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田弘毅，1878-1948，日本首相，也是日本唯一走上絞刑架的文職戰犯。日本九州福岡縣人，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系。長期從事外交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出任外相，提出“協和外交”，主張以和平的姿態鞏固對華慢略成果，修復與美、英等國關系。1936—1937年出任日本第32任首相，提出對華關系的“廣田三原則”，以謀求日對華東北、華北侵略權益合法化和固定化。與德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對內強化法西斯專政，推行“廣義國防”的經濟、軍事一體化體制，加強軍人干政政治等。1937年就任近衛內閣的外相，參與策劃全面侵華戰爭。日本投降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其為第二名甲級戰犯，1948年12月被絞死。

從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之時，蔣介石就對日本抱有幻想心理，企圖向日本妥協。他認為日中沖突有和平解決之可能。面對著日本帝國主義伸向華北的魔爪，蔣介石以屈辱的《塘沽協定》換來平津暫時的茍安，中斷了長城抗戰開始的局部抗戰，繼續執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日本侵略勢力以《塘沽協定》之簽訂，得以使中國政府承認其侵占東北三省和熱河“合法”性的基礎上，更加有恃無恐地染指華北，推行分離華北政策，妄圖炮制出第二個偽滿洲國。

1935年1月，為了在華北扶植能夠忠心貫徹日本要求的“誠實的政權”，一部分日本駐華外交官員提出，應變對中國的“水鳥外交”為“啄木鳥外交”，意思即啄木鳥以兩足抓木，以利嘴啄入木中，外靜而內動，木不空則啄不止。被少壯軍人所左右的廣田外相便順風更帆，唱起了“啄木鳥外交”。23日，廣田在日本議會上作外交演說，稱贊南京政府反共得力，中國政局漸平穩，中國提案漸次解決，表示日本愿“為求其善鄰之實現”努力。但同時又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取締“排日”風潮，以謀日中關系進一步改善。由此廣田把對中國的外交披上了“道義”的外衣。29日，熱衷于對日談判、調整邦交的蔣介石邀請日本駐華武官鈴木美通到南京會談。他對鈴木說：“無論如何，中日兩國有提攜之必要，愿為中日兩國以互助之精神努力進行。”中國的排日運動“至當極力取締”。

此時，載于1934年12月《外交評論》雜志的國民黨官方文章《敵乎？友乎？——中日關系之檢討》正好發表，蔣介石對日本的幻想露骨地表現出來。文章說：“日本人終究不能作為我們的敵人，我們亦究竟有與日本提攜之必要。”2月1日,蔣介石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稱：“此次日本廣田外相在議會所發表對我之演說，吾人認為亦具有誠意。吾國朝野對此當有深切之諒解。”2月14日，蔣介石在廬山答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問時又說：“中日兩國不僅在東亞大局上看來是有提攜之必要，即為世界大局設想，亦非提攜不可”“中國不但無排日行動與思想，亦無排日之必要”。他贊揚廣田外相的外交演說“是中日關系好轉的起點”。

日本看到中日“親善”“提攜”的謀略得到響應，對調整中日邦交來說表現相當主動的蔣介石“投桃報李”。4月17日，中日雙方宣布公使升格為大使，一時之間中日的報紙大力宣傳“中日提攜”，蔣介石沉醉于中日親善幻想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