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貝爾曾指出，民族-國家無論是作為決策框架還是作為政治道德的載體，對于小問題而言確實是太大了，對于大問題而言，又確實是太小了。今日世界的支配力量和推動力量要么是超越了民族-國家，要么就是雖然內在于民族-國家但也遠離了民族-國家，而且往往是同民族-國家處于對峙的格局當中。上個世紀初期的時候，韋伯在題為“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的文章中，探討了一種“民族經濟政策”的可能性，但韋伯很快便發現，并不存在這樣一種經濟政策前景，僅就東普魯士的農業政策而言，“東部援助”計劃的黑幕便已經揭示出工業集團同容克農業利益之間乃存在著根本不可能協調的沖突，與此同時，波蘭農業勞工的地方主義利益訴求更是挑戰了這個民族帝國的核心政治力量。魏瑪共和體制試圖訴求決絕的法國大革命原則，以單一且不可分割的共和主權原則來恢復并管控在帝國時期遭到瓦解的民族統一性。然而，恰恰就是在魏瑪共和時期，“反思帝國”的作品呈現出激增態勢，并且已經遠遠地超越了職業的學術圈子，成為大眾話題；共和體制毫無疑問遭到了智識上的拋棄，而這也只能表明民族-國家式的決策框架在誕生之日便已經注定了覆滅的命運。

泰勒對此中情形給出了相當精細的剖析：“共和的德意志本來是應當對帝國金融體制實施改革，并對財富階層開征稅款；然而，‘民族’階層已經對此做好了充足準備，他們宣稱，稅收只能用來支付對法賠款。于是反對稅收就成了一項愛國舉動；1921年的時候，直接稅的額度實際上不增反減了。事實上，戰爭賠償方面的款項跟德意志國內預算比起來，是不值一提的；1921到1923年間，幾乎就沒有支付過任何的戰爭賠款。通貨膨脹的速率日益攀升，一直持續到1923年底，這完全是德意志國內的收支失衡造成的。戰爭賠款和通貨膨脹之間根本沒有任何牽扯可言，德意志只不過是為了宣傳才這么說的。此時的德意志不但沒有對財富階層開征稅收，反而是靠著摧毀貧困階層和中間階層的儲蓄能力來為這場戰爭買單。由此，通貨膨脹便造成了相當深刻的政治后果，確切地說，此舉令德意志在1924年的時候同1871年的時候一樣，置身沒有債務負擔的局面當中，更確切地說，盡管輸掉了這場戰爭，但財政狀況同1871年贏得戰爭的時候竟然是一樣的。經濟上的后果也同樣深刻：德意志重工業由此便得以將先前累積的債務負擔一筆勾銷，進而騰出手腳將全部的生產程序予以合理化，其勢頭之威猛絲毫不遜色于1870年代的那場‘工業革命’。社會方面的深刻影響才是重中之重：共和體制采取的此種經濟政策剝奪了德意志中間階層的儲蓄能力，進而使得工業巨頭成為德意志經濟生活的絕對獨裁者。擁有儲蓄能力和投資能力的中間階層在任何地方都是社會穩定和秩序的支柱，然而，這樣一個中間階層在德意志要比法國和英國來得晚，由此在1914年之前便已經造成了德意志政策失去重心和穩定性；如今，這樣一個中間階層算是被徹底摧毀了，德意志這艘航船就此也就失去了穩固且可靠的龍骨。往日里的尋租階層現在一無所有了，于是便喪失了制動閘的功能；于是他們仇恨這個共和體制，認為正是這個共和體制造成了自己的災難；于是他們變得暴烈且沒有責任擔當；于是他們便隨時準備追隨第一個以救星面目出現的民族救星，只要這個煽動家不是很明顯地出身工人階級。可以說，通貨膨脹較之其他一切單一因素，都更強有力地決定了共和體制的覆滅命運；追究其中的原因，卻也根本不是盟國政策，而是因為德意志自己未能向財富階層開征直接稅。”

