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每個省份都有獨具特色的簡稱，而在文旅宣傳里，常在省份簡稱前加上別致數字修飾，像陜西的“三秦”、湖南的“三湘”、福建的“八閩”、山西的“三晉”等。這些數字不僅增添了文化韻味，更表達著各省統一又多元的文化內涵。那么，這些附著在省份簡稱前的數字究竟從何而來呢？是源于古老的分封故事，還是與山水地理相關？又或是有著其他獨特的起源？讓我們一同探尋這些數字背后的奧秘。

廣袤的中華大地上，從北方的秦、齊、晉、冀到南方的吳、浙、湘、贛，每個省份都有一個頗具特色的簡稱。而在各地方文旅的宣傳中，往往會在省份之前加上一個別致的數字用以修飾，比如陜西為“三秦”，湖南為“三湘”，福建為“八閩”，山西為“三晉”等，表達著各省內部統一而又多元的文化內涵，這些附著在省份簡稱之前的數字都是從何而來呢？

福建省和陜西省文旅官方號宣傳截圖

由分封開啟的北方故事

三晉、三秦與三齊

春秋戰國時代，周初分封的各大諸侯國在中原地帶縱橫捭闔，姜太公后裔的封邦齊國、周武王后裔的封邦晉國與嬴姓后裔非子的封邦秦國先后稱霸黃河流域，為一時之雄主，進而奠定了后世兩千多年三國統治核心區域的政治地理稱謂基礎（山東為齊、山西為晉、陜西為秦）。

春秋時期全圖。來源/《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

晉國早期發端于翼、絳之間（今山西省臨汾市境內），早期晉國因汾水流域的富饒土地與食鹽資源（今運城鹽池在古代為中原重要的食鹽資源生產地）而快速興起，成為周朝在東方的重要肱骨，還曾隨周宣王討伐條戎、奔戎，不斷向東方拓展領地。而隨著晉國疆域的擴大，長幼分封的失序造成了內部的分裂動亂，以次子分封于曲沃的晉曲沃武公一脈反噬長子一系成為晉國統治家族（即曲沃代翼），后世晉獻公又因懼怕重蹈覆轍，將曲沃一脈旁系諸公子們全部誅殺，史稱“滅桓莊之族”。大量的內亂殺戮導致晉國公族凋零，從而迫使晉國開始大量任用冊封異姓卿大夫，比如把耿地（今山西河津）賜給了嬴姓趙夙，把魏地賜給了畢萬（山西省芮城縣）。到著名的晉文公時代以后，晉國最重要的六卿被狐氏、先氏、郤氏、胥氏、欒氏、范氏、中行氏、智氏、韓氏、趙氏、魏氏掌控，為晉國的徹底分裂埋下伏筆。

少虞劍，春秋后期，此少虞劍為晉國兵器。來源/故宮博物院

到公元前438年，實力最強的韓、趙、魏三家瓜分晉國剩余土地。趙國取得了汾河上游晉陽（今山西太原）以北及河北中南部地區，韓國取得了包括平陽在內的晉東南一隅及豫西地區，魏國則將包括安邑（今山西運城）在內的晉西南及豫北豫東一帶收入囊中，形成了著名的三家分晉的局面。戰國七雄爭霸之際，因為韓趙魏三國皆脫胎于晉國這一母體，且早期政治中心都在晉國腹地，并時常組成攻守同盟，因而習慣被其他國家統一稱為“三晉”，如《商君書·徠民》便提到：

“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三晉作為地名是指韓、趙、魏三國故地所在的廣大區域，而隨著郡縣制的全面推行，太行山以東的華北平原地區逐漸因地理原因在政治文化上與太行山以西的晉國核心區域相剝離，三晉的區域概念逐漸向西縮至今山西一帶。司馬昭因其封邑郡國皆在山西境內而建國號為晉，五代石敬瑭同樣以山西起家而建立后晉，晉與山西核心區域日益綁定，最終演變為山西省唯一稱號。與此同時，三晉也逐漸變成一種對山西多元地理區域的泛指而非具體數量劃分，大致是指趙國當年占據的晉北（大同盆地與忻定盆地）與晉中（太原盆地及其周邊區域），韓國占據的晉東南（長治與晉城兩大盆地）以及魏國占據的晉西南（臨城與運城兩大盆地）。

