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1日，中國政法大學，夏吟蘭上完退休前最后一課后，與學生合影。受訪者供圖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頒布的五周年紀念日，2025年5月28日，中國法學會民法典編纂項目婚姻家庭編立法課題組主要負責人、法學家夏吟蘭因病在北京逝世。

　　消息來得突然，以至于6月1日，在八寶山公墓的告別儀式上，許多吊唁者還沒回過神來。在他們的回憶里，夏吟蘭幾個月前參加了外地的學術會議，幾天前在和青年學者討論書稿修改，她還報名了6月初的單位退休職工黨支部活動。

　　“平常嘰嘰喳喳的、未見其人先聞其笑的人，突然就沒了。”一位排隊進入告別儀式大廳的吊唁者說，“她才68歲。”

　　約200人參與了夏吟蘭的告別儀式。和她一起坐著馬扎學法律的1979級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同窗來了。她的學生來了——在中國政法大學，她教了一輩子書，曾獲評“最受本科生歡迎的十位教師”。來的還有同事、民間婦女權益保護組織的工作人員、家事律師等。

　　“她是把男女平等的口號落到實處的人。”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理事郝惠珍回憶，夏吟蘭說過，“讓應該看到的事被看到，應得幫助的人被幫上”。她曾花了十多年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制定和實施。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薛寧蘭回憶，21世紀初，她和夏吟蘭等4名婚姻法學者研究反家暴問題。他們去女子監獄調研，與在押人員中曾遭受家暴的婦女對談。有些人經歷了多方求助未果，最終選擇以暴制暴。還有些長期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會幫助受害者反抗施暴者。

　　“當時，公眾對家暴的認知太落后了。”薛寧蘭回憶，那會兒的一個社會共識是，法不入家門。夏吟蘭也曾對媒體回憶，許多人認為，家庭暴力是私事，社會力量不應當介入干預。

　　多次調研訪談后，夏吟蘭和薛寧蘭等人加深了對反家暴的認識。薛寧蘭說，學者們意識到，反家暴法應該是綜合法、社會立法，需要多個政府部門介入，采用多種手段。比如，受害人能向人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公安機關可以對家暴情節較輕、不予治安處罰的加害人出具家庭暴力告誡書等。

　　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蔣月回憶，有人曾經質疑，反家暴法是婚姻家事領域的法律，如果要規定公安機關“干活”，是否合乎法理。學者們通過調研，發現公安機關的民警支持立法反家暴。“他們日常出警也要處理家暴，如果反家暴立法，民警出警和干預將會有更明確和充分的法律依據。”

　　在推動反家暴立法的十多年里，夏吟蘭堅持去調研、對媒體發聲、寫學術論文論證每一個法條的細節。她還為反家暴組織當志愿者，為家暴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薛寧蘭形容，反家暴法最終靠學術界、政府、司法機關等各方力量合力推出，既借鑒了國際經驗，也依托中國特色——夏吟蘭始終參與其中。

夏吟蘭 受訪者供圖

　　一名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回憶，反家暴法實施后不久，在課堂上，同學討論起一個很難依法解決的案例，氣氛熱烈。這名學生記得，當時夏吟蘭說，反家暴法是試探性、試驗性的法律，走出了第一步，以后要持之以恒繼續爭取。

　　夏吟蘭也曾對媒體說過，“1比0大”，意思是，盡管反家暴法在落地過程中還存在許多問題，但它標志著對家暴行為的預防與制裁已經進入司法范疇，是法治中國的一座里程碑。

　　中國政法大學2006級博士鄭廣淼覺得，夏吟蘭繼承了她在中國政法大學的老師巫昌禎、江平的觀點：法，有比沒有好。夏吟蘭認為，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完美的，先立法解決問題，將來再修正。

　　“即便法條不能完整體現她的思想，她也不糾結，超越學術上的榮辱，選擇先寫出來。”鄭廣淼說，今日的法條可能是夏吟蘭這樣的學者20年前的吶喊，“要把社會問題法治化，需要學者先論證它，再讓大眾接受它”。

　　除了反家暴法，夏吟蘭還推動了禁止性騷擾的規定和家務勞動補償寫進婦女權益保障法與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她主持過教育部的性騷擾防治課題，在充分調研、研討基礎上推出了性騷擾防治法的項目建議稿。

　　薛寧蘭說，婚姻法的學者需要有社會責任感，有人文關懷，始終保持對新的社會議題的關注。蔣月回憶，夏吟蘭支持男女同齡退休，希望女性在職場晉升、提拔方面獲得更多機會。

　　今年是反家暴法實施的第九年，全國多地結合本地實際情況，相繼出臺了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規。比如，青海省把家庭成員以外具有監護、扶養、寄養、同居等關系的共同生活人員納入保護范圍，讓更多潛在的受害者能夠得到法律的庇護。

　　一位教授寫文章回憶，2017年討論民法典“婚姻家庭編”時，有人建議把婚后所得共同制修改為婚后勞動所得共同制，認為前者可能助長不勞而獲的風氣，有人提出反對，一時爭執不下。最后，夏吟蘭提出，中國農村大量出嫁婦女事實上不能繼承自己父母遺產，如果再剝奪她們對丈夫遺產的共有權利，會使她們面臨兩頭空的境地，不宜作此修改。

　　夏吟蘭曾獲評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先進個人。薛寧蘭說，她身上有種善于傾聽、包容、平等待人的氣質，在團隊中愿意博采眾長，使得許多人愿意信服她，長期密切地與她合作。

