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理解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有一個事實特別重要：雖然修昔底德的書沒有寫完，但他卻活著看到了戰爭的結局。這直接影響到他對戰爭性質和戰爭原因的判斷。他在書中提供的證據，讓我們可以肯定，他死于戰爭結束之后。最重要的證據有兩條，一條在第2卷，一條在第5卷。第2卷那處是給他心中的偶像伯里克利做蓋棺定論的評價。他在此處說，伯里克利本來給雅典人制定了正確的戰爭策略：謹守現有的地盤，不要向外擴張。但伯里克利去世后，他的繼承者們相互鉤心斗角，違背了既有的戰略，甚至發動了西西里遠征，打算繼續擴大雅典帝國，最終，雅典人多次犯下嚴重錯誤，導致戰爭的失敗。而在該書第5卷中，修昔底德特意明確，公元前421年簽訂的和約并未終止戰爭，戰爭直到斯巴達人及其盟邦終止了雅典霸權，占領雅典長墻和比雷埃夫斯為止，一共持續了27年。這很明確地告訴我們，修昔底德看到了公元前404年斯巴達人占領雅典時的情景。他是在見證了戰爭的全過程后才做出判斷的。

對于伯羅奔尼撒戰爭，修昔底德的判斷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由于修昔底德是雅典人，而且是個強烈的愛國者，對雅典的戰敗痛心疾首，所以他不免對雅典愛之深責之切。透過伯里克利在雅典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演說，修昔底德給雅典民主政治送上了一首贊美詩：雅典的強大，源自公民的勇敢和愛國，還有精神的豐富。但這個強大而美好的雅典是伯里克利指導下的雅典，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29年去世后，雅典人就開始不斷犯錯誤了，尤其是他們偏離伯里克利的戰略，不斷在內部鉤心斗角，最終輸掉了戰爭。因為雅典在戰爭中最終遭遇失敗，所以修昔底德對以民主政治來指導戰爭這件事抱有深深的懷疑。他通過許多具體的事例，揭示了雅典的民主政治在戰爭指揮中的弱點。例如，在鎮壓米提萊奈暴動后，雅典人朝令夕改，兩天中通過了兩道內容相當不同的法令。派羅斯戰役中，他們又兒戲式地允許將軍尼西亞斯辭職，選舉毫無軍事經驗的克萊翁為將軍。只是由于幸運，雅典人在那次戰斗中才取得了勝利。當雅典人錯誤地發動西西里遠征時，那些反對遠征的人根本不敢發言，因為他們擔心自己會被認為不愛國。遠征發動后，雅典又不及時予以支援，致使遠征軍全軍覆沒。后續還有很多事情，例如，雅典人好不容易召回了有軍事指揮能力的將領阿克比亞德斯，卻因為一場小敗解除了他的職務；阿吉紐西戰役后，6個有經驗的將軍被錯誤地處死；公元前405年，阿克比亞德斯的建議又遭到忽視，致使雅典海軍全軍覆沒。雖然修昔底德沒有寫完，公元前411年以后的事情沒有出現在他的書中，但我們可以大致知道他的傾向。在他看來，雅典的民主政治在指揮戰爭中發揮的影響相當負面。

了解戰爭的結局還從另一個方面影響了修昔底德對戰爭的判斷。因為戰爭失敗，雅典喪失了霸權，修昔底德認為，是雅典人的不安分和喜好擴張的行動，導致了戰爭的爆發。如同他在第1卷中所說，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發生，源自雅典的強大和斯巴達的恐懼。雅典人強大起來以后，不斷擴張，先后打敗了斯巴達的諸多盟友。斯巴達人覺得，如果他們再不行動，整個希臘都可能被納入雅典人的霸權之下。斯巴達人這才被迫投入戰爭。為了說明這個論點，修昔底德在書中特別回顧了雅典從希波戰爭末期以來不斷擴張的進程：

希波戰爭尚未結束，雅典就建立提洛同盟，將斯巴達從希臘反對波斯同盟的領導地位上排擠出去。后來雅典又強迫其他城邦加入同盟，鎮壓那些企圖脫離同盟的城邦，還不斷進攻斯巴達人的盟友。公元前446年雅典和斯巴達簽訂三十年和約后，的確放棄了在希臘大陸上擴張的意圖，但與斯巴達部分盟友的沖突并未結束。雅典的近鄰，也是斯巴達盟友的埃吉納，就被雅典人占領。公元前433年左右，雅典又接納中立城邦科西拉加入同盟，有進一步擴大勢力的意向。所以，單純從第1卷修昔底德的邏輯看，伯羅奔尼撒戰爭確實是雅典對斯巴達的步步緊逼導致的。

