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國才女蘇青，張愛玲曾感慨：

“古代女作家中我最喜歡李清照，近代最喜歡蘇青。”

20世紀40年代，蘇青以平實的筆調，大膽描寫“飲食男女”之事，成為上海灘與張愛玲齊名的女性作家。

可惜命運弄人，蘇青前半生大紅大紫，后半生卻孤苦無依。

在她身上，究竟發生了怎樣的故事呢？

接下來，就讓我們透過歷史縫隙，走進一代才女蘇青的人生。

出身書香門第，十年不幸婚姻

1914年5月，蘇青出生于一個浙江寧波的書香門第。

頗有文化涵養的長輩為她取名馮和儀，寓意“鸞鳳和鳴，有鳳來儀”。

蘇青童年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外婆家度過的。

無拘無束的鄉村生活，造就了她爽朗干脆的性格。

直至上小學的年紀，她才回到母親身邊，并在祖父的熏陶下，開始讀書識字，并迷戀上了文學。

蘇青老家樓梯處的拐角放著一個馬桶，觸手可及之處立著一個書櫥，上面放著許多小說。

蘇青經常坐在馬桶上看小說，一坐就是半天。

有一次，家里的狗對著蘇青坐著的方向狂吠不止，可蘇青聽不見似的只顧著看她的小說，時而皺眉，時而大笑。

保姆聞聲趕來，只見書柜上掛著一條草繩般粗壯的蛇，十分危險。

連狗都嚇得狂叫，蘇青卻沉迷于小說，渾然不知，可見她有多癡迷文學了。

蘇青八歲那年，一家人隨父親工作變動，搬到了上海，蘇青隨之轉入上海的一所弄堂小學。

得益于家庭的影響，蘇青從小就聰穎過人、成績優異。

她一路考入中央大學，即現在的南京大學，成為一名女大學生。

蘇青懷著強烈的求知欲和好勝心進入大學校園，對之后的學習生活充滿期待，怎料還未畢業，就慘遭學校退學。

原來，蘇青的父親此前因病去世，孤兒寡母不得已搬回寧波，日子捉襟見肘。

高中畢業后，仰慕蘇青已久的同學李欽后，托人向蘇家求親。

蘇母深知自家近況，覺得李家是個不錯的選擇，便點頭答應了這門婚事，唯一的要求是等女兒大學畢業后再成婚。

可大學開學不久，蘇青因自身條件優越，很快就成為學校的風云人物，追求者接踵而至。

李欽后擔心未婚妻變心，不顧對方意愿，要求馬上完婚。

婚后不久，蘇青便因懷孕被學校勒令退學。

因結婚被迫中斷了學業本就令蘇青難過，可更讓她沒想到的是，丈夫竟與別人有染，還在自己生下女兒后，開始對自己冷言冷語。

事已至此，蘇青也只能忍氣吞聲。

隔年，夫妻倆搬到上海。

丈夫外出工作，蘇青則留在家里。

一個人賺錢兩個人花，生活十分艱難。

由于沒有收入，蘇青只能跟丈夫要錢。

有一次，她向丈夫討要生活費，卻被打了一巴掌，還被嘲諷讀書人竟也伸手要錢。

這一巴掌打碎了蘇青的自尊心，卻也將她徹底打醒。

她暗暗發誓，一定要實現經濟獨立，不靠男人養活自己。

文壇初露才華，一舉成名眾人捧

蘇青讀中學時，在家庭和學校教育的熏陶下，經常在校刊上發表作品，被同學們看作“天才的文藝女神”。

結婚之后，她對文學的熱情絲毫未減，情緒低落時，便沉浸在文學的世界里，用讀書寫作排遣心中的苦悶。

不久，蘇青根據自己的經歷寫下一篇《產女》，暗諷社會上的重男輕女的風氣，并寄給林語堂主編《論語》雜志。

雜志編輯看后，格外欣賞蘇青文字里的銳氣，便將稿件題目改為《生男與育女》，隨后刊登發表，蘇青也得到了5元稿費。

1935年6月，文章一經發表，便受到廣大讀者的追捧。

這是蘇青的初啼之作，也是她邁向文壇的第一步。

嘗到甜頭后，蘇青又陸續在《論語》和《宇宙風》等雜志上發表一系列文章，均取得不錯的反響。

感情上不得志，寫作便成為她的私人空間，她可以隨時沉浸其中，盡情宣泄心中的憋屈和怨憤。

在那段苦悶的日子，寫作不僅讓她賺到稿費，也成為她排憂解難的出口。

眨眼間來到1944年。

彼時，蘇青已經迎來自己的第五個孩子，也是唯一的兒子。

但兒子的到來并沒有挽回這段岌岌可危的婚姻，她和丈夫最終還是離婚了。

回想過去風風雨雨的十年，蘇青有感而發，她以自己為原型，創作了長篇小說《結婚十年》。

小說出版后，立即引起強烈的反響，深得一些女性讀者的喜愛。

這本小說前后刊印了18版之多，在當時的出版界可算是個奇跡，蘇青也因此在上海灘名聲大噪。

除了寫作，蘇青還創辦了刊物《天地》，旨在以真實的聲音反映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