實際上，迄今為止的大規模人類制度史都表明，一切大規模的體制都在經歷了成長過程之后，最終會抵達一個瓦解的臨界點，在這個臨界點上，事態凝結為一個死結，歷史進程本身同樣也陷入僵滯和無望的困境當中。強烈的內部張力正在驅使今天的民族-國家向著更高也更富內爆力的層面急速推進，新的問題層出不窮，令人類理智備感挫折，實質上，這一進程已經令民族-國家遠遠地超越了道德教育的進展速度，非但已經無法依托民族-國家建立一套穩定的價值體系，而且兩者之間的巨大斷裂還只能憑借“現實政治”來加以彌合。一方面是基于地方和種群的直接民主訴求，這種訴求時常會在民族-國家層面上提升為民粹主義或者以宗教-倫理傳統為外殼的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是來自世界市場和國際壓力集團的超民族-國家訴求，這方面的訴求常常迫使民族-國家不得不以國內市場為代價，尋求一個虛擬的民族經濟統一體的擴張；實際上，民族-國家自“歐洲帝國主義時代”結束以來，一直就置身于魏瑪共和當年所遭遇的兩難境遇和雙重夾擊當中，無論是行動框架還是決策范圍從來都是布滿裂痕，并且時時刻刻都有瓦解的危險；正如同法國大革命造就的單一共和體制一樣，作為一種抽象的政治-道德存在，可以說是完美的，但在時間長河中，往往都是由北意大利共和國、萊茵同盟、大陸體系這樣的廢墟來填充的。此種局面之下，魏瑪共和時代的“反思帝國”運動是頗令人難以理解的。在這次運動中，主流見解乃力主一種民族性的帝國觀念，德意志“人民”的單一主導權是此種帝國觀念的根基所在。在這次思想運動中，俾斯麥“文化斗爭”的血脈得以恢復生機，共和精英紛紛將前宗教改革年代的基督教統一體視為“天主教鄉愁”或者“浪漫派鄉愁”，并嗤之以鼻，以多元訴求和包容性為原則和特征的神圣羅馬帝國以及奧匈帝國遭到強烈批判，宗教戰爭之前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哈布斯堡王朝便成了不幸的靶子，在這些民族帝國主義者看來，這兩大帝國都自陷于“意大利幻象”和“東歐幻象”，試圖依托包容性的觀念原則而非排他性的力量原則來復興羅馬帝國。

問題在于，歐洲殖民帝國的這批精神傳承者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根本沒有注意到作為一種觀念的傳統帝國同現代的民族帝國之間，根本沒有共性可言。民族帝國不過是民族的擴張而已。不過，“歐洲帝國主義”時代面對的問題還是那個古老的問題，正如恩斯特.福廷在論及但丁時曾詢問的那樣：“那個巨大的難題，任何研究但丁政治思想的人早晚都要對付它：但丁這個歡呼亞里士多德作‘哲學家之大師’、聲稱自己是其忠實信徒的人，為何在這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上卻與其分道揚鑣？只要讀一遍《政治學》就能充分明白，對亞里士多德而言，能引領人走向至善的社會既非世界帝國也非大的國家，而是城邦，相對小的城邦。人在本質上是‘政治（城邦）的動物’，也就是說，人們生來就是城邦而非帝國的成員，城邦是唯一的組織，在那里，人的潛能可以全部實現。城邦，也只有城邦，才適合我們的能力去了解和熱愛，從而人們才可能全部投入共同體的生活。不僅統治整個基督教世界、還統治這塵世上所有的國家——再沒有什么比這樣一個政府概念更遠離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了。經驗說明，大規模的帝國往往與殘酷的壓制和暴政同義。人習慣于他們自己的律法、習俗、傳統和特定的生活方式，不愿意為了某些陌生而且常常是深惡痛絕的東西而放棄它們。想到所有這些，就幾乎不可相信，象但丁這樣狂熱地愛著自由的人，會認同和希望那種會妨害自身實踐的政治機體成長起來。是什么引導他如此？”