秦始皇陵坐陶俑。來源/陜西歷史博物館

隨后也就有了唐詩中“三晉云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的描摹，有了明朝于謙《暑月將自太原巡汴》中“三晉沖寒到，中州冒暑回”這一對山西地理位置的習慣性雅稱。
“三秦”與“三齊”的稱謂來源要比“三晉”晚一些，其出處來自秦末亂世的分封。作為各路抗秦義軍的實質領袖，項羽在進入關中后違背了當年楚懷王熊心“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的約定，故意將先入咸陽的劉邦改封為漢王，都南鄭，轄漢中及巴、蜀之地，意圖以秦嶺蜀道的閉塞來困弱劉邦。而項羽本人卻思歸楚地，不愿意留居關中，于是在自封西楚霸王的同時，將在巨鹿之戰后歸順項羽的章邯等故秦將領分封在關中的秦國核心領域，作為遏制劉邦東出的軍事屏障。

秦時期全圖。來源/《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

項羽分別封秦降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今西安市長安區），管轄咸陽以西的關中平原以至于隴右一帶；又封故秦長史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今西安市閻良區），轄咸陽以東的關中平原地區；最后封故秦都尉董翳為翟王，都高奴（今陜西延安），轄秦上郡所在的陜北地區。如此一來，秦國的關中故地最終為三個秦人降將所占據，也就奠定了所謂“三秦”名號的來源。

來源/天地圖

這一稱謂在后來的軍事歷史中也被沿用，比如苻堅的祖父氐人苻洪在起兵時便自稱“三秦王”，以標榜自己對關中的統治，也最終形成了唐朝王勃詩句中“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的歷史習慣。

清人畫戲劇圖軸。名《楚漢爭》《火燒紀信》《紀信替主》，演的是項羽大兵圍困滎陽。面中定格的是紀信穿蟒袍、戴王帽，乘車（以隨從手持的兩面車輪旗象征車）出城門見項羽的場景。來源/故宮博物院

隨著關中地理空間在元代的擴大，原本屬于川蜀的漢中一帶被納入陜西行省的行政區劃中，“三秦”一詞也開始指代陜西的地理區域，成為陜西省的代名詞?！叭亍币部梢詮谋毕蚰戏謩e代指位于黃土高原的陜北、歷史文化厚重的關中平原以及秦嶺以南氣候濕潤的陜南地區，形成了當代的三秦文化格局。

“三齊”這一名號同樣出自項羽的大規模分封。項羽稱西楚霸王號令天下之際，對曾經強大的齊國故王室田姓也心存忌憚。早在陳勝吳廣起義時，齊人田儋就以其在齊國故地的影響力平定齊地自立為王，盡管不久田儋在與秦軍的戰斗中犧牲，其從弟田榮又輔佐田儋之子田市再定齊地，成為東方六國復國后裔中實力僅次于楚人的一支力量，也是唯一一支靠自身威望復國的原六國王族。

由諸田掌握的齊國故地緊鄰彭城（今江蘇徐州），這對建都于此的項羽來說簡直如鯁在喉，所以他斷然要將臥榻之側的隱患分而治之。項羽將齊地一分為三，首先立跟隨楚人入關滅秦的故齊王族人田都為齊王，都城設在臨淄（今山東淄博市東北），隨后又命自己的親信齊王族后裔田安為濟北王，都城在博陽（今山東泰安東南），將原來作為齊王的田巿向東遷徙為膠東王，都城在即墨（今山東平度東南），至此形成了最早的“三齊”。不過齊國三分的狀態只在名義上延續了不到半年的時間，作為齊國實際掌權者的田榮對于項羽的戰略分割馬上做出回應，在一個月之內迅速擊潰了田安、田都兩個項羽的附庸，同時廢除田市自立為齊王，完成了齊地的一統。

來源/天地圖

盡管三齊作為政治分區的存在較為短暫，但其與山東省的地理區塊劃分也存在著內部聯系。毗鄰濟水的魯西地區、作為齊國政治中心的淄博一帶以及臨海突出的膠東半島作為齊地的三大區塊線條，在秦漢以后數百年的政治區劃實踐中同樣被反復采用。到唐宋時期，時人已經習慣于將山東整體呼為三齊，如宋代詩人王禹偁（chēng）《送毋殿丞赴任齊州》曾言：“?三齊號難治，民瘼待良醫?！蓖瑫r期滕涉的《游泰山靈巖寺》也稱“佳名標四絕，勝境出三齊”，顯然宋人已將整個泰山南北的齊魯大地統一歸為“三齊”。

