同東北軍1個營掩護長治縣政府、游擊支隊和蔭城人民群眾轉移。其次，是與四、五兩隊在韓店南的雨裂溝，打退了一小股日軍騎兵；再次，是經常掩護隊自衛隊和人民群眾破壞長治至高平的公路、橋梁，切斷敵人的運輸。

經過我隊一系列戰斗活動，小股日軍和漢奸隊不敢隨意來這個地區燒殺搶掠了。在參加戰斗活動和發動群眾的同時，我們也不斷擴大自己的武裝力，很快發展到50余人，槍增加到10多支。

頑軍拉攏不成再次陰謀武力解決

聶士慶看到我隊不斷發展壯大，就想用收買拉攏的辦法來控制我們。當時隊伍表面上是官兵一致，每月都是發一塊錢的津貼，可實際上每隔十來天，聶就給隊長發一次餉。一天，他把6個隊長召集到一起發餉。特地問我：“生活困難嗎?"我說：“不困難?！?/p>

之后，他要每月給我40塊，我本想拒絕，轉眼一想，隊員生活很困難，有了這筆錢，可改善大家的生活，于是把錢領了交給司務長劉泰，用來改善隊里的伙食。

聶見收買我們不成，就想用武力解決。他不敢在我們集中時解決，而采取在分散活動時下手。一天，我和和永勝帶著4名隊員來到東和村活動。任務完成后，安排好崗哨，在一個大院休息。

不一會，流動哨就發現聶的一個隊來了，要包圍我們。我們立即從墻頭上跳出去，避免了遭受突然襲擊。事后，我們向聶提出了抗議，揭穿了聶的陰謀活動。

突破頑軍封鎖歸建民大六分校

1938年4月底，日軍九路圍攻上黨地區被我軍粉碎，收復長治城后，我隊同縣游擊支隊一起回到了長治城里。進城后我們積極抓漢奸，收繳散落的槍支，積極擴軍，10多天游擊隊就擴大到近百人。與我們相反，聶士慶一伙進城后，卻大肆搶老百姓的錢糧，還搞大煙土買賣。

這時，決死隊一個團進到城里，民大六分校改編的游擊隊，住在長子縣石哲鎮。一天，民大六分校校長廖魯言進城，我向他提出了歸隊的要求，他答應了。我就去和聶交涉，可是他不讓。

我說，我隊不屬于你們的編制，這是當初說得很清楚的。現在把日軍打走了，長治城收復，我們歸還建制是理所當然的。

他見軟得不行，又想用武力來解決。他將4個隊分別堵住4個城門，剩下1個隊留做機動，不讓我們隊出城到石哲鎮去。我立即將情況向廖校長作了匯報。當天晚上，廖派民大六分校游擊第一支隊長張國斌率領部隊來迎接我們。

5月13日，我隊在前，張率部隊在后，從西門出城，到石哲鎮歸建去了。歸建后，我支隊編為民大六分校游擊隊第四大隊(連)。

1938年7月，我們民大六分校游擊隊參加了圍困盤踞在晉城日軍的戰斗。收復晉城后，這個游擊隊改編為山西第五行政區保安第四支隊。

1939年6月，又改編為山西保安第十團第三營。在反頑斗爭和抗日戰爭中成長在太行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