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件事在全網炸開了鍋。

湖北推行「媽媽崗」就業模式。

號稱，為大量母親提供工時短、靈活性強、能居家上班的彈性工作崗位。

「方便寶媽們邊帶娃邊工作。」

消息一出，全網沸騰。

幾乎是一邊倒的罵聲。

人們紛紛指責，這一崗位忽視了父親的撫養義務，只會讓女性的生存處境和就業情況越來越糟糕。

魚叔也深以為然。

而且，實際上，這樣的戲碼早已上演過，結局也有目共睹。

今天回看，也會發現，這不僅僅是一個稱呼的問題。

韓劇《殘酷的實習生》中，女主本是資深職場人。

但因婚后離職，專心育兒，有長達7年的空窗期，再難回歸職場。

上司主動提出「關懷措施」，給予「彈性實習機會」，安排輕任務、半工時。

和湖北的「媽媽崗」如出一轍。

初看是好的。

有了工作，又不必太勞碌，還能抽出時間照顧孩子。

但，時間久了，帶來的問題是：

工作能力不被認可，也沒機會施展，升職機會完全被封鎖；

隨著孩子逐漸長大，身為母親的價值感被剝奪后，很難再在職場上找回主場。

職位可有可無，工資也少得可憐。

沒了經濟大權，家庭地位也堪憂。

和丈夫吵架后也不敢離開，因為根本難以獨立。

這一連串問題，恰恰是不滿「媽媽崗」的人所擔心的。

現實中，也有過先例。

1972年，日本出臺《勤勞婦人福祉法》，對從業女職工的勞動保護、生育休假等提供法律依據。

就很像現在的「媽媽崗」式政策。

名義上是對女性的保護性政策，但實則建立在女性優先家庭的基礎上。

這導致當年日本職場上大多女性從事的都是端茶倒水、打印文件等雜活，或是最基礎的文員工作。

短期看，確實緩解了勞動力缺口，一解很多家庭的燃眉之急。

可長期后果是，貧困女性人數大規模增長。

尤其是獨自撫養孩子或老人的單身女子，為維持生計，只得同時打多份工。

很多女職員因為身處公司最底層，還要承受職場性騷擾。

家庭中，男性的經濟負擔也相應加重，出現過勞死、自殺等嚴峻的社會問題。

80年代初一部爆火的日劇《回憶制造》，反映出當時女性的普遍困境。

越來越多適齡女性恐于進入婚姻，因為她們深知，成為妻子、母親，幾乎等同于自我放棄。

但即便有心耕耘事業，職場又始終將女性拒之門外。

這也直接導致了日本風俗業的出現和壯大。

1985年的電影《愛的旅館》就側面展現了彼時嚴重失衡的職場環境，如何催生性產業繁榮的社會現實。

年輕的應召女郎，是出身不佳、教育斷裂、社會保障缺位后，自然滑入性產業的可憐女性。

而片中的男主，也就是她的客戶，是在泡沫經濟前期，工作受挫，無力負擔養家重任，欠下黑幫高利貸。

她的妻子也因此遭黑幫強暴。

重重打擊讓他不堪重負，干脆自暴自棄決定自殺，并在自殺前找了應召女。

片中個人的不幸和孤獨背后，是時代的悲歌。

近半個世紀已然過去。

時至今日，國內還是出現了「媽媽崗 」？

不可否認，初衷或許是善意的。

它正是關注到了，相比男性，女性在現實社會中長期處于弱勢的現實。

尤其是育兒期女性面臨的職業中斷、再就業困難等問題。

所以才會特意針對女性，提供崗位，鼓勵回歸，幫助其找回社會功能。

日本NHK的紀錄片《密室的防攻·男女雇傭均等法背后》也揭示，日本當年制定類似政策時，立法者內部也有過激烈爭執。

只是因為就業等現實問題過于突出，保守勢力也過于強硬，最終才妥協在這樣一個貌似平衡、務實的結果上。

當然，其中的問題更是顯而易見的。

這一政策設計考慮的，主要還是社會的現實用工需求，而非女性群體的主體需求和長期的發展權益。

預設的，還是傳統的性別角色。

因此忽視了，這樣的政策強化了母職標簽。

將養育子女的責任完全推到母親身上，也會讓女性長期陷入無晉升、底薪的可有可無的邊緣帶。

還淡化了男性的育兒責任，固化了男性在就業市場上的主導地位。

相較之下，像上海、陜西等地使用的「生育友好崗」說法，就更為合理、謹慎。