問題并未發生本質上的變化，不過恩斯特.福廷顯然是錯誤地顛倒了解釋框架，但丁的帝國乃是觀念層面上的帝國，以多元和自由為訴求，相形之下，城邦作為一個封閉且極端排外的微小政治單位，卻是一個兼具內爆力量和擴張沖動的統一體，正如雅典的兩次海上同盟和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同盟的歷史一再證明的那樣，這樣的城邦體系是不可能有自由和包容性的長久生存空間的，修昔底德將城邦體制的帝國訴求建基于“利益、恐懼和榮耀”，而這些元素則是植根于人性的普遍缺陷當中的，城邦體制不但不能像但丁的帝國那樣，緩和并消解人性當中的這些缺陷，反而是對之實施了接納和激發。威廉.弗格森一針見血地揭示出城邦-帝國體制同現代歐洲民族-帝國體制在精神和原則上的傳承關系：“必須承認，沒有任何主人比一個人自己的意志更加嚴厲的了。在這個艱苦的時代，行動的沖動來自雅典人民自身，而不是他們的主要政治家。可是這一事實本身并不能減少伯里克利的光輝，準確地說，希臘的黃金時代是雅典的黃金時代，許多東西對它的誕生做出了貢獻，但是它們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除了我們已經提到的民族生活的深化外，就是偉大領袖們無與倫比的機敏，使他們與大眾在每個人都能把自己的天然能力發揮到極致的環境中進行有效接觸。這種創造才能與善于接受的大眾的聯合，主要來自于雅典的民主制度；就其只有偉大時刻才能提供的雄心所激起的富有想象力的刺激而言，擁有帝國也許是必須的。”（威廉.弗格森：《希臘帝國主義》，晏紹祥譯，上海三聯書店，2005，第22-23頁）富格羅拉斯則給出了更為簡明的評述：“就起源和根基而論，民族素來就是反帝國的。低地國家乃起源于同哈布斯堡帝國的決裂；英格蘭起源于同羅馬的決裂和國教的確立。西班牙也是因為脫離了哈布斯堡帝國體系的控制才得以成就卡斯蒂爾王朝，法國則更是在同德意志的羅馬帝國的斗爭中，逐漸成長為一個民族的，而且在這個民族塑造進程中，法國還同全歐洲的傳統勢力展開了戰斗。”

確切地說，帝國所表征的乃是一種觀念，惟有在觀念層面上方能設想一個帝國統一體。民族則是依托領土和實力的排外政治體，帝國要包容各地的文化和各個區域的種群。民族嚴格來說是“制造”出來的，而且民族還要“制造”單一的文化，然后從中汲取單一的原則和單一的力量。民族邏輯只認可個體，并且直接面對個體。但是依據帝國觀念，一個人通常都是在成為種群、地域文化以及中間性的共同體或者團體組織的成員之后，才順其自然地成為帝國成員的。人文主義體制、自由主義體制和民主體制，在民族-國家之內是不可能共存的，否則都難免破產。但是所有這些體制在帝國當中是可以共存的，并且帝國的生命也恰恰就在于這種共存機制，由此使得各自的德性以一種但丁當年曾預想過的方式融合起來。與此相反，一個人若想歸屬一個民族，就只能依托直接的方式，確切地說，個體同民族之間的紐帶是直接的，不存在地方紐帶、實體或者邦國作為中介。由此便不難理解，為什么法國共和元年的原則和盧梭的政治思想一定要對社會中間團體展開毀滅性的打擊，并以此作為國家建構的基本指向，在舊制度時期，王權同布爾喬亞階層之間基于個人主義原則的直接聯系也正是民族-國家建構進程的最根本特征。確切地說，“帝國”概念只應當保留給羅馬帝國、加洛林帝國、神圣羅馬帝國、奧匈帝國以及奧斯曼帝國這樣的以多元性和包容性為特征和訴求的帝國，相形之下，法蘭西第一帝國、包括俾斯麥第二帝國在內的歐洲殖民帝國以及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都只不過是1792年法國排他性單一主權原則的擴大版本而已。兩者之間的差別是本質性的，前者依托的觀念和原則，而且也惟有依托觀念和原則才能成就一個帝國統一體，后者作為擴大版的民族-國家，則放棄了觀念和原則，轉而依托特定的領土來建構一個封閉、排外且以單一意志和實力為基礎的政治統一體。