南國風云

從山從水的獨特稱謂

相較于北方秦齊晉地的古老封國故事，南方的地名數字則出現得相對較晚。其中，位于長江中下游地區的三吳之地無疑代表江南精華之地，大概泛指古代春秋戰國時期吳越兩國的核心領土，即今天蘇南與浙江北部一帶。?西漢初年，這一地區經濟相對落后，因而只寬泛地設置了一個龐大的會稽郡進行統一管理。而隨著江南地區的開發與人口繁衍，這片廣大地域的行政區劃細分便勢在必行。

據《水經注·漸江水》記載：

（東漢）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會稽）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今錢塘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漢高帝十二年，一吳也，后分為三，世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

東漢時期將吳與會稽以錢塘江為界分立二郡后，三國時期占據江東的孫吳又在寶鼎元年（266）分吳、丹陽兩郡九縣置吳興郡，治所在烏程縣。“吳興”之名即來自“吳國興盛”之義，轄境相當于今天浙江省湖州市，最終形成了最早的三吳格局。而在《通典》與《元和郡縣志》等唐代地理著作中也有另一種說法：“晉宋亦為吳郡，與吳興、丹陽為三吳?！狈Q吳郡、吳興以及丹陽郡（今江蘇南京市及安徽長江以南部分）為三吳。這一說法將會稽排除在三吳之外，因為丹陽郡為南朝政治中心建康所在的京畿之地，是自孫吳延至東晉南朝以來金陵王氣所在。

邗王是野戈，春秋后期，吳國兵器。來源/故宮博物院

唐代以后，經濟中心南移，南宋著名詩人陸游曾提及：

“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為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p>

可見當時從吳郡分離出來的蘇州（今江蘇蘇州）與常州（今江蘇常州、無錫）已經成為宋代毫無疑問的經濟命脈所在，宋代的稅安禮在《歷代地理指掌圖》就以蘇州、常州、湖州（吳興郡）三州為新三吳。而北宋詩人柳永的《望海潮》中，則依舊以杭州為“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隨著歷史的發展，三吳的含義也從狹義的指代轉為長江下游南岸地區的泛稱。

相較于三吳名稱演變的清晰脈絡，作為湖南雅稱的三湘大地則相對撲朔迷離。從行政區劃沿革歷史的角度看，“三湘”的雛形可能源于秦楚之際相繼在今湖南設立的洞庭郡（湖南中部）、黔中郡（湘西一帶）和蒼梧郡（湖南南部一帶）三郡。然而這一說法相關的三個郡在戰國末年與秦代的存在狀況相對模糊，且相互之間因合并廢置混亂，故難以成信。

因此，三湘的說法可能與秦楚行政建制無直接關系。而作為目前代表性說法的明代陳士元在《江漢叢談》中提及：

“然湘水又有三湘之名。蓋湘水發源廣西興安縣界，流至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至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至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p>

即以湘水由南到北流程的三個交匯點來作為劃分地域的依據，這一說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其中衡陽的蒸水相較其他支流過小，而沅江又并不與湘江交匯于沅州，因此存在地理上的較大誤差。也有人將沅水替換為上游與湘江源流很近的漓水，而漓水則根本沒有流入湖南，此說也有誤解。

以上說法的來源都忽略了一個探求“三湘”名號來源的關鍵，即“湘”一詞何時從水名轉化為區域的習慣性稱呼。“湘”第一次作為獨立行政區域出現即“湘州”，西晉永嘉元年（307），分荊州、江州兩州衡陽郡、建昌、湘東、臨湘、邵陵、營陽、桂陽、零陵等八個郡置，治臨湘縣的轄境恰好相當于湖南省湘、資兩水流域。而關于“三湘”的最早說法又剛好出自東晉陶淵明詩句“遙遙三湘，滔滔九江”，兩相印證之下，便知“三湘”的直接出處是兩晉時起的湘州八郡之地，也就是僅限于洞庭湖南岸的湘中南地區，而不包括當時屬于武陵、天門郡的湘西與湘西北地區。