當然，單是名稱的改變也無法直接撬動不平衡現狀。

就像之前曾掀起討論的產假政策。

很多人提議為打破女性「喪偶育兒」的困境，應當推行夫妻同休產假。

官方也給出了積極回應。

但這又引起很多人的質疑。

不少人覺得，哪怕政策進步，太多家庭觀念也很難及時跟進。

唯恐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說是同休產假，結果是丈夫在家休息，妻子不僅要照顧小孩，還要照顧丈夫。

解決女性職場困境問題，本就無法依賴單一政策。

日本在出臺《勤勞婦人福祉法》后直至80年代中期，弊端盡顯。

在國際趨勢和女性群體訴求的推動下，1986年又實施了改進的《男女雇傭機會均等法》。

確保在招聘、晉升、培訓等就業環節中，男女享有平等的機會，也對女性勞動者在孕期、產期等特殊時期提供特別保護，禁止因生育等原因辭退女性職員。

后續又有各種政策的出臺和跟進。

1992年有《育兒休假法》，規定男女皆可休育兒假。

2006年修改《均等法》，增加了「禁止間接性別歧視」的條款，禁止那些表面性別中立但實則對女性不利的規定，比如身高、體重要求等。

還有其他配套機制不斷完善，比如企業女性比例改革，育兒津貼與福利擴充，以及女性產假后的復職支持等等。

不只是日本，其他國家也都是相似的。

德國父母同休假，還可領取共同育兒津貼。

新加坡有月度津貼、托育補貼等。

還有像北歐國家，有男性12月育兒假+收入保障+社會托育普及。

紀錄片《他鄉的童年》中，一位母親到芬蘭后，原本很擔心這一身份帶來諸多不便。

結果被告知，「在這邊媽媽是最大的。」

雖然國情有異，但足以說明，我們無法靠一個新的崗位掃空職場女性的煩憂。

即使將媽媽崗改為父母崗，如果配套機制跟不上，男性育兒假不足，職場評價體系不變，依然可能還是原地打轉。

多項政策與社會觀念、財政激勵、家庭結構協同推進才有可能打破僵局。

日劇《如虎添翼》里也揭示了，真正打破職場女性困局的，不只是政策條文。

而是越來越多擁有親身經驗的知識女性，走進了政界、法界。

將切身的苦惱轉化為具體的公共政策。

當然，職場不公問題至今在全世界范圍內，依然是未竟的事業。

很多舊有觀念依然積重難返，大量女性仍陷于家庭和職場的泥沼中。

更遑論經濟下行，很多企業都自身難保時，普通職場女性的處境又雪上加霜。

很多女性因為擔心失業，懷孕后正常休假也會誠惶誠恐。

疫情期間，日本社會就暴露出很多問題，一度重蹈歷史覆轍。

因為疫情波及到的服務業中，女性臨時工占比很大，太多女性被迫失業。

很多經濟情況本就不好的女性，被迫進入風俗行業。

女性自殺率也急劇上升。

因為很多家庭收入銳減，家庭主婦也被迫出門找工作。

找到的還是類似「媽媽崗」的廉價零工。

即便比男性的工作量小，但因為完全承擔了育兒任務，也大都不堪重負。

這也不僅僅是丈夫個人的問題，更有社會觀念的束縛。

NHK的紀錄片《女性的控訴：收入減少與影子工作》呈現了疫情期間同時居家辦公的一對夫妻的生活狀況。

妻子負責帶娃、給全家做飯，還要工作。

每天都精力透支，因為睡眠不足頭疼，止痛藥都成了必需品。

丈夫哪怕有心分擔，也無力參與。

因為他的上司默認他家里有妻子帶娃，還抱著「男性工作能力更強」「男人就該工作養家」這種過時觀念，給丈夫超負荷的工作任務，讓他無法脫身。

顯然，這樣的情況也不限于一時一地。

所以說到底，直面這種種不公事實，做出真正的改變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不過，如果名字都懶得改，注定只會永遠原地踏步。

先把錯的稱呼改掉，才能讓對的觀念生根發芽。

至少別一錯再錯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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