中世紀圍繞授職權的漫長爭斗暫告一段落之后，隨著意大利城市共和國的崛起，但丁帝國觀念的現實載體便走上了衰落的軌道。“此后，帝國便經歷了數個世紀之久的衰落過程，與之相伴的便是原則在帝國當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的衰落，與之相應的則是逐漸展開了一個純粹領土性質的帝國定義。意大利和德意志雙雙開始將帝國同一片享有特權地位的領土聯結起來，日耳曼式的帝國觀念便由此發生了變化。在但丁那里尚且不存在此種領土訴求，在但丁看來，皇帝并非德意志人，亦非意大利人，而是精神意義上的‘羅馬人’，確切地說，就是凱撒和奧古斯都的繼承人。換言之，在但丁看來，倘若帝國自我改造成一個‘巨大的民族’，也就等于是崩塌了，這是因為就帝國所蘊含的生命原則而言，倘若不能超越民族性的忠誠和地方性的利益，任何民族都將無法擔當并實施超越性的帝國權能。‘真正意義上的皇帝，’埃弗拉寫道，‘惟有以精神力量作為動力，方能存在……倘若喪失了這樣的精神力量，帝國就只能演變成憑借暴力制造的贗品，純粹成為一種根本沒有靈魂的機械造物。’……與此同時，民族也開始尋找自己的根系，民族方面提出主張，認為自己應當獲得帝國威權，不過，民族威權并非系于原則，而是系于領土。民族之緣起可以定位于《凡爾登條約》之后，加洛林帝國的分裂。法國和德國，實際上當時就已經能夠這么稱呼這兩個民族了，因為二者已經賦有了各自的命運。德意志已然維系著帝國傳統，法蘭克王國則已經從日耳曼共同體當中分離出來，以君主體制為過渡，向著現代民族體制慢慢演進。加洛林王朝的終結歷程從十世紀開始，先是德意志于公元911年分離出去，接著是法蘭西于公元987年分離出去；也就是在公元987年，休.卡佩獲選成為第一個并不懂得法蘭克語的法蘭西國王。卡佩也是第一個明確自我游離于帝國傳統之外的國王，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但丁會在《神曲》中令卡佩說出這樣的話：‘我就是那怨毒的穹頂，陰影遮蔽整個基督教大地！’” 此后法蘭西依托個體-人民原則展開的“民族”建構歷程在此無需贅言。重要的是個體-人民-民族原則在“帝國主義時代”前夜發生了怎樣的變遷。霍布斯鮑姆在評價1830年代的歐洲革命時指出：“它標志著西歐的資產階級力量徹底擊潰了封建貴族。隨后五十年的統治階級是銀行家、大工業家，有時是高層官員所組成的‘大資產階級’，封建貴族或者緘默不語或者同意推行首選有利于資產階級的政策。甚至普選也不構成對他們的威脅，盡管外面有做小買賣的或心存不滿的商人、小資產階級和早期工人運動的鼓噪抗議。”但他很快又指出了與此直接矛盾的現象：“無論如何，此一時代的資產階級在大部分國家并沒有真正掌握或行使政治權力。它行使的只是霸權，它日復一日左右的只是具體的政策。”這一表面的矛盾實際上解釋出政治和經濟之間更深層次的錯位；換言之，資本的霸權并不意味著資產階級本身在政治上的統治能力，正是由于代表資產階級統治形式的古典議會制的衰落，才為俾斯麥、拿破侖三世以及麥克馬洪這樣的非資產階級統治者開辟出舞臺；這則相應地意味著，資產階級在往日里憑借個人主義的組織和運動力量所創造的文明和社會，在此一時代已經無法成為工商業革命的永恒形式，支撐此一時代的經濟結構仍然以資本為基礎，但是已經不再是1870年以前歐洲工商人士所熟悉和認可的那種“私人企業”了。在對經濟學家們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最終是要歸結為“對市場的爭奪”；但就其他領域而言，那些對19世紀以及資本主義持批評態度的人則正是在資本主義的這段“愛德華的美好時代”獲得了進行批判的機會，其動機可能是出于策略，也可能是出于道德、宗教、美學以及社會，絕少有人愿意同“經濟事實”進行正面的交鋒，因為這樣的交鋒過于艱苦和復雜。

吉爾伯特.默里用于形容古典文明晚期向基督教信仰轉變的思想狀態為“神經衰弱癥”，他的代表性描述，同19世紀中晚期歐洲向著民族-國家觀念的這場轉變，無論在基礎意識上還是在最終命運上都極為契合，他寫道：這樣的轉折時期是“一個意識到多種失敗為基礎的時期，結果這個時期既帶著病態，又帶著那種往往伴隨病態而來的亢奮。這個時期不但有過奧林匹亞神學的失敗，有過目前被半野蠻軍人君主國粉碎的自由城邦的失敗，它更經歷著另兩個逐漸實現的失敗：人類政府為人類爭取美好生活的失敗；最后就是大事宣傳古希臘文化的失敗，希臘為了教育一個邪惡和野蠻的世界所作的長期努力，似乎僅僅使它企圖傳播的那些理想變得邪惡和野蠻。”

