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過不少民間的謀略家或軍事家，個個高臥隆中，放言高論，無非是戰國七雄，天下三分，都是些厲害角色。

但從他們嘴里聽不到公平和正義，聽不到人道和權利，也聽不到價值和文明。所有的只是“贏”的技術和“霸”的良策；也聽不到人間的疾苦和現實的糾結，所有的只是沉溺于章回小說中的自我陶醉。”——鄧曉芒

鄧曉芒與楊小凱

小凱讓我如夢初醒

我知道楊小凱已經很久了。早在60年代時期，長沙市的“楊曦光”（也就是后來的楊小凱）就已經鼎鼎大名了。于是，凡是與楊曦光有關的大字報我必看，并對他的見解欽佩不已。后來他的一篇《中國向何處去》轟動了全國。康生甚至認為這篇文章絕不是一個19歲的年輕人能寫出來的，背后肯定有“黑手”。之后便傳來了楊曦光被判刑十年的消息。

1968年，我們知青陸續來到下放地，重新面朝黃土背朝天地“修理”起地球來，心情無比郁悶。有一天，我們大隊的頭兒拿來一份傳單，神秘兮兮地把我們十幾個人叫到一起，讓我們傳看。

楊小凱的逮捕證

我一看，這不就是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嗎？我如饑似渴地讀起來。文章并沒有什么“惡毒”和“反動”的地方，通篇沒有攻擊任何人，從頭至尾都是在客觀冷靜地侃侃而談，對形勢和政治關系的分析頭頭是道，細致深刻，遠遠超出我們這些被運動者的簡單頭腦，一切都是那么理性和有主見，從表面的口號底下揭示出隱藏的實質意圖來。

看完這篇文章后，我才如夢初醒，深深地為自己以往的不動腦子、只憑激情而感到慚愧，心想什么時候，我也能像楊曦光那樣，有自己的主見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牽著鼻子走呢？

我和楊曦光同歲，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就連想都沒有想到過呢？

上山下鄉時期的知識青年

從那時起，我就自覺地走上了一條自我教育、自我充實和自我訓練的不歸路。我開始認真地讀一切我能夠找到的理論書，在漫長的農村生活和艱苦的農業勞動中，我擠出每一點空余時間來加強自己的理論修養，為的是建造一個屬于自己的頭腦。

態度的改變是決定性的，我一下子覺得眼前豁然開朗，思想也變得深刻起來，能夠在當時那些表面的宣傳口號底下發現某種不可明說的隱秘目的。

之后，經過整整10年的艱苦自學，在1979年，我以一個初中畢業生的“同等學力”考上了武漢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專攻西方哲學，并以優異的成績留校任教。但我沒有一瞬間忘記了我與楊曦光這一段未曾謀面的緣分。

和小凱在武漢大學的金色時光

1982年，我碩士生畢業，留在武大哲學系當教師，住在校方分配的湖邊小區里。后來，當我得知楊小凱也被劉道玉校長聘請來武大，并且就和我住在同一個湖邊小區的時候，我是多么的激動！我迫不及待地和朋友們去拜訪了他。

我們可以說是一見面就成了莫逆之交，除了時不時和小凱一起打打羽毛球之外，交流思想和學問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記得我當時只向他提了一個問題，我說：“你現在如此相信經濟學問題可以用數學來解決，致力于研究數理（計量）經濟學這套東西，但它對于中國的經濟生活真的能夠有作用嗎？”他沉吟半晌，說：“相信將來是會有用的。”

我覺得我這一問可能擊中了他的要害。在目前中國，并不存在計量經濟學所要求的那樣嚴格統計，離他所設想的那種“規律”還無限遙遠。

當然我并不否認他的數理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在歐美發達國家有廣泛的實用價值，但我深知小凱的志向決不僅僅是當一個世界公認的經濟學家，而是要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未來設計藍圖。他骨子里是一個立志報效國家、振興民族的傳統中國知識分子。

