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尚與物質主義》一書中，烏爾里希·萊曼（Ulrich Lehmann）揭示了時尚產業作為“服裝紡織品生產體系”的物質性本質 —— 既包含衣物的物理屬性，亦涵蓋穿著者的感知體驗。這一概念也與莫里斯·梅落 - 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提出的“時尚是一種觸覺或具身（embodied）”形式理論共振。

長久以來，時尚逐漸以層次豐富的社會現象被人們所認知和理解，被視作可以解讀的美學“文本”或符號現象。執掌設計 Dior 2025秋季女裝成衣系列的瑪麗亞·嘉茜婭·蔻麗（Maria Grazia Chiuri），正是以服裝為媒介書寫女性主義宣言的忠實實踐者。當眾多品牌仍在形而上學層面探索時裝的精神性時，Dior 2025秋季成衣系列則通過重塑品牌與日本的歷史，完成了一場向服裝本質的徹底回歸 —— 系列以對材質、剪裁、工藝與細節的極致追求，莊嚴宣告高級時裝的終極奧義在于可被身體感知的穿戴體驗。

本次發布的秀場選址在始建于公元796年的京都東寺，這是一個全新起點，也從另一層面詮釋了不因時間流逝而褪色的匠藝價值。除古樸恢弘的金堂和靜水流深的庭園，寺中的五重塔也是京都的一個重要地標。這座日本最高的木造塔在17世紀中修建完成，其歷史卻可追溯到9世紀初，它的存在本身就記載著唐代佛教遠渡重洋的歷史和遷都平安京后的煊赫與滄桑。

在沉靜婉轉的提琴曲和來自坂本龍一的旋律中，被花與樹影掩映著的五重塔流露著悠然的古韻；繁復如織的晚櫻又在夜間溫和的光線里透出淡淡粉色。如此場景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時裝設計的最后一筆，建筑之美與衣飾之美在這里構成的精巧互文，正契合了Chiuri設計中透露的“服飾與身體的關系，恰如建筑與其內部空間 —— 服飾為身體而生，身體經服飾塑型”的初衷。

粉色櫻花與蒼翠綠葉的組合，讓人想起迪奧先生在自傳《Dior by Dior》寫到的“以混合了粉色與灰色的粗磚建造的童年居所”，庭前建有一座鐵藝溫室，里面種著他母親喜愛的綠植。后來他在巴黎的寓所里再現了這些深植在童年記憶中的靈感來源，那是一座更加華麗和藝術性的房子，擁有竹子和稻草構建的寶塔式屋頂和形似日本版畫的大幅玄關裝飾，用他的話說，“浮世繪與版畫就是我的西斯廷天頂畫”。

于是在1949年的秋冬高級訂制系列，他用獨具光澤和日式紋樣的錦緞制作“Esquisse”禮服，這條帶有Dior標志性腰部設計的禮服裙以仿照和服形制的寬腰帶和交領傳達一種別具一格的東方情調；他張弛有度的廓形設計與傳統和服的精致優雅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共通點，這讓他在1953年制作的受和服長袍啟發的“Jardin Japonais”禮服得以散發兼具優雅與戲劇感的多元氣質。

歷史總是充滿先見。盡管迪奧先生未曾親臨日本，但1953年他在東京舉辦的時裝展，已然埋下了高級訂制與日本工藝跨時空對話的種子。這二者的共通之處，或許正在于它們對時光的超越性。為了致敬這一動人的共通點，Dior 2025秋季成衣系列帶來了三家工坊的合作作品。

Kihachi Tabata是一家以“友禪”染色技藝聞名的傳統工坊，為了貼合發布當下的春季時令，工坊從“Jardin Japonais”圖案中汲取靈感，用靛藍和珊瑚紅手繪了櫻花圖案。而擁有90年歷史、以刺繡起家和蒸汽引染技法出名的Fukuda工坊則制作了風景印花圖案。該工坊染色技術以沒有邊界線的模糊染色為特色，這種技術通過在每次染色過程中對顏色進行加熱烘烤和分層著色的處理，營造出一種透明感。“這源于我已故的父親Yoshishige Fukuda希望以染色來表達蒸汽文化的理念”，Yoshiyuki Fukuda介紹道。為配合此次系列，模糊的染色經過精心調整和安排，以促成刺繡技藝的三維立體效果，得以詮釋Chiuri對“光線穿透森林”畫面的愿景。