在這樣的背景下，普法戰爭對法國民族主義造成重創，毫無疑問是在歐洲核心地帶加了一把大火，正是這一創傷造成的恐懼將法蘭西民族帝國推進到極具內爆力的層面上，于是法國人開始集中精力對作為帝國之單一核心的“民族”實施重新界定，以便推進民族帝國的統一性，這也就為種種非理性主義要素以及文化要素開辟出歷史空間。巴萊斯效仿庫朗熱，將“祖國”定義為“亡靈之地”，并據此對第一共和以及第一帝國所奉行的個人主義原則展開了攻擊，巴萊斯用標志性的語言寫道：“今天的法國盛行著一種國家道德。也許可以將之稱為康德主義的國家道德……此種康德主義聲稱要確立起普遍的人、抽象的人，根本不考慮個體之間的任何差異。此種官方道德意圖依據抽象的、觀念論中的人的標準來塑造我們的年輕人，無論它們是來自洛林、普羅旺斯、布列塔尼，還是來自巴黎，依據這樣的標準，抽象的、觀念論中的人在一切地方都是一樣的，相反，我們要塑造的是那種深深植根于我們的民族土壤、民族歷史以及民族意識當中的人……我們應當避開此種欲意令我們的孩子原來一切現實的陳詞濫調，因為正是此種康德主義意圖斬斷我們同亡靈之地的聯系。”

在同樣的背景下，在布爾戰爭結束之后，英格蘭的帝國心靈向自身提出了疑問：這個帝國是否還能同時擁有精神和物質兩種力量，是否還能在同時擁有這兩種力量的同時，保持兩種力量之間的道德隔離和傳統上的平衡，不致使帝國力量對英格蘭本土議會政治和憲政德性造成太大的沖擊。越來越多的人相信，英國只有在擺脫它的殖民地和軍事裝備小型化之后，才能在和平的世界秩序中發揮其建設性作用。隨著帝國這一權力事實的解體，以及一種新型的經濟發展形式和一個更強大的民族取而代之，那種傳統的輝格黨-托利黨式的政治解釋已經喪失了世界范圍內的文化領導權（如果這個世界必然需要領導的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文化解釋模式，這一模式要求人們從理智的自由主義觀點來思考“文化”。

