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各方觀點在客觀證據的框架內碰撞，爭議本身就成為逼近真相的必由之路。

▲青海黃河源發現的石刻線描圖。圖/微信公眾號“光明文化記憶”

文| 原平方

6月8日以來，一則“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的新聞，引發廣泛關注。

據了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8日發文介紹，近期，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調查中，發現一處37字秦代摩崖石刻題記。這一黃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留下的唯一一處還現存于原址的刻石，同時也是保存最為完整的一處，意義十分重大。

仝濤稱，該石刻鐫刻字體為典型的秦小篆，所刻內容大意為：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領一些方士，乘車前往昆侖山采摘長生不老藥。他們于該年三月己卯日到達此地（黃河源頭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約一百五十里（到達此行的終點）。仝濤認為，石刻內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解決了國人千古爭訟的關于“昆侖”“河源”的精確地望問題。

能在青海的黃河源頭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的石刻，當然是個驚人的發現，引發熱議自然不足為奇。

在輿論場上，有人認為這是考古新成果，也有人高度懷疑其真實性，甚至斥之為“石刻造假新‘高度’”。而據媒體報道，早幾年就發現這一石刻的青海師范大學侯光良教授則認為，“這是古代遺物，不存在偽造”，不過石刻可能是“元代或清代的”。

學術辯論就要“打破砂鍋問到底”

事實上，不管“信以為真者”還是“疑其為假者”，基本上都是考古學者，或與考古學科相關的歷史學者、語言學者或地質學者。原因在于，“考古”屬于一門專業性很強的學科，不像評品文章那樣可以“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由主觀喜好左右。

此事中，外行只能看熱鬧，內行才能看門道。也正是由于考古這一學科的專業性，相應的爭論才有討論的前提和基礎，而不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似的各持己見，缺乏客觀依據的打嘴仗。

現實中，巖石不會說謊、地層不會騙人，在考古的世界里，每一塊碎片、每一處遺跡，都蘊含著歷史的真實信息，等待著學者們用科學的方法去解讀。

考古鑒定一件文物的真偽，要經由地層學、類型學等這些科學標準判定。而真正的學術爭論需要求真，需要拿論據說話，需要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進行各種證據鏈條的“錙銖必較”。

應該說，“真理越辯越明”，當各方觀點在客觀證據的框架內碰撞，爭議本身就成為逼近真相的必由之路，同時也構成學科發展的動力。這樣的熱議，這樣不揣測動機的學術爭鳴，無論再怎么針鋒相對，也是“吵吵更健康”。

究其原因在于，健康的學術爭論可以為研究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促使學者們不斷反思、完善自己的觀點。

回顧學術史，類似的爭論數不勝數。從關于仰韶文化的來源之爭，到對良渚古城遺址性質的探討，每一次激烈的爭論，都或多或少在推動整個學科的進步。

不妨在爭鳴中得出定論

不過，也必須承認，對于考古學這種關于文物真偽問題的討論，也有其特殊的地方，原因在于，判定一件文物是假的，比較安全、保險；相反，如果說一件文物為真，就需要提供各種資料和證據來證明，確保每一個環節都經得起推敲。即便如此，也存在看錯的可能性，容易被“打臉”。

另外，縱使被認為是真的“假文物”，時間長了也會露出破綻。在這一意義上講，認定一個文物是假的，要比證明一個文物是真的要容易。換言之，否定一個結論或許只需一處疑點，確立一個定論卻需鐵證；“斷言無”可憑邏輯推演，“證明有”則需環環相扣的證據。

這種肯定的艱難性，要求考古工作者具備更為嚴謹的態度、更為扎實的學識以及更為堅韌的毅力。也因此，對于本身具有“謹小慎微”特性的考古學來說，或許也該持一種“同情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石刻無言、學術有道。今天關于石刻真偽問題的爭論，自然會在爭鳴中得出定論。同時，學術爭議爭鳴本身也是良好學風、治學態度的一種體現，會給公眾一次科學精神的啟蒙——學術不只是甘坐冷板凳的沉潛，也有敢于發聲與質疑的理性，還有尊重證據的謙卑態度。

所以，不妨將這次的昆侖石刻爭議視為一次“求真精神”的學術淬煉，一次科學精神的生動課堂。

而且，昆侖石刻爭議的背后，也彰顯出公眾對于歷史文化的熱切關注與濃厚興趣。在信息傳播日益便捷的當下，考古發現不再僅僅是學術圈內的事，也會迅速成為社會熱點話題，引發大眾的廣泛討論。這既為考古學的普及提供了契機，也對考古研究成果的發布與傳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撰稿 / 原平方（學者）

編輯 / 馬小龍

校對 / 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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