修昔底德的判斷，一直是后來的人們理解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原因的重要依據。但近年來修昔底德的判斷被派上了新的用場：2012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拉姆·艾利森從修昔底德的論斷出發，在英國的《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初步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命題。大致意思是：一個新興強國在崛起過程中，會引起老霸主的恐懼。除非雙方的領袖和民眾都具有極高智慧，否則這樣的挑戰很可能導向新老霸主之間的武裝沖突。他還搜羅了近代以來的例證，證明16個類似的霸權轉移過程，大部分以武裝沖突告終。更重要的是，他還把自己的理論應用到當下的中美關系中，宣稱修昔底德陷阱正浮現于太平洋。我個人不熟悉國際關系，無法評述他這個命題的科學性。但我覺得，我們首先還是應該正本清源，看看修昔底德的判斷是否合理。前面已經說到，從修昔底德的行文看，他的論點可以自圓其說，但他留下的歷史記錄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實，就有待討論了。就現代歷史學者掌握的證據看，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并非雅典在公元前5世紀的崛起，而是斯巴達這個老霸主需要維護自己獨特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尤其是黑勞士制度，因此特別好戰。就是說，只要斯巴達覺得需要，不管雅典這個城邦是否挑戰它的霸權，它都會發動戰爭。只要回顧一下斯巴達和雅典的關系，以及斯巴達和其他城邦的關系，就可以發現斯巴達的好戰是一以貫之的。

我先說斯巴達和雅典的關系。早在公元前6世紀末，當雅典尚未崛起時，斯巴達人就對雅典發動過戰爭。但由于斯巴達兩個國王之間的矛盾，那次戰爭以失敗而終。公元前478年左右，斯巴達人不顧雅典正在與波斯作戰，再次打算入侵雅典，以奪回對戰爭的領導權。公元前465年，斯巴達人又打算借助雅典盟邦暴動的機會入侵雅典。這次因為斯巴達爆發大地震，黑勞士隨后起義，斯巴達人被迫放棄入侵計劃，反而回過頭來向雅典求援。大概公元前457年，斯巴達又打算進攻雅典。這次雅典人主動出擊。雖然雅典人在這次戰役中戰敗，但斯巴達人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因而斯巴達人直接回國，沒有繼續入侵雅典。公元前446年，斯巴達人再度發動對雅典的入侵。這次據傳，擔任統帥的國王，還有一些關鍵人物受賄，在兵臨城下時和雅典簽訂了三十年和約。然而和約簽訂不過6年，當雅典已經明確放棄自己在希臘大陸上的擴張計劃后，斯巴達仍有意入侵雅典，后因為盟國科林斯反對作罷。從上述歷史事實來看，斯巴達對雅典的敵意一直存在，是否對雅典發動戰爭，根本不是看它是否會挑戰自己的霸權，而是看雅典是否聽從指揮。我們再看斯巴達對其他城邦的態度。伯羅奔尼撒的不少城邦對斯巴達并無敵意，更不會挑戰它的霸權，僅僅被斯巴達人認為對斯巴達的事業不夠熱心，就遭到斯巴達進攻。最典型的是斯巴達的近鄰菲萊烏斯，它在公元前4世紀前期多次遭到入侵。入侵它的原因，僅僅是因為菲萊烏斯有次拒絕出兵幫助斯巴達，反而對斯巴達人的失敗有些幸災樂禍。后來有些距離斯巴達相當遙遠的地區，如愛琴海北岸的奧林托斯，也是因為不太聽話，就遭到了斯巴達的入侵。斯巴達對許多其他城邦態度也是一樣。所以，斯巴達發動戰爭的理由，遠不是擔心其他城邦挑戰它的霸權，它更多的是在彰顯自己的霸權，逼迫他人聽話。

現在再回來看伯羅奔尼撒戰爭。當時雅典在伯里克利指導下，已經放棄在希臘大陸上的擴張。科西拉作為中立國，按照公元前446年簽訂的三十年和約，完全有資格加入它希望加入的任何一方。但斯巴達人卻把這件事，以及因此延伸出來的其他兩件事合起來作為借口，向雅典宣戰。宣戰之前斯巴達人態度樂觀，認為只要斯巴達率領盟軍入侵雅典，雅典會在3個月內投降。即使能夠堅持，最多也不會超過3年。所以這場戰爭爆發的原因，不是雅典的崛起引起斯巴達的恐懼，因為雅典早已崛起。真正的原因是斯巴達人確信他們有能力戰勝雅典，所以主動挑起了戰爭。因此，修昔底德的基本判斷：雅典的崛起及其所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迫使斯巴達投入戰爭的說法，缺乏足夠的說服力。當咱們前面提到的那位現代的國際關系學者艾利森把修昔底德的判斷當作真理，提出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并且將其推廣到現代的國際關系中時，我們恐怕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