此一潮流恰恰印證了A.J.P.泰勒對帝國主義之“經濟解釋”的悲觀評析： “1914年之前的五十年間，資本輸出毫無疑問是英國經濟生活的一個顯著特點。不過，英國的鼎盛時代恰恰是在這段所謂的帝國主義時期之前和之后的時期。此外，資本投資區域同政治屬地之間幾乎不存在重疊。霍布森在這個問題上撒了謊，列寧則順勢推舟，邯鄲學步。他們一方面揭示出英國海外投資的巨大增長，另一方面則揭示出大英帝國屬地的巨大拓展。據此，他們便得出結論認為是海外投資的巨大增長引發了帝國屬地的巨大拓展。但實情是這樣嗎？兩者也許都植根于英國的自信和力量，不過，難道不能說兩者乃是英國的自信和力量所造就的各自獨立的產物嗎？假如資本輸出是英國帝國主義的驅動力，那么我們必定能夠在不列顛帝國主義者的演說中發現蛛絲馬跡，即便在公共言談中未必會有這方面的線索，但在私人通信和私下談話中，也必定能找到證據。然而，我們什么都沒有發現。他們也許會大談特談保衛新市場，這樣的論調毫無疑問是錯誤的，他們甚至會錯上加錯地談論著要新球新的移民取道；不過，他們始終都將投資視為一種附帶性質的工具。權力而非利潤才是他們真正的標尺。他們也許會在熱帶非洲領土問題上或者中國鐵路瓜分問題上爭斗不休，不過，他們的目標乃是要強化帝國的力量，而不是要為倫敦的金融家們攫取利益。霍布森揭示出帝國主義并沒有為整個國家帶來利益。憑借較之霍布森更為厚重的歷史經驗積累，我們還可以說，帝國主義也并沒有為海外投資者帶來利益。然而，這樣的證明，即便根本不缺乏說服力，也未能阻止他們闡揚帝國主義。很顯然，他們是從不同角度看待問題的。實際上，無論我們對問題的哪個方面展開詳細考察，經濟分析最終證明都是不成立。摩洛哥常常被視為金融帝國主義的經典案例，不僅布萊斯福德如此，E.D.莫萊爾更是如此，而且后者似乎對此進行了更為詳盡的論證。但事實上，法國金融家們是被迫將資本輸入摩洛哥的，他們自己是不愿意這么干的，此舉的目的是為法國攫取摩洛哥的政治控制權作出鋪墊。法國金融家們知道自己會在摩洛哥投資中虧損，事實也正如他們預期的那樣。不過，摩洛哥最終成了法國的受保護國。布萊斯福德同樣對英國在埃及的投資大做文章，此次投資潮是克勞默一手推動的。不過，克勞默推動此類投資的目的，是要強化英國對埃及的政治控制，而不是相反。埃及乃是大英帝國的重大關節，英國人必須把持埃及；確切地說，英國人并非為了埃及才把持帝國的。即便布爾戰爭也并非一場純然圍繞金融利益展開的戰爭。即便南非沒有金礦，英國的南非政策也將是一樣的。惟一的不同也許就是：若是沒有金礦，布爾人將失去炸藥行業的壟斷利潤，沒有這項利潤支撐，布爾人也就無法展開那么強有力的抵抗。在激進派眼中，羅德斯爵士就是一個大惡棍，此種看法也的確沒錯。不過，原因倒不是激進派設想的那樣。恰恰相反，羅德斯之所以要攫取財富，乃是因為財富能夠帶來權力，羅德斯爵士對財富本身并沒有興趣。因此可以說，羅德斯對政治現實的理解要比激進派更為透徹。”

確實，假如純粹的經濟利益訴求能夠對1870年到1914年間的歐洲民族-帝國主義形成完整的解釋，那就只能說這個世界太理性、太清晰了。實際上，堅持“經濟解釋”的人都是嚴格意義上的理性主義者，甚至是啟蒙精神的傳承者。甘必大在著名的圣昆廷演說中曾就1871年之后的法德關系和歐洲格局給出一項極為銳利的預判：“俾斯麥已經將一個分裂、軟弱的德意志改造成一個龐大、訓練有素且強有力的帝國。但是吞并阿爾薩斯和洛林，卻為他畢生功業埋下了死亡的種子。在這個高度文明的世界，武力征服絕對不會帶來道德征服。除非他們彌補罪錯，否則沒有人會放下武器。只需一次小小的事故，世界和平就會煙消云散。”顯然，歷史當中的道德審判和道德征服乃是一個包含著眾多非理性因素的問題，比如榮耀和恐懼。在1888年的帝國議會陸軍法案演說中，俾斯麥竭力消除德意志民族帝國心靈當中自路德之后便一直積郁著的“恐懼”：“過去這一年，法國的歷任總統都秉持和平傾向。卡諾總統也會延續格利維總統的政策，這一點是可以信靠的。法國內閣已經發生了意義重大的變化，這一點我們也都看到了。過去，閣僚們都思忖著將個人圖謀置于法國和歐洲和平之上的位置上，如今，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執掌權位者都是更具和平傾向的人。跟去年相比，今年的法國更為平和也不那么暴躁了，這一點令人高興。不過，法國當然會尋求聯盟，這種可能性是永遠都存在的，我們也必須作出相應的安排，以求恒久的應對之策。我們的境遇決定了我們必須比其他國家付出更大的努力。俄國和法國即便遭受攻擊，也只是單線作戰；但是上帝卻將德國放在法國旁邊，法國乃是一切國家當中最好戰、最好動的，同時，上帝也任憑俄國的戰爭傾向肆意生長。我當然不愿意和平早早地就歸于瓦解，但是我也希望其他國家終止威懾政策。除了上帝之外，德國人無需恐懼這塵世上的任何東西。”

