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好的學生，天天以‘吃書’為職業。吃上幾年，肚子里的書裝得像蠱脹一般，便算畢業。畢業以后，對于社會上實際情形，不知相去幾萬里。”

百年前，梁啟超指出不求致用的教育之弊端，從學校里走出的高學歷書呆子，對于社會的改進毫無益處。

如今，百年過去，學校與那時的“知識雜貨店”相比更甚。青年人充滿知識焦慮，又陷入了“精神饑荒”的困境，越是求索知識，越是痛苦。

當我們說起梁啟超，無不言及他的偉大：“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但1896年，剛剛經歷了一場變法失敗的梁啟超，也就二十來歲。從那年開始，他踏入了人生中長達十四年的流亡歲月。

在《三十自述》里，梁啟超回憶說：“忽又歲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

翻開近百年前的《梁啟超傳》，我們會發現，在面對中西融合、新舊沖突時，梁啟超也如今天的我們一樣。面對國家內憂外患的交煎，梁啟超焦灼地求解卻也常犯“錯誤”；當太平洋的風浪吹來的嶄新的思想，興奮與不安在他的內心掙扎并存；在充滿變數的時代，他也會彷徨著，渴望找到自我的人生坐標。正如阿諾德所言：“徘徊在兩個世界之間，一個已經死去，另一個尚無力誕生”。

歷史上，他是那顆夜幕中永遠閃爍的啟明星。而通過傳記的文字，他則更像是“我們的同時代人”，通過他，我們常常能反觀自身。

梁啟超何以成為梁啟超？

當潮水的流向正在改變，普通人如何擁有如他一般的生命力，勇敢地擁抱當下？

重讀《梁啟超傳》，或許我們能找到其中的答案。

年輕人的痛，梁啟超都懂

01

面對不確定性，如何解決恐慌？

-做一個“善變”的人-

出生在過渡時代，這位從四書五經中長大的青年，人生的關鍵詞就是在一個“變”字。

他是思考的人，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每一個領域都有他尋覓和開創的身影；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每一件事都被他納入中到國前途和人類命運的高度去思考。

他也是拿筆的人，自1896年出任《時務報》主筆以來，他創作過時事評論、小說、學術專著、演講、人物傳記……他是中國第一個在文章中使用“中華民族”一詞的人，寫書總字數達1400多萬字。

他是政治家，最先把巴黎和會的消息報告回國，是五四運動的“點火者”；

他也是教育家，歐游歸國后，受聘主持清華國學院，與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合稱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

先維新，后革命，擁袁再反袁，他不斷地投入新的身份，也在政治立場和學術主張間，經歷過數次的彷徨和探索。

康有為曾評價梁啟超說他“流質易變”。這位“言論界的驕子”筆下的文字，也常常給人以稚氣之感，甚至他自己也承認有時是在“信口開河”。他在智識上的求索，有時會因為龐雜而顯得雜亂無章；為了政治舞臺上的博弈，他不得不對老師的經歷進行“藝術加工”；而他的政治行動，有時更像是一場“冒險之旅”。對西方和日本的認識也曾“跑偏”和“翻車”。

但梁啟超“多變”的一生，恰恰也是他尋求破繭、不停奔走的人生寫照。

當我們穿越回那個巨變時代，站在這位三十歲不到的青年人身邊，我們才知道，他的每一次嘗試，都是這顆時代“最敏感的心靈對于世界進程的新的認知”（汪暉語）；他的每一次掙扎，都是他“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的大勇；他的每一次失敗，都讓后世的人能夠在追尋真理的路上遠離謬誤。

面對當下時代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善變”，也可以是當代年輕人拒絕躺平的選擇。我們大可以成為湯姆·范德比爾特口中“永遠年輕的初學者”，如梁啟超一般不斷將自己空降到陌生的領域，同時懷抱面對失敗的寶貴勇氣。

02

身處欲望膨脹的時代，如何找回內心的秩序？

-做一個思想的行動者-

當代年輕人時常會因為思考而變得“心事重重”，會感覺到自己的人生沒有意義，而梁啟超告訴我們：行動是解藥。

在《少年中國說》中，梁啟超曾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當我們跟隨《梁啟超傳》重回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腐爛透徹的制度及帝國主義的打壓讓社會晦暗死寂。被八股文和鴉片掏空的年輕一代，早已忘記自己可以是國家的主人。慈禧在位，他們跪倒在清廷的陰影下，洋人入關，他們便跪倒在金發碧眼下。

死氣沉沉的青年！病入膏肓的社會！

所以當我們讀到譚嗣同為了覺醒國人而血灑菜市口，梁啟超為了改造中國而東奔西走之時，我們終于相信：只要行動，世界將為之不同。

當同時代人在政治和學術思想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施宗仲尼”，把上古時代奉為黃金時代，梁啟超把目光投向了歷史大勢，著眼于當下的時代處境和個人的生命體驗，致力于將古老的民族青春化；

當清朝官員傳授“官運亨通”的千金秘方是“多磕頭，少說話，遇事莫出主意”，他偏要做那個維新變法的“刺頭”；

當清末中國社會做人的金科玉律是“閑事不管”，他偏要行“有為”之事。

他說：“學校的對象，是培養青年后起人才。學會的對象，是聯絡成年智識階層。報紙的對象，是啟發社會一般民眾。”

