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玉良

最近北京市通州區(qū)判了一個案子大快人心，嫌犯杜某某“收人錢財”未能“與人消災”，被控詐騙罪獲刑14年4個月，并罰金15萬元，剝奪政治權利3年，其非法所得余款230多萬元也被法院沒收追繳，當真是“偷雞不成反蝕了一把米”。案件中的控告人即受害人郭某某、常某某不信法律信“人情”，聽杜某某說有“關系”便輕信了他，郭某某付給杜某某190萬元用于請托撈人，常某某付給杜某某40萬元“疏通費”用于請托取保候審，這230萬元都屬于非法交易，法院判決追繳沒收。

在許多人心中，司法仿佛矗立在灰色霧靄中的殿堂，模糊不清又神秘莫測。當自身權益受損或陷入法律糾紛時，一種根深蒂固的念頭常悄然滋生：“找找關系，運作一下人情，是否能讓結果更有利？”，這種思維慣性，使“人情運作”在司法領域成為一股若隱若現(xiàn)卻影響深遠的潛流。通州區(qū)這個案子，給了“人情運作論”當頭一棒：受害人損失了錢財，敗了官司；被告詐騙的錢財被沒收且面臨15萬元罰款，還要坐牢14年多，這當真是一個“兩敗俱傷”的結局，給那些不信法律相信“人情運作”的人敲響了警鐘。筆者就此話題采訪了北京兩高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李向安律師，聽聽他的看法。

李向安律師認為：案件當事人通過尋求所謂的人情關系去干預某一個司法案件的結果，并形成一種金錢交易關系，本質上是一種非法交易行為。無論案件結果怎樣，是否存在著案件結果與人情關系的某種因果關系，都是一種“特殊的詐騙行為”。因為司法機關法律文書最終認定的案件結果只能是體現(xiàn)出來這種結果與本案證據(jù)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因果關聯(lián)，并不會體現(xiàn)出來案件結果與所謂人情關系是否存在著必然關聯(lián)，即便案件結果符合當事人的愿望，這也是基于一定的證據(jù)基礎來進行分析認定的結果。在尋求有利案件結果的過程中，人情關系是否存在？人情關系是否起了作用？起了多大作用？有沒有價值？一般是通過司法機關的法律文書看不出來的，人情關系作為情感關系，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在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狀態(tài)下，所謂人情關系僅僅只是交易雙方進行交易的一種理由借口而已，是一種不具有正當目的、具有一定社會危害性的交易行為，這其中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最終還會形成一種詐騙犯罪行為。

明知道動用“潛規(guī)則”干預司法是犯罪，為何杜某某還會鋌而走險呢？從人性上來說，還是利益在起作用，說白了就是杜某某從郭某某、常某某急于打贏官司的心態(tài)上看到了“詐騙的商機”。人性的貪婪有時候是不可想像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會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能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規(guī)則；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絞首的危險”。馬克思談的是資本，反映的是人性的貪婪。比如我們常見的雇兇殺人案，那些被雇用的殺人犯，他難道不知道殺人償命的律條嗎？他當然知道，但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他暫時腦袋“短路”了，人性對物欲的貪婪追求占了上風。

但法律是講證據(jù)的，李向安律師稱：法院可沒有什么“人情關系規(guī)矩”，只有“法律規(guī)矩”、“證據(jù)規(guī)矩”以及司法負責制規(guī)矩，法官再糊涂，也知道拿證據(jù)說話，只不過采用或否決哪方面的證據(jù)罷了。現(xiàn)在的“司法負責制”很厲害，哪個案子是誰判的，如果判錯了是要終身追責的。所以對于當事人而言一定要想清楚，首先法官一般不會為了你的官司丟了飯碗，除非他利令智昏，喪心病狂；其次通過“潛規(guī)則”疏通關系本身就是違法行為，而具有非法目的錢就不受法律保護了，一旦查實會被法院沒收的；其三呢，從社會影響看，當人情運作逾越法律邊界，便不再是疏通渠道的潤滑劑，而成了腐蝕司法根基的毒藥，甚至直接滑向詐騙犯罪的深淵，這是與構建法治文明社會背道而馳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至今還是一個“人情社會”，人們的法律意識相對來說比較淡薄，所以我們常見“人情運作”在司法領域出現(xiàn)種種丑聞。如當事人請托說情，通過熟人、領導等關系，向辦案人員（法官、檢察官、警官）傳遞傾向性信息或施加壓力，期待獲得某種“關照”的；一些“信息掮客”利用所謂“內(nèi)部消息”或“特殊渠道”，向當事人聲稱能打探案情進展、法官態(tài)度甚至可能的判決結果，以此牟利的；更危險的一類人是“權力掮客”，他們公開或暗示自己與司法人員存在“特殊關系”或能“直達上層”，承諾可以通過行賄或人情交易直接影響案件結果，因而向當事人索要高額“活動經(jīng)費”或“疏通費”。通州區(qū)的這個案子，杜某某就屬于那種最危險的“權力掮客”，他先是虛構關系，夸大自己的辦事能力，再后虛假承諾結果，一步步套牢郭某某與常某某，但他的圖謀最后并沒有得逞，落得個雞飛蛋打鋃鐺入獄的結果。

李向安律師稱：杜某某所謂的“運作費、打點費、溝通費”等各種名義的費用，實質都是具有非法目的款項，這是毋庸置疑的，當掮客明知自己并無能力影響司法結果，卻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當事人信任和錢財時，其行為完全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關于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shù)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其索要的各種費用，在法律性質上就是詐騙犯罪的贓款。退一萬步說，即使沒有直接構成詐騙，“人情運作”本身對司法公正的破壞力也是巨大且深遠的，這種行為破壞程序正義，動搖實體公正，踐踏法律權威，滋生司法腐敗，縱容這種行為對構建法治社會有百害而無一利。

我感覺李律師說得非常對。人情與法律，如同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而司法裁判的基石只能是法律世界中證據(jù)事實與法律條文，任何試圖以人情置換公正的“潛規(guī)則”，都是對法治精神的嚴重背叛。那些在迷霧中兜售“關系神力”的掮客，腳下踩踏的正是《刑法》詐騙罪的紅線。司法正義的殿堂容不得人情蛀蝕，每一步偏離法治的“運作”，都是對公民法律信仰根基的致命破壞。當面臨法律紛爭時，唯有堅定選擇法治信仰、法律程序與專業(yè)力量，方是對自身權利最堅實的守護。李向安律師最后說：讓司法的歸司法，人情的歸人情。法律劃下的這條紅線，是守護公平正義不可逾越的最終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