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號，就是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誕辰125周年的日子了。那今天，我們就一起聊聊周恩來與彭湃兩位偉大的革命者之間的崇高友誼。

周恩來與彭湃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杰出的革命家。兩人有著相似的青年人生經歷。一個出生于封建官宦之家，一個出生于富貴之家，依今天的話來說，是名副其實的“官二代”、“富二代”。雖然，周恩來出生時家庭已日趨衰落，但依靠家族的關系卻是生活無憂、學業無愁；而彭湃之家呢，那可是富甲一方的大戶人家，按彭湃他的自述是這樣描述的:“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

青年的周恩來與彭湃，雖然天各一方，卻共同地關注著國家的命運、探索著國家的前途。于是，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明治維新變革后盛極一時的日本，以期找到國家發展和富強的密碼，以改變國家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局面。他們1917年相識于日本，此后經常在一起學習、研究和討論祖國的未來，并有機會接觸到共產黨宣言和蘇聯的十月革命，從中受到啟迪。共同的志向使得兩人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

一、革命風云鑄赤膽忠肝

彭湃1921年從日本留學回國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與在法國的周恩來一樣成為了中共早期的幾十位黨員之一（注：最新資料佐證彭湃入黨的時間為1921年，而不是我們所共知的1924年）。他與當時絕大多數黨員不同之處，就是積極地看到了農民這一階層所蘊藏的偉大力量，故而自發地從事農民運動，先是在他自己的家鄉廣東海豐創辦了第一個農會，后又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在廣州創建了農民運動講習所，正是在這一時期，彭湃總結農民運動心得，撰寫了《海豐農民運動》一書，成為從事農民運動者的必讀書，故而被毛澤東稱為“農民運動大王”、中國農民運動的領袖。可鮮為人知的是，作為彭湃摯友的周恩來，還曾親自為彭湃所著的《海豐農民運動》題了字。

1924年秋，周恩來受黨組織派遣回歸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在抵達廣州時，是彭湃親自到碼頭迎接了周恩來，并把自己的房間讓給了他住。此后兩人，雖然一個在黃埔軍校，一個在農民運動講習所，但他們并未斷了聯系，相反目光敏睿的彭湃，看到了農民運動斗爭的軍事性與殘酷性，還曾組織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員們去周恩來擔任政治部主任的黃埔軍校進行軍訓，以提高學員的軍事斗爭能力。

也正是從這時起，周恩來與彭湃兩人的革命友誼愈來愈深厚。隨著時局的演變，他們不僅是黨內同志，更是同肩并戰的生死戰友。

1925年2月，廣州革命政府為了打敗正在東江地區積蓄力量圖謀再起的陳炯明，發起了兩次東征。在第一次東征時，革命軍兵分三路，以滇軍楊希閔居左，桂軍劉震寰居中，黃埔軍與粵軍則為右路。作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領導了第一次東征。彭湃也參加了此次東征。

東征期間，周恩來積極采納蘇聯顧問加倫的建議，主持政治部制定了嚴明的軍中紀律，規定不強拉伕役，不用軍用票等，并制定戰事宣傳計劃，組織宣傳隊開展宣傳工作，“軍隊出發之前，派宣傳隊先行向民眾宣傳東征”，廣泛發動群眾，東征軍所到之處，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和擁護，“自愿幫助運輸，做向導”， 有力地支援了東征。出師不到一個月，連克廣東的淡水、海陸豐地區，三月內又連下潮安、汕頭，控制了潮汕地區。

當隊伍到達海豐，即彭湃的老家時，周恩來還來到了彭湃的家里，看望了彭湃的母親周鳳。當時，周恩來在彭湃家的小白樓里，喝著當地的咸茶，對彭湃的母親這樣說：“我和阿湃是革命的好同志、好戰友，你是革命的好母親。”

再后來，1927年革命風云突變，蔣介石為了個人的野心，背叛了革命，反動了“四一二”武裝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以至于，中華大地一片腥風血雨、血流成河。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么殺人的！”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達2.6萬多人。黨員數量由5.8萬人銳減到1萬多人；工會會員由280余萬人銳減到幾萬人；970余萬農民協會會員大多被解散。

也正是這一年，成為了中國革命的分水嶺。面對如此滅絕人性蔣汪集團，共產黨人被逼奮起反抗。周恩來、彭湃與其他共產黨人一道，率先領導和組織了八一南昌起義。中共中央指定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組成前敵委員會，周總理任書記，彭湃任委員。

起義被迫撤離南昌時，在選擇何去時，起義軍一是聽從了共產國際的意見，二是具體聽取了彭湃、葉挺等多人的意見，選擇南下廣東，以圖東山再起。他們一起披荊斬刺，經過艱苦的戰斗和行軍，于1927年9月23日，起義部隊由閩入粵，攻占潮州，幫助潮安、汕頭、揭陽、澄海等縣市人民建立了革命政權，史稱“潮州七日紅”。

在1927年10月3日，起義軍在普寧流沙基督教堂主持召開了指揮部軍事決策會議，參加會議人員有周恩來、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賀龍、葉挺、劉伯承、聶榮臻等，會議作出了“丟