所以他在湖南時，便主辦時務學堂學務，開中國新式教育之先風；在上海時，擔當《時務報》主筆，唱出振奮人心的時代強音；組織強學會、南學會，同一批愛國志士共尋救國之路。

作為“行走的百科全書”，他積極探求思想和觀念，同時也將思想付諸實踐，在一次次的前行中，他一路提問，一路刷新答案。

《梁啟超傳：飲冰時代》全新上市

梁啟超得意門生吳其昌絕筆

讀懂梁啟超，就能讀懂近代中國史

讀不懂梁啟超，就讀不懂當下。

而想要了解梁啟超，書寫梁啟超的傳記是最好的切口。

作為梁啟超得意門生吳其昌的絕筆，這部《梁啟超傳：飲冰時代》，可謂是作者嘔心瀝血的真誠之作，也是最能秉承“梁啟超先生的文心”的《梁啟超傳》。

本書寫作抗日戰爭時期，那時吳其昌正擔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主任，隨校西遷至四川樂山。當時患肺病而頻繁咯血的吳其昌，仍振作精神記錄恩師的言行。可惜上冊完稿僅一個月后，年僅四十的吳其昌便病逝了。

但這“半部”《梁啟超傳》仍深刻影響了幾代人。

就像本書導讀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傅正說的：“公開出版的《梁啟超傳》不下數十種……但迄今為止流傳最廣、版次最多者，仍莫過于吳其昌近八十年前的著作。”

在寫作體例上，吳其昌沿用的是梁啟超著《李鴻章傳》時所開創的現代評傳做法，夾敘夾議。在敘述梁啟超生平的過程中，吳其昌始終在場，也處處加以評論。

在講述梁啟超的生平前，吳其昌上來先花大篇幅縱論時代大勢，將梁啟超的生平和政治生涯置于波瀾壯闊的歷史背景中進行書寫。

這不僅為我們真實呈現了鴉片戰爭后到戊戌變法失敗階段，一個血肉豐滿的梁啟超，更以宏觀的視角和飽滿的感情，為我們展現了這半個世紀間中國人民的覺醒與奮斗、抗爭與失敗。

這種書寫方式，無疑是源自那一代中國進步人士處于歷史激變之中的壓力感，也是他們追趕時代潮流、使中國擺脫舊勢力束縛的使命感。

求知必然伴隨焦灼，今日身處變革時代的我們，也需有“飲冰”的定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傅正導讀

文白對照本，帶你輕松重返歷史現場

作為梁啟超同時代的寫作者，吳其昌自己亦親歷了其中的部分歷史。在史料選用方面，就有許多極具時代風貌的歷史事件，讀來極具時代沉浸感，就像是在看一部活生生的近代中國史，讓人熱血沸騰！

書中也有他與康有為、袁世凱、孫中山等人的交往，及其與晚清民國一代知識分子的彷徨與求索。

比如，梁啟超與譚嗣同的深厚情誼：

“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

譚嗣同慷慨赴死，梁啟超流亡日本，兩人帶著各自的使命奔赴。令人動容的革命情誼中，還有哪些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

比如梁啟超和袁世凱的復雜交往：

從把百日維新的失敗歸罪于袁，到入閣出任司法總長，再到護國討袁，梁啟超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

梁啟超善變的背后，又藏著怎樣不變的準則？

在《梁任公先生別錄拾遺》中，吳其昌更記錄了梁啟超對日本從“可愛可欽”到“憎日”態度轉變的珍貴言語。

日本明目張膽保護梁啟超的企圖是什么？

為什么梁啟超斷言“他日欲亡我國，滅我種者，恐不為白色鬼，或竟為矮人也。”？

讀罷，你會認識到一個更加立體真實的梁啟超，也會深深折服于梁啟超“預言者”一般的遠見。

《梁啟超傳：飲冰時代》，更誠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傅正導讀：

梁啟超作為最早提出“中國”和“中華民族”概念的人，他的歷史開創性在哪？

梁啟超和吳其昌兩代學人傳承的“國學精神”，有何現代意義？

導讀就像一把鑰匙，帶我們解鎖梁啟超和《梁啟超傳》百年不衰的神秘魅力。

本書以文白對照的形式全新上市，由專業學者權威翻譯，完美解決了當代讀者閱讀文言文的障礙，讓你一口氣就能讀完全書。

隨書附送梁啟超親筆手書“無負今日”書簽。“何懼流年匆匆，但求無負今日”，每當我們翻開書頁，總能被梁啟超的贈言重新激發起青春之心。

精致雙封，細膩地傳達出梁啟超的思想與行動——封凍的冰面上，是時代的酷寒與傷痕；冰面之下，則藏著梁啟超擁有萬鈞之力的思想和一顆熱血難涼的魂靈。

“過去的時光仍持續在今日的時光內部滴答作響”，翻開《梁啟超傳》，我們的身影似乎就能跟梁啟超重疊，憑著他的目光和勇氣，穿越時代和歷史為我們布下的新的迷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