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槍支在騷亂中沉默，才是美國持槍文化的精髓，它從未賦予民眾推翻暴政的力量，卻經常成為權力游戲中的符號籌碼。
其實，美國允許個人持槍時間的很短。2008年“赫勒案”，最高法大法官以5:4裁定：哥倫比亞特區禁手槍令違憲。當時，很多法學教授猛烈抨擊憲法第二修正案：“原旨主義成了橡皮圖章，18世紀的文本囚禁了21世紀的安全。”
大法官斯卡利亞在判決書中，首次確認“個人為了自衛在家持槍的憲法權力”，也就是說家里可以有槍，但對學校、超市、機場等敏感公共場所依然限槍。
這一刻，憲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釋完成了關鍵轉向：持槍權從民兵集體權變成了個人自衛權。更大的轉折出現在2022年布魯恩案中：最高法以6:3判決廢除紐約州百年隱蔽持槍法，宣布“公共場所持槍權受憲法庇護”。
至此，沉睡兩百年的第二修正案被判例釋法搞得面目全非，機場、醫院和超市等“敏感場所”成為新的爭議焦點。曾由民主黨總統提名任命的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在異議書中警告：“今日判決將讓地鐵、教堂、醫院變成潛在的射擊場。”
所以，美國允許個人持槍的時間很短，主要來源于兩個判例，而且還是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背后操縱的結果，典型的金錢異化持槍文化。
NRA由美國內戰老兵成立于1871年，其初衷是為了“科學地提高射擊技巧”。1934年，NRA開始向成員郵寄與槍支法案有關的新聞和分析文章，正式涉足美國政治。
1960年代后期，因為美國槍支犯罪越來越嚴重，槍擊案頻發，美國政府被迫對槍支管制立法。從這時起，NRA開始逐步變成反槍支管制政治團體。
1970年代，NRA強硬派認為槍支是為了自衛，進而重新明確NRA的職責是反對槍支管制。1975年，NRA成立了立法行動研究所，通過院外游說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再往后，NRA就成了軍火商、支持擁槍者利益的代言人。
NRA每年運營經費高達2.5億美元，競選年份經費更多。據統計，NRA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捐出的競選資金高達5440萬美元。國會兩院的535名成員中，超300人要么直接從協會及其附屬機構獲得過競選資金，要么從協會廣告活動中受益。
多年來，NRA一直在構建“擁槍即自由”的憲法敘事，將憲法第二修正案中“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之權利不受侵犯”的表述詮釋為?個人絕對權利?，剝離其“民兵”“民團”的歷史背景。
那《憲法》第二修正案是咋寫的呢？“紀律優良之民兵組織/民團武裝乃自由邦國的安全所必需，人民持有并攜帶武器之權不受侵犯。”那民兵、民團持槍干嘛？答案在美國《獨立宣言》中：
“當一系列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的行為表明政府企圖把人民置于專制暴政之下時，人民就有權也有義務去推翻這樣的政府，并為其未來的安全提供新的保障。”
但最高法卻在“布魯恩案”中明確：持槍權僅用于“個人自衛”，不包括武裝對抗政府。也就是說《獨立宣言》承諾“推翻暴政”權，法律卻只允“在家自衛”。如果個人向國民警衛隊開槍，就意味著觸犯《叛亂法》，刑期最高20年。
所以，當洛杉磯抗議者高喊“我們只是要正義”時，他們極其清醒：舉槍即失去道德高地。而在洛杉磯民眾僅用燃燒瓶、石塊反擊警察的情況下，白宮就引用《叛亂法》將其定性為“叛亂”，明顯是“違憲擴權”。
因為抗議現場，洛杉磯民眾連槍都沒帶。當然，在國民警衛隊配備的M4卡賓槍和防彈裝甲面前，民眾手里的槍支就如同玩具，跟燒火棍沒啥區別。
所以，美國民眾持槍僅限于個人自衛和媒體擺拍。在美國警察面前，他們從來都不敢掏槍。面對警察警察執法，他們連掏包都得小心翼翼，因為美國警察擁有“高人一級”的自衛權。
只要警察主觀感受到了威脅，而非實際受到威脅，就可以開槍自衛。這個規則賦予了警察極大的生殺之權。以至于民眾哪怕只是做個掏包的動作，警察都可以開槍。
1999年，非裔青年迪亞洛在公寓門口掏錢包時，被4名警察誤認為掏槍，導致迪亞洛身中19槍。事后警方辯稱其外貌與強奸案嫌疑人相似，法院最終判定涉事警察無罪，簡直匪夷所思。
2021年，20歲非裔男子賴特因車輛標簽過期被攔停。一名資深女警察誤將手槍當作電擊槍掏出來，一槍擊斃賴特。事后，警方僅僅只是將其定性為“意外事件”。
2024年，美國至少有?1365人死于警察暴力執法。按照2022年誤判率43%推算，2024年因誤判導致的誤殺人數約?587人?。
其實，當社會撕裂加劇、政府信任崩塌、社區紐帶斷裂，持槍就成了美國民眾最后的心理依靠，說穿了就是安全感代償。當國民警衛隊的裝甲車駛過洛杉磯街頭，三億支槍集體失聲，就恰恰揭開了美國持槍文化的偽裝。
那些被NRA奉為自由圖騰的武器，在權力碾壓之下，不過就是櫥窗里的裝飾品。憲法第二修正案所承諾的“推翻暴政”權，不過就是寫在羊皮紙上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