第三家則是龍村美術織物工坊（Tatsumura Textile）。“20世紀50年代初，迪奧先生開始與京都的一家絲綢供應商合作。他受到日本紡織品的卓越品質的啟發，隨后為他的一個高級訂制系列設計了一系列標志性的造型。為了向這份貫穿環球旅行和充滿激情對話的悠久傳承致敬，我非常榮幸能夠為Dior的京都故事譜寫新的篇章。京都是歷代才華橫溢的工匠精心打造的獨家工藝的搖籃。”迪奧先生被龍村紡織的絲綢面料之美深深吸引，在1954秋冬高級訂制系列中攜手該工坊打造了三套臻作，并分別命名為“歌磨”（Utamaro）、“東京”（Tokyo）和“羅生門”（Rashomon）。這家工坊至今仍聘用制作原版作品的九旬工匠，品牌與工坊共同延續創始人的精神，令傳統織造與現代時裝在經緯交織間煥發新生。

Dior尊重傳統，該系列仍充滿現代感。“我深入研究和服之美及其造型背后的哲學。定義和服的是身體，”Chiuri在后臺預展中如此闡釋，“在西方時尚界，情況往往恰恰相反 —— 人們期望身體與服裝相契合。”該系列的修身線條繼承了日式和服，造型搭配的分趾高筒靴也與歌舞伎表演藝術息息相關，此外，忍者款芭蕾平底鞋、系帶木屐涼鞋或草編人字拖，以及經由女帽設計師Sawa Vaughters重新演繹后的笠帽（Kasa Hat），這些配飾無一不指向日本的匠心匠藝，構建著服飾與身體的關系。

迪奧先生的繼任者們延續了他對日本文化的熱忱，并以極具個人風格的方式將Dior的日本靈感塑造為一只幻彩的萬花筒。Marc Bohan曾在1964年和1971年在日本辦秀，并在1971年的東京秀場中致敬歌舞伎藝術。三十多年后的John Galliano則將文化借鑒與時裝表達融匯得登峰造極，以日本歌舞伎表演為靈感的2007春夏高級訂制秀至今仍然是他最為大眾所津津樂道的代表作之一，折紙藝術、木梳折扇、笠帽和服，無處不在的日本文化元素與他一貫擅長的法式洛可可風格禮服自然融合，在悠揚婉轉的《蝴蝶夫人》唱段下，將“物哀之美”推向極致。相比之下，Raf Simons更看重現代日本的文化與藝術，他在 Dior 2015早秋系列中關注東京的未來主義建筑，以及那些走向世界的日本設計師。

而到了Chiuri這里，事物似乎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循環，她從剛剛于京都國立近代美術館閉幕不久的時裝展《Love Fashion: In Searchof Myself》中獲得關于衣物與人的穿著目的啟發，從個體自我滿足和自我表達的意愿與想象出發，以更加現代和更偏于中性的設計，塑造了一種更符合當下時代情緒的自然主義效果。

極致的工藝和極簡的廓形共同造就了這個流露著禪意的系列。工藝（包括制衣之道本身），因此而成為一個聯結起過往與當下、東方與西方、時裝與藝術的重要載體，正如Chiuri所言，“當你談論工藝、絲綢和印花時，它們就像是一種連接世界時尚的語言”。

這些被寄予多重物質與文化內涵的載體，用對個體自我表達的重視消解了身體與衣物的主客體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著難得一見的、機械復制時代的人們所向往的“物外”境界。本雅明所述的“靈韻”，因此而得以保留。

攝影Tess Ayano

集團時裝總監Tim Lim

撰文何冰輪 & 木蘭

編輯Mark Liu

化妝Make Masako

發型Yuki Shiraishi

模特Mika Schneider

制片Justin Xu

攝影助理Shota Kamei, Kotaro Yamamoto

造型助理Jean Wang

封面服飾Dior 漸變米色花卉圖案長款連衣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