1980年代，楊小凱（左二）在武漢大學

我們自然還聊到了他那段不幸的經歷。小凱說他出獄后，頭腦里裝著兩種知識，一種是可以定量化的數學和經濟學知識，這是一種專業性很強的科學知識；

另一種是人性的知識，包括哲學、倫理學、文學、宗教學和社會歷史知識，而后者更加重要。

我想這樣的觀念，也為他后來成為一名思想家奠定了基礎。

他們竟然把小凱當成危險分子

大約是1983年冬天，小凱通過著名美籍華人經濟學家鄒至莊，辦成了赴普林斯頓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的手續。是否放小凱去美國，這在武大引起了軒然大波。

最后又是校長劉道玉力排眾議，拍板放人。這事后來成了劉校長的一項“罪名”，但在全校教師心目中卻為劉校長樹立了崇高的威望。

劉道玉，武大永遠的校長

小凱出國后，我們依舊保持通信，等他再次回到武大來看我們已經是90年代中期了。1992年，我搬到了學校新蓋的一套60平米的三室一廳的房子，小凱第一次回來看我們就是在這套房子的客廳里。

我們坐在沙發上聊天，這時他已拿到博士學位，被澳大利亞一所名牌大學聘為教授，后來又被選為澳大利亞科學院院士。

我看他滿面紅光，經常從事體育鍛煉的樣子，身體比以前更加強健了，心想在國外的生活和國內就是不同。我們都為他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興。

楊小凱與妻兒在普林斯頓

但使我們不解的是，對這樣一個在國外卓有成就的經濟學家，來武漢大學訪問，居然只能由經濟學院的院長私人掏錢接待，官方拒不出面。

不僅如此，學校當局仍然把他當作危險分子，不僅不準他講課，而且還派保衛處的人住進招待所，日夜監視他的活動。

要知道，在1990年代，小凱經常在一些華文刊物上發表對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研究和評析文章，得到了經濟學界高度的評價，常被引用。

我想，就算他的經濟學觀點不被政府采納，他這一片拳拳報國之心總是應該得到尊重的啊！我想如果還是劉道玉當校長的話，是決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的。

天妒英才

2004年，我得到了小凱終于去世的消息，大感震驚。天妒英才！小凱可能是我的幾個最有才華的同齡朋友中最早離開我們的。2005年我在海南大學和萌萌、志揚一起還在為小凱的早逝而感傷不已，誰知翌年萌萌也突然走了，也是得的肺癌。

他們的父輩都活到了八九十歲，但也許正是因為他們自己太優秀了，才不能見容于這個庸人的世界。

楊小凱之墓

小凱的妻子吳小娟在2004年底曾帶著她的小兒子到武漢大學來，住在我們家。那時我剛好到西南政法大學講學去了，未能見著，頗感遺憾。

她來武大，第一個拜訪的就是老校長劉道玉先生。正是由于有劉校長，小凱一家的命運才有了決定性的轉機，華人世界也才多了一位杰出的經濟學家，這位經濟學家的成就，據業內評價，是足以獲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但劉道玉這樣的校長在中國也已經絕跡了，每次我在校園里碰到他，都有一種“恍如隔世” 之感。

我無比懷念和小凱一起在湖邊居住的日子，那是一個金色的時代，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雖然物質貧乏，但內心多么充實！

批判與啟蒙：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世紀追問

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現在都已年屆花甲。我們承受過癲狂年代巨大的苦難，但我們依舊完成了自我啟蒙。何為自我啟蒙？我認為，就是要擺脫“烏托邦主義”，“傳統專制文化”等集體無意識對中國人心靈的支配。

至于后來者將要如何造就中國的命運，那已經不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事了。我們把一生的經驗和智慧留給他們，但要由他們自己去回答和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世紀追問。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直在尋求整個民族的自我啟蒙，不斷地探求向文明轉型的密碼。可惜的是，五四以來的中國淪為了極端思潮的俘虜，兜兜轉轉近百年，卻依舊走不出痛苦和迷惘。

對于小凱說，年少時的《中國向何處去》讓他深陷囹圄，出獄后的他耗盡心血，孜孜不倦地探求年少時的追問，并用他的經濟學成就和思想洞見，回答了他年少時的疑惑，也給當下的中國，提供了自我啟蒙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