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原華中十地委書記金柯輾轉來到了蘇北解放區，一下子引起很多人關注。

華中十地委早于1947年中，就被敵人破壞，被捕的人中，不光是有地委書記金柯，副書記楊斌、常委兼社會部部長任天石，辦事員張達平等人也一同被捕。

被捕的同志中，幾乎所有人都熬過了酷刑，唯獨金柯選擇了叛變。軍統保密局任命他為軍統蘇南特別研究組組長，并授予他少將軍銜，還要他重新打入蘇北解放區、

不過，就在金柯自以為得計之時，卻被暗中埋伏的戰士們一擁而上，當場抓捕。

就在金柯怒斥眾人時，陳丕顯慢悠悠的從后面走出來，當場揭破了他的身份，金柯還要狡辯時，陳丕顯拿出了一封信給他看。

金柯看后，一下子癱倒在地，再也說不出話來。

陳丕顯給金柯看的那封信，是與他一同被捕的地委副書記楊斌通過秘密渠道寫來的信，信中指出要組織上小心提防金柯。

令人惋惜的是，當時楊斌早于幾個月前，就被敵人折磨犧牲在獄中，他并沒有看到，自己送出的情報，幫助組織上清理了一個大叛徒。

一

1912年，楊斌出生于安徽當涂縣一個貧苦的的船民家庭，本名謝遠源。

少年時代的楊斌便十分聰明，盡管家庭貧困，但家里還是花了不少精力供他讀書，楊斌先后在江蘇高淳縣的萃英小學、江蘇省立南京中學讀書，成績十分優異。

楊斌讀中學時，正值九一八事變，南京中學的學生自發組織了反日愛國學生運動，楊斌也積極投身其中，奈何當時國民黨當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原則，楊斌也受到了學校處分。

圖|楊斌

漸漸地，楊斌對國民黨當局腐敗的統治失望，后來在胞兄謝遠達的鼓勵下，考入安徽大學經濟系，不久后安徽大學經濟系并入北京大學，楊斌遂前往北平。

到北平后的楊斌除了繼續學業外，還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并漸漸萌生參加革命的想法。

1935年12月，楊斌在北平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二九”運動，不久后即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并于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也是在此時，楊斌正式改名。

不久后，楊斌受黨組織委派赴山西工作，后來又到了延安。

抗戰全面爆發后，楊斌于1938年受黨組織委派，赴皖南新四軍軍部工作，后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

1940年10月，黃橋決戰后，當時中央要從上海向蘇北根據地運送大量的軍政干部人才，中共中央東南局以及新四軍軍部在仔細考量后，選擇了楊斌來完成這個任務。

楊斌后來很好的完成了這項任務，因此后來新四軍開辟和發展黨在白區的工作，很自然的就選中了他。

皖南事變后，新四軍在上海設立辦事處，楊斌出任了辦事處主任，上海辦事處的工作任務結束以后，楊斌又在蘇北建立起了蘇中區黨委秘密工作部機關。

圖|1941年，楊斌（右）與陳丕顯在上海的合影

整個抗戰時期，楊斌坐鎮淪陷區，秘密領導上海一線的地下工作，使得黨在白區的工作得以發展。

1944年7月，鑒于抗戰形勢發生變化，蘇中區黨委成立了城市工作部，并點名富有城市工作經驗的楊斌任部長。

抗戰勝利后，楊斌調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二地委組織部部長。

二

楊斌的身體情況其實一直都不是很好，早年在淪陷區工作期間，就身患肺結核，當時他手中掌握著黨組織的經費，本來可以讓自己生活的好一些，但他知道組織上的經費一分一毫都來之不易，甘愿過著清苦的生活，甚至比淪陷區的百姓日常用度都要差。

抗戰勝利后，組織上本打算安排楊斌到大連休養，但楊斌堅持要留在一線工作。

時任蘇中區黨委書記、蘇中軍區政委的陳丕顯多次勸說楊斌，要他遵從組織命令，留在后方養病，但楊斌卻反問：

“是不是我不能工作了？”

陳丕顯的夫人謝志成多次登門勸說，但最終也無功而返。

圖|楊斌贈給仇甫成的半條毛毯

后來楊斌對妻子吐露過心聲：

“現在革命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關頭，正是黨需要同志們為革命出力的時候，我在解放區無法堅持工作，但到敵占城市去搞地下工作還是可以的。我又有幾年秘密工作經驗，為什么不到這一條戰線為黨干點工作呢？組織上和你都要我去山東療養，我去到那樣的環境里，整天無所事事，我能心安理得嗎？不但養不好身體，悶也要悶出病來。你應該理解我這樣的心情。”

1947年初，楊斌任華中十地委副書記，留在上海負責十地委城市工作部的工作。

當時，上海白色恐怖非常嚴重，楊斌時刻面臨危險

1946年9月，華中十地委成立，金柯任書記，楊斌任副書記，負責十地委城市工作部的工作，任天石任常委兼社會部部長。

可令人沒有想到的是，華中十地委剛成立不久，就暴露在敵人面前。

1947年春，任天石不幸被捕，楊斌經過調查后認為，組織內部出現了叛徒，當時華中十地委秘密辦公機構就設在上海，十分的不安全，為此楊斌曾建議金柯，不如將辦公機構轉移到杭州，為此還曾兩次赴杭州去找房子。

