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哈薩克斯坦警方官網（Polisia.kz）披露，在6月2日至6日開展的全國專項行動“卡魯”（?ару）中，“共查獲非法流通武器400件、子彈2500多發以及爆炸裝置6個，同時發現武器彈藥藏匿點40處”。更引人深思的是，“此次行動繳獲了在‘一月事件’期間被盜的警用武器和裝備，具體包括卡拉什尼科夫自動步槍（AK）2支、手槍4支、線膛卡賓槍4支，以及警用防彈衣、頭盔和盾牌”。這些數字背后，折射出一個中亞國家在應對突發安全危機后的漫長治理征程。

值得警惕的是，武器流失呈現持續擴散態勢。今年3月，“在哈薩克斯坦部分地區再次發現了‘一月事件’期間失竊武器的藏匿點”。除扎爾肯特案例外，“更早時候在奇姆肯特市郊區靠近墓地的地方也發現一處武器藏匿點，繳獲4支霰彈槍及彈藥，其中部分彈藥被確認是在‘一月事件’期間從阿拉木圖一家武器店盜竊得來”。這些散布在邊境城鎮的武器庫，如同埋在社會肌體中的“未爆彈”，印證了哈薩克斯坦內務部此前的研判——今年2月該國官方數據顯示，“當時全國僅找回了1月事件中失竊武器數量的不到一半”，已知2960件制式武器流落民間的事實，使這場“武器清剿戰”注定成為國家安全的長期課題。

從戰略層面審視，哈薩克斯坦的應對之策凸顯系統性治理思維。一方面通過高壓執法構建防控網絡：“警方檢查了超過2.9萬名民用武器持有者，其中845人因違規被追究行政責任”，同時對“1萬多個農牧場進行檢查，繳獲各類武器超過65件”。這種深入農牧區的拉網排查，直指偏遠地帶可能存在的治安盲區。另一方面創新推行柔性政策：內務部多次重申“自愿上交非法持有的武器可免于刑事和行政責任”，此舉促成“87件武器被民眾主動上繳”。刑事警察局局長卡納特·努爾馬加姆別托夫的呼吁更顯治理智慧：“請大家提高覺悟，主動上交沒有合法持有憑證的武器，共同為維護公共安全貢獻力量”。剛柔并濟的治理模式，既彰顯法律威嚴，又凝聚社會共識。

跨國安全協作的重要性在此事件中尤為凸顯。國家安全委員會早前通報顯示，“截獲走私渠道繳獲的武器彈藥中，大部分是在‘一月事件’期間被盜的”。這一信息揭示武器外流的風險鏈條——當自動步槍與防彈背心出現在邊境藏匿點時，其潛在流向可能威脅整個中亞地區安全架構。內務部副部長伊戈爾·列佩哈的警示更具戰略高度：“執法部門繳獲的武器數量，已遠超1月騷亂期間從武器商店被盜的數量”。此論斷暗示兩個嚴峻現實：一是民間非法武器存量可能遠超預期；二是地區武器黑市仍在持續運作。這種態勢要求上合組織框架內建立更高效的情報共享與聯合行動機制。

回溯事件全程，從今年初“累計繳獲各類武器超過660件”，到六月專項行動再破獲40處藏匿點，哈薩克斯坦的實踐為全球反恐防暴提供重要鏡鑒：首先，重大社會動蕩后的武器管控需建立“十年長效”機制，短期運動式治理難以根治隱患；其次，農牧區與邊境地帶應成為安全資源的重點投放區域，這些傳統治理薄弱區恰是武器藏匿的高發地；最后，民眾參與是安全治理的核心支柱，正如自愿上繳政策所證實的——“主動上交非法持有的武器可免于刑事和行政責任”的法制設計，使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形成安全共同體。

當最后一批被盜防彈衣回歸警械庫時，這場武器追繳遠未終結。但哈薩克斯坦以持續行動昭示：國家安全沒有休止符，每一次從廢棄房屋或邊境墓地起獲的槍支，都是對地區和平的一次捍衛。這種將民生安全置于國家戰略高度的堅持，正是現代國家治理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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