青釉鏤空雙系罐，西晉，南方的青瓷制作水平到西晉時有了很大提高，掌握了還原焰的燒制技術，青釉色彩較穩定，胎質細膩，胎色灰白。來源/故宮博物院

而同一時代的地理環境巨變同樣可以為我們提供線索。東晉永和年間（公元4世紀中葉），荊江（長江中游）南岸形成景口、淪口二水，匯為淪水進入洞庭湖。洞庭湖由于承納兩口分泄之江水江沙，湖泊的淤積過程開始加速，形成大小不一的湖群，真正意義上形成了一定面積的洞庭湖區域，形成了通達長江浩浩湯湯的大湖景觀，也就為洞庭以南的“三湘”形成了具有實際地理區隔的標志。

因此，最初起于“湘州”的三湘，很可能是代指當時毗鄰湘水流域重要郡城的支流，比如流經零陵郡的瀟水、流經邵陵郡的資水與流經桂陽郡的耒（lěi）水，這三條支流最終與湘水干流匯聚，形成了兩晉時期的“三湘大地”。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今日的“三湘大地”范圍已然推廣到了整個湖南省全境，主要以洞庭湖平原一帶的長株潭一帶為“湘中”，西部山地為“湘西”，南部臨近南嶺地區為“湘南?！?/p>

東晉十六國時期全圖。來源/《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

與三湘同屬于以水造名的還有在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兩淮地區。早期，兩淮主要指淮河南北兩岸地區，如壽春（今安徽壽縣）、盱眙、彭城（江蘇徐州）等城池自戰國時代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自漢末至南北朝的數百年間，南北政權以淮水為界相互征伐，締造了包括淝水之戰在內的眾多軍事戰例，而兩淮地區的歸屬也往往能夠改變南北力量的天平。宋朝在皖中和蘇中設淮南西路和淮南東路，淮南西路稱淮右，淮南東路稱淮左，兩淮開始專指長江與淮河之間的狹長地帶。淮左主要指揚州、泰州、淮安、鹽城在內的江蘇中部地區，當地水網密集，河道縱橫，為南宋抗擊金元的重要戰場，淮右則多有山地，且武勇人物輩出，明代朱元璋起家的淮西集團便多出于此。

來源/天地圖

而在習慣的二三之數外，中國古代同樣有更多數字出現在地名中。比如“四川”，我們熟悉的四川之名其實是山水交融的產物。最早的“川”字意為大河，進而又代指山間或高原上的平坦土地。四川之名最早源于唐代的劍南西川節度使與東川節度使之名。北宋滅后蜀便設置西川路，治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數年之后又分西川路，置峽路（治今重慶奉節），也就形成了東西并立的川峽二路。咸平四年（1001），北宋朝廷又分“西川路”增置“利州路”，分奉節“峽路”增置“梓州路”，于是便形成了川峽四路或“四川路”，進而成為巴蜀地區的統一稱呼。同時也有說法稱成都，潼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取岷江、沱江、嘉陵江與金沙江等四大江（川）之名而稱四川。

有四就有五，在江西、湖南與廣東、廣西四地交界處，有一條東西走向的山嶺（山群），被稱為五嶺，由西到東排列，分別指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這些山嶺橫亙在湖南、兩廣、江西之間，既是阻塞交通的自然天險，也隱藏著交通南北的戰略要塞。自秦漢早期，分布于楚粵之間的這五個軍事戰略要塞就成為曉諭天下的兵家必爭之地。

五嶺分布圖。來源/紀錄片《地理·中國》

位于最西部的越城嶺毗鄰湘江水系與桂江水系上源，是由湘入桂的交通要道，秦始皇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便是在這一區域修建靈渠溝通長江與珠江，從而讓秦軍水運得以暢通，最終為秦軍平定嶺南奠定基礎。再向東又有萌渚嶺聯通湘桂（古代著名的九嶷山便在此道附近），而后是都龐嶺，其上有湟溪關，當年秦朝將領趙佗就曾封鎖此關建立了南越王國。再向東的湘粵之間，還有一座著名的關隘為陽山關，即處在騎田嶺路中，而這條道路的前半段至今仍是湖南與廣東之間的重要通途所在，京廣鐵路自北向南穿越其騎田嶺東側，歷史與現代在這里交融回響。