她堅信“選擇自己經驗范圍內的東西寫更能獲得成功”，因此她聚焦于生活瑣碎，寫作了一系列散文，后來還集結出版了散文集《飲食男女》。

蘇青的能量不容小覷。

刊物創辦初期，從文壇、政壇的顯赫人物，到嶄露頭角的作家，不少人都紛紛成為《天地》的作者，其中就有我們所熟知的張愛玲、周作人、胡蘭成等。

從家庭主婦到寫作者，再到創業者，蘇青面對困境，沒有選擇自怨自艾，而是迎難而上，一步步走出了屬于自己的“天地”。

中年求職無門，晚年凄涼落魄

在文壇聲名鵲起時，蘇青受到當時汪偽政府的二號人物陳公博的欣賞，并得到了他的一些幫助。

戰后，陳公博因叛國罪被處以死刑。

蘇青也因為曾與陳公博來往密切，而被人扣上了“文化漢奸”的帽子。

可蘇青卻毫不避諱，還在作品中對陳公博表示了同情。

在《天地》因故停刊后，她照舊過著日子，閑暇之余看看戲、讀讀書，與好友喝茶聊天，絲毫沒有察覺到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化。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蘇青在上海加入婦女團體“婦女生產促進會”，試圖找份工作。

尋求無果后，她再次拾筆寫稿，可都沒有得到回復。

在朋友的提醒下，她又向《上海日報》寄去多篇文章，結果不但沒有收到稿費，還被認為有“諷刺新社會”的嫌疑而挨了批評，受到警告。

她的寫作積極性再次受到打擊。天無絕人之路。

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舉辦的戲曲編導學習班公開招收學員。

蘇青起初沒有被錄取，后來在貴人的幫助下，總算應考成功。

她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認真學習理論知識，并順利畢業。

畢業后，蘇青輾轉來到了芳華越劇團工作。

為了寫劇本，她時常通宵達旦，但都沒有取得成功。

才華得不到施展，生活越發困頓，為此蘇青一度自暴自棄。

好在她足夠堅強，不斷總結失敗經驗，并大膽改編劇本。

很快，她又改編了《賣油郎》《屈原》等劇本，一上演就好評如潮，由她編劇的《寶玉與黛玉》更是連演三百多場。

已近不惑之年，還要為了生存辛苦奔波。

但命運沒有就此翻轉，反而繼續跟她開玩笑。

在改變歷史劇《司馬遷》時，蘇青曾寫信向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求教。沒想到，在1955年的“胡風事件”中，賈植芳被打為胡風分子。

蘇青也因為這封信受到牽連，被關進監獄，飽嘗一年多的鐵窗生涯才得以釋放，但她的人生從此陷入悲慘境地。

出獄后，蘇青的身心受到極大打擊，物質匱乏，親朋好友遠離。

后來她被安排到紅旗錫劇團擔任編導，既要做配角唱戲，又要負責撥字幕，工作非常辛苦。

她嘗試著寫了一些劇本，可都毫無反響。

最艱難的時候，她甚至只能去看守劇院大門，蘇青晚年的生活相當落魄，只能蝸居在僅有10平米的小屋里。

不僅如此，她還患上了很多慢性病，而微薄的退休金根本不足以支撐她去醫院治病。

心靈深處的創傷、物質生活的惡劣、久病成疾的身體，無一不在摧殘著蘇青。

她曾向朋友傾訴：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兩不知的時期也不遠了。”

1982年12月7日，正值二十四節氣中的大雪，蘇青走完了自己命途多舛的一生。

這一年，她69歲。

蘇青的一生傳奇而絢麗、熱烈而寂寞，世人對她的評價也褒貶不一。

但無論如何，坎坷的婚姻生活、波折的人生境遇，這一切都沒有磨滅蘇青對生活的向往和熱愛。

她的悲歡故事告訴我們：

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我們都應該堅持自我成長和獨立，勇敢地追求內心真正的夢想。

哪怕眼前困難重重，也要以堅韌不拔的精神砥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