可這時候敵人已經通過叛徒，摸清了十地委組織領導機構，甚至還在《江蘇日報》公然刊載懸賞緝拿十地委“匪首”的啟事，十地委主要領導者金柯、楊斌都暴露在敵人面前。

金柯過去深受黨組織信任，辦事能力強，然而在最關鍵的領導崗位上，卻麻痹大意，喪失了應有的警惕性，他把楊斌在杭州的住址告訴了混入組織內部的趙萬和（此人抗戰時期在鎮江曾任汪偽自衛團負責人），造成了重大安全隱患。

1947年5月13日，趙萬和在上海被捕，隨即叛變，供出了楊斌等人的住址，第二天，楊斌、金柯就被捕，敵人甚至無需通過甄別，就知道了他們的身份。

楊斌、金柯等十地委領導人被捕后，敵人將他們押送到南京的國民黨首都衛戍司令部看守所關押。

在出發前往南京的火車上，楊斌注意到了被捕的人中還有十地委工作人員張達平，遂悄悄在桌上蘸水寫下一個“共”字，張達平心里很清楚，這是楊斌在提醒他，不要忘記共產黨員的身份。

令楊斌萬萬沒想到的是，張達平在事后熬住了酷刑折磨，而身為十地委書記的金柯，卻在事后叛變了革命。

三

金柯在被捕之初，即受到嚴刑拷打，但最初并沒有屈服，可這時敵人想了個高招，他們把與他一起被捕的妻子也拉到他面前，甚至還把金柯藏在鄉下的孩子也帶了過來。

在敵人威逼利誘之下，金柯終于妥協，甚至還勸服妻子一起“自首”。

金柯叛變后，隨即供出了我黨在上海、蘇南、山東等地一些地下領導機構和外圍工作組織、秘密經濟據點，造成了百余名同志被捕入獄。

為了發揮更大的作用，金柯故意讓特務繼續把他關在牢里，由他不斷地勸說獄中的同志們妥協。

楊斌察覺到了金柯思想的動搖，于是趁著敵人不注意之際開會，向眾人表達自己的態度：

“這次十地委遭受破壞，我和老金負有嚴重責任。張（張達平）身份沒有暴露，十地委被破壞的慘痛教訓，只能依靠老張向黨匯報。我和老金都是地委書記，身份完全暴露，不能存任何幻想。與其烏漆墨黑地生，不如光明磊落地死！”

事實上，當時敵人不僅抓獲了金柯的妻子，還把楊斌的妻子王力維也抓了，他們企圖用同樣的手段，逼迫楊斌投降。

可楊斌自始至終不為所動，還勉勵妻子也不要動搖。

考慮到金柯叛變以后，敵人勢必要利用他打入組織內部，為了提醒組織上注意金柯，楊斌與任天石在獄中寫了封給組織上的一封信。

當時，與楊斌等人一同關押的，還有一位經常在解放區做生意的商人艾星華，在經過考察后，楊斌認為艾星華十分可靠，于是委托他將這封信帶出獄中，為了防止特務搜身，楊斌還偽造了一封信，故意放在顯眼的位置。

在艾星華出獄時，敵人果然發現了事先偽造好的那封信，頓時放松了警惕。

1948年3月，艾星華出獄以后，輾轉來到山東解放區，并將楊斌在獄中寫的信交給組織上。

也正因為有楊斌提前警示，金柯在出獄后，本打算偽裝潛伏在解放區搞破壞，但才進入解放區不久，即被捕拿，對于在獄中叛變出賣同志一事，金柯供認不諱。

有資料顯示，全國解放后，金柯被判處槍決。

遺憾的是，因為楊斌身體本就不好，后來在獄中長期關押，又遭受酷刑，身體急轉直下。直至生命最后時刻，他仍然勉勵王力維、張達平繼續與敵人作斗爭。

1948年4月，楊斌因肺病發作，病勢逐漸沉重，隨后敵人以治病為名，將他抬出監獄，折磨致死。

楊斌犧牲時，年僅35歲。

值得一提的是，楊斌在出發去上海之前，曾委托組織上把他的皮箱交給他哥哥謝遠達，因為兩兄弟從1939年以后，就失去了聯系，楊斌最初以為哥哥已經犧牲，所以才托組織上尋訪。

在楊斌犧牲后，陳丕顯一直致力于尋找謝遠達，但始終也沒有消息，一直到1983年，情況才有了變化。

1983年9月23日，天津市老干部參觀團來到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參觀。

當時，謝遠達就在參觀團中，意外之下竟然發現了烈士楊斌的照片就是他四弟謝遠源。

事實上，在過去幾十年，不光是謝遠達在尋找弟弟，黨組織也花了很大的精力，來尋找楊斌的親屬。盡管雙方找的是同一個人，但因為名字不同，以至于蹉跎了幾十年。

1984年4月，謝遠達在天津與陳丕顯見了面，陳丕顯這才把當年楊斌托給他的皮箱轉交給他。

1985年清明前后，謝遠達將弟弟的這只皮箱，捐贈給雨花臺烈士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