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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黨員王實味連續推出《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兩篇文章,在延安引起極大震動。
《野百合花》尤其引起關注,文章旨在揭露延安的另一面,并認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極的,因為黑暗消滅,光明自然增長。”
當時他已經預料到,這篇文章會被國民黨利用,被拿來作為攻擊黨的工具。
事實的確如此:國民黨利用王實味的文章,編成小冊子《關于〈野百合花〉及其它》,作為政治上討伐我黨的檄文。
但王實味又自我辯解,“(敵人)更希望我們諱疾忌醫,隱瞞這個錯誤,使黑暗更加擴大,所以不如我們主動揭破!”
《野百合花》發布后,在延安形成巨大的質疑思潮,與當時的“革命圣地”形象,形成了一種極不和諧的沖撞。
為了挽回影響,從1942年6月起,內部就展開對王實味的批判,且性質不斷升級擴大。
隨著康生的介入,王實味被定為托派分子,并與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反黨集團”。
按:這是黨內斗爭中,第一個被定性為“反黨集團”的,之前的名稱是“AB團”、“社會民主黨”、“改組派”、“第三黨”、“托派”等。
王實味被開除黨籍,并很快被逮捕關押,又在1946年的審查中,被定性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
1947年3月延安保衛戰開始,王實味被轉移押往興縣城郊的一個看守所。
不久此地遭到國民黨轟炸,看守所需要轉移,行前請示對于王實味的處置辦法,經康生等同意,王實味被處死。
王實味之死,是延安一個標志性事件,而他的身后名,更折射出特定歷史時期的思想生態。
根據后來的資料,毛主席早在建國初的1950年7月,就對王的問題有所指示。
他在寫給中央研究室的信中,提出了看法:“五人反黨集團”問題,并無具體證據,似應予以平反。
這是最高層第一次談及王實味等人的平反問題,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被部署落實。
1962年1月末的七千人會議上,毛又一次提到了王實味的問題:
還有個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 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蔑共產黨,后頭把他抓起來,殺掉了。 那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 對于這件事,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 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
這里面毛流流露出的態度:王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污蔑攻擊黨的方針,抓起來是應該的,但殺了不應該。
改革開放后,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學術界開始重新審視這段歷史,相關平反工作再一次提上日程。
1980年中旬,革命元老李維漢就提出,要把王實味的問題搞清楚,“如果是錯案,即使人死了,該平反仍然要平反”。
1982年2月2日,中央組織部作出《關于潘方、宗錚、陳傳鋼、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謂“五人反黨集團”問題的平反決定》。
當初因王實味《野百合花》一文,導致潘、宗、陳、王等人被劃入“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潘、宗、陳、王等四人,受到多次沖擊和迫害。 組織決定,對潘、宗、陳、王四人的“五人反黨集團”問題,予以正式平反,撤銷處分,恢復名譽。 對因他們的問題,受株連的親屬子女,一律發出通知,以消除影響。
這個官方結論,明確說明王實味的“五人反黨集團”是不存在的,為“五人反黨集團”平了反。
美中不足的是,回避了王實味這個核心人物,只平反了另外四人,對王實味平反與否,依然不置一詞。
到了1986年的時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對王實味問題做了說明。
在毛澤東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的王實味是國民黨特務那里,專門加了一個注釋:
關于王實味是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據查,不能成立。
這實際上非正式半公開地,為王實味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問題平反。
到了1991年2月7日,公安部發出《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復查決定》,給了最后的結論,全文如下:
經復查,王實味同志1930年在滬期間,與原北大同學王凡西、陳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來往中,接受和同情他們的某些托派觀點,幫助翻譯過托派的文章。 在現有王實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對參加托派組織一事反反復復,在復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 因此,對1946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現在予以糾正,對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
之所以說這是最后結論,是此后官方再沒提及王實味的問題,工作重心也轉移到經濟建設上。
這個最終的復查決定,有幾個關鍵點需要注意。
一、稱呼王實味為同志,其實是變相糾正了開除黨籍的處分,承認他的黨員身份。
二、雖然對王實味的托派問題平了反,但可以看出結論中,仍然認為王實味是有政治錯誤的。
三、糾正的是“反革命奸細”的帽子,以及認為不該被處決,對于王實味究竟是否該平反,不做明確結論。
以上是從政治角度來評析,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王實味的文學創作和思想觀點,其實已經得到重新評價。
他的雜文被收入多種現代文學選集,研究者可以分析其作品的思想價值和藝術特色。
在文學史敘述中,王實味不再被簡單定性為"反革命",而被視為在特定歷史環境下,一個遭遇悲劇的知識分子。
這種學術上的重新定位,實際上構成了某種程度上的思想平反。
對王實味的重新評價,是在改開后整個社會“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發生的。
與許多歷史問題的重新審視一樣,這個過程是漸進的、多層次的。
組織結論的調整、學術研究的深入、社會認知的變化,一起構成了對這段歷史的反思。
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對歷史人物的重新評價,往往反映著一個時代的思想深度和歷史智慧。
今天的研究者們,應當以更加理性、客觀的態度來探討這段歷史,這也是社會進步的一種體現。
歷史研究的價值,不僅在于還原真相,更在于從過往中汲取智慧,促進對現實問題的思考。
過去的事情過去了,一切朝前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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