五嶺中的最東為大庾嶺，是從古至今溝通贛粵兩省的交通命門，其北為江西省大余縣，南為廣東省南雄市，一條山嶺分割珠江與長江水系。歷史上在此曾有三個著名的關隘，其一是橫浦關，與前文所述湟溪關、陽山關同為秦時嶺南重要關隘。漢武帝時庾勝將軍又在這一山嶺之上筑臺建寨，傳說因為山嶺形似糧倉（古稱稟庾），故而有了后來大庾嶺的稱呼。最后是唐玄宗時代宰相張九齡在庾嶺險峻處（因此地多梅花又稱梅嶺）重新開鑿了一條新道——梅嶺古道，從而又設置關隘曰梅關。一嶺山上三故關，也展現出這片山嶺重要的交通價值。

梅嶺古道分布示意圖。來源/紀錄片《地理·中國》

除了五嶺，云南省亦有六詔之稱。《新唐書·南蠻傳》載：

“夷語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嵩詔，越析詔，浪穹詔，邆睒詔，施浪詔，蒙舍詔?！?/p>

據陳寅恪的觀點，“詔”是氐羌系民族語言中“王”的普遍稱呼，與前秦童謠中的“苻詔死新城”直接相關，證明唐代這些少數民族很可能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氐羌南遷有關。公元7世紀中葉，正值唐朝貞觀年間，云南大理的洱海周邊出現了六個龐大的詔（王），洱海北面是浪穹詔（今洱源縣）、邆賧（ténɡ dǎn）詔（今洱源縣鄧川鎮）、施浪詔（今洱源縣三營鎮），洱海東面是磨些人（可能為納西人祖先）的越析詔（今賓川縣），洱海西南面則是蒙嶲詔（今漾濞彝族自治縣）與蒙舍詔（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

六詔之中的蒙舍詔（南詔），可能來自漢代哀牢族。《舊唐書·南詔傳》說：

“南詔蠻本烏蠻之別種也，姓蒙氏，蠻謂王為詔，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為渠帥?！?/p>

蒙舍詔的始祖蒙舍龍開創基業的地盤，曾經是漢代益州郡的邪龍縣。六詔中的最強詔始終在唐朝與吐蕃的爭奪中穩站唐朝一隊，獲得了唐玄宗的鼎力支持，最終席卷整個洱海周邊，定鼎太和城（今云南大理），晉爵為云南王，完成了六詔的統一，建立起南詔國。

唐時期全圖（三）。來源/《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

在眾多省份數字中，福建省的稱號“八閩”最為復雜，其原因與地形關系密切。福建省全境地形以山地丘陵為主，除東部沿海少數平原外，幾乎全部被中西部兩大山脈序列所分割。西側的武夷山脈與閩中大山南北縱列分布，形成了眾多關隘，同時阻礙了河流沖積平原的形成，從而將福建分割為十分破碎的多個區域板塊。北宋時，福建稱福建路，行政區劃為福、建、泉、漳、汀、南劍六州，邵武、興化二軍，宋后升建州為建寧府，從而形成共八個州府級行政區劃的格局，也基本可以與今天福建的地級市行政區劃相對應。

無論誕生在紛飛戰火中的“三秦”“三齊”，還是因山就水形成的“三湘”“四川”，抑或在東南經濟騰飛中不斷轉圜的“三吳”，這些被賦予傳奇歷史文化印記的數字鐫刻著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賡續不斷的文化血脈，締造出中華大地上燦若繁星的地理文化詩篇。

從北方因分封開啟的“三晉”“三秦”“三齊”，到南方以山水為特色的“三吳”“三湘”“四川”，再到因地形與行政區劃演變而來的“八閩”“五嶺”“六詔”，這些附著在省份簡稱前的數字，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它們或是古老分封制度的遺跡，或是山水地理特征的體現，或是行政區劃變遷的見證。每一個數字背后，都有著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一幅絢麗多彩的畫卷。它們不僅是中國地理文化的獨特標識，更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賡續不斷的生動寫照。這些數字鐫刻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締造出中華大地上燦若繁星的地理文化詩篇，讓我們在領略各地風光的同時，也能感受到歷史的厚重與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