　　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認識夏吟蘭的蔣月回憶，很少見夏吟蘭皺眉頭，她總是積極陽光、爽朗親和。作為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會長，夏吟蘭主持討論時經常讓每個與會者都發言，再根據大多數人意見作決定。

　　在學生們的回憶里，夏吟蘭講課激情澎湃，中氣足、聲音亮，從來不用擴音器。“干脆”“利落”“直爽”是旁人描述她時的常用詞語。

　　中國政法大學2021級博士賀萬裕說，夏吟蘭上課總會精心打扮，她愛美、愛花，會組織學生去春游、到自家包餃子。

　　賀萬裕說，有次她給本科生上課，班上一名男生指出案例中的錯誤。夏吟蘭向全班同學和這名男生道歉，并且修改了錯誤。那個指出錯誤的男生后來說，老師的這個舉動改變了他內向、自卑的性格，影響了他往后的人生。

　　一些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提到夏吟蘭時，總說起她對學生的開放、包容。賀萬裕說：“這是夏老師除了知識之外，傳授給我們的最寶貴的東西。”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陳漢說，夏吟蘭去世后，學校幾名青年教師聚首回憶，她沒有學術上的門戶之見，愿意給年輕學者機會去參會、討論、發言。

　　陳漢剛開始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書時，和夏吟蘭同在一個教研室，夏吟蘭教陳漢講課的技巧，細致到板書的字號、上課進度節奏。后來，夏吟蘭在互聯網上看到學生梳理陳漢上課的“漢哥講婚姻法”語錄，肯定陳漢說：“你是在課堂上站穩了。”

　　幾年前從學校退休后，夏吟蘭報了一門演唱課，還經常去旅游。她也會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參加婚姻家庭法相關的學術會議。

　　在北京長大的夏吟蘭，曾經當過北京一家服裝廠的工人，愛讀中外小說，是“文藝女青年”。1979年恢復高考后，她考進北京政法學院讀書，當時的學校還沒配齊桌椅，學生拎著馬扎去上課。一群法學生和北京戲校，北京市歌舞團唱歌的、唱戲的、吊嗓子的、壓腿的學生分享一座校園。

　　夏吟蘭大二時加入法學家巫昌禎組織的婚姻法興趣小組。她曾回憶：“法律本身是嚴肅的，但婚姻法是鮮活的，它綜合了太多交叉學科的內容，家庭學、倫理學、人口學、心理學無所不包，特別吸引我這樣感性的人。”

　　而后，她在中國政法大學一路讀到博士，留校教書。她從20世紀80年代就在基層調研婦女生存現狀，她的理想是“用自己的一生改變婦女的命運”。

　　鄭廣淼說，夏吟蘭的工作不是對女性格外關照，而是平等地保護家庭里每個成員，無論男女老幼。她推動的反家暴法，保護的也不只是女性。賀萬裕也說，夏吟蘭曾提醒學生，保護婦女權益的同時要兼顧男性的權益。

　　“她的法學思想能跨越時代，不受社會流行思潮的影響，是因為她只是從平等的角度保護所有人。”鄭廣淼說。

　　夏吟蘭學習、研究婚姻法的近半個世紀，恰是當代婚姻家庭劇烈變化、新的社會問題頻發的時代。用一些婚姻法學者的話說，社會吹的每一陣風，都能吹到婚姻家庭法里。

　　蔣月回憶，改革開放后，傳統的婚姻結構受到挑戰，“包二奶”、婚外情等社會現象受到普遍關注。在2001年修改婚姻法時，學者提議針對新出現的問題，法律要更積極地去干預、解決，立法要更具有應用性、操作性。

　　夏吟蘭始終保持著敏銳。2010年，她接受訪談時提出，正在關注輔助生殖技術，如試管嬰兒、代孕，“法律的回避不等于問題的解決，這類問題需要規范，且是亟待規范”。幾個月前，她還參與一檔網絡普法節目的錄制，討論的話題是：當配偶天價打賞主播，另一半如何維權。

　　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后來舉辦“中國家事法實務論壇”，每年挑選一個社會熱議話題。郝惠珍說，論壇常聊孩子、票子、房子，其中房子最常談。后來，這個實務論壇越來越火，每屆都能收到幾百人報名。

　　“婚姻家庭是最敏感、最前線能感受社會風潮的地方，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郝惠珍說，她發現這些年婚姻家事的案子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寬、影響越來越廣。

　　在校園里，夏吟蘭曾憂心，學生在選擇研究方向時首先考慮的是未來能有多大的經濟收益。“這么多年來，我始終覺得愿意學習婚姻家庭法的學生不夠多，進入這個領域的優秀學生無法滿足學科發展的要求，甚至于一些優秀的學生在學完這個專業之后最終又轉向其他學科。”夏吟蘭分析，原因之一是，學生看不到“錢途”。

　　她曾對陳漢回憶，老師巫昌禎即便到晚年，也一直風風火火沖在最前線，為填補法律空白去吶喊。她希望新一代的青年學者能向巫昌禎學習。

　　她還有很多心愿。比如，她希望婚姻家庭法在中國法學界有更多聲音，法學期刊能發表更多與婚姻家庭法相關的文章，青年學者能編纂滿足21世紀第三個十年需求的婚姻法教科書。

　　幾年前，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排課，夏吟蘭特意和陳漢說，當年面向研究生爭取到了兩門選修課，分別講婚姻法和繼承法，她希望陳漢“要堅守陣地，不要弄丟了”。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