可惜的是，俾斯麥正是在極力消除德意志內心恐懼感的過程中，遭到解職的。與此同時，曾擔任帝國首相的布勞親王在《帝國德意志》一書中對法國政策也作出了中肯評述：“對德國的仇恨，完全可以說是法國政策的靈魂所在。至于一系列的國際問題則不過是這一靈魂的現實展現，僅僅關涉到現實層面的政策而已。法國是無可調和的，這一點是我們在做政治考量之時必須接納的事實。在我看來，只要我們無意放棄阿爾薩斯-洛林，就絕不要希望同法國達成真實且真誠的和解，否者，保持此種希望就只能成為我們的弱點。顯然，德國從未想過放棄阿爾薩斯-洛林。只要法國仍然覺得是有可能贏回失去的省份，無論是靠著自身的力量，還是通過他人的援手，那么在法國人眼中，現狀就只能是暫時的而非最終的。在未來的許多年間，法國政策的目標應該就是創造條件，同德國達成解決方案，以便成功收回阿爾薩斯和洛林，盡管現在還不具備這類條件。這恰恰證明了這個民族是有著強烈的榮譽意識的，正是基于此等意識，一旦觸碰了這個民族的自豪感，就會令他極為痛苦，從此，復仇激情便一直主宰著這個民族。”德雷福斯事件之所以能夠激起巨大浪潮，席卷整個法國，一夜之間便成為“國民議題”，也正是拜民族榮譽感和復仇意識所賜，整個事件及其全部發展的背后，其支配力量并非如佐拉認為的那樣是“法庭上的正義”，而非民族心理最深處必不或缺的恐懼和仇恨。

總而言之，歐洲“帝國主義時代”的本質并不在于歐洲本土已經不重要了，實情恰恰相反，歐洲之所以會在1870年之后迎來帝國主義時代，就是因為歐洲本土太重要了，每一寸土地都不可能發生絲毫的變動，否則便足以引發一場歐洲戰爭。在那個時代，單純的和平主義者認為，既然各國內政不穩，不妨放棄海外訴求，他們確實太單純了，以致于完全看反了問題，確切地說，正是因為國內政治和經濟的不穩定，才最終造就了“民族-帝國精神”，支配這一精神的不僅僅是各種形態的民族主義，還有種族和文化上的優越論。正如一位冷靜觀察者說的那樣：“一切的秩序和體制終將接受審判的；當然，接受審判的并非具體的人，而是作為整體的體制。或者更確切地說，盡管這些體制最終都歸于滅亡了，但是不應當對體制本身實施譴責，畢竟，我剛才提及的所有那些體制就其自身而論都是德性十足的，確切地說，若僅僅從抽象意義上予以考量，都是德性十足的。歸根結蒂，最終要接受審判的乃是人性自身當中蘊含的缺陷；不管怎么說，在時間進程當中，恰恰就是人性在體制身上找到了漏洞，并借此對善好事物實施濫用。法國大革命在這方面展示出一個極為迅猛的進程，在那場大革命中，只用了三四年的時間，便將一場自由運動轉化為一種極權的獨裁體制；1789年大革命爆發之后沒過十年，民主體制便成就了一種新型的敗壞形式，那就是建基于平民政治的現代獨裁體制。希臘的城邦世界乃毀滅于城邦自身的封閉和相互之間的仇恨，因此可以說，政治單位若內聚于很小的規模上，就很容易造就極強的地方情緒。但是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事實仍然在于，對作為一個政治單位的城邦的任何批評，恰恰也就是對于城邦環境中的人性所展開的評說。確切地說，對城邦世界當中的人性的評說，并非僅僅是對于希臘世界當中的人性的評說；無論如何，不能說希臘人之為希臘人，在這個方面要比其非希臘世界的人性更為惡劣，畢竟，城邦國家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同樣處于風雨飄搖的動蕩狀態，而且原因也是類似的；因此，我們一直以來所面對的就是人性的普遍意義上的缺陷。倘若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尚不是十分信服，那就不妨看一看當今世界的民族國家體制。有那么一段時間，我們都錯誤地相信，民族國家體系的麻煩完全是某國政府造成的，認為總會有某個特別邪惡的政府在刻意地破壞民族國家體制的運作；但是現在我們都已經明白了，正是普遍意義上的人性的缺陷導致現實遠離甚至背離了理想，確切地說，是民族國家必不可少地培育并強烈擴張了此類缺陷，而這恰恰是一個世紀之前的政治夢想家們完全料想不到的，一個世紀之前的那批政治夢想家們一直都在想象著民族原則的確立足以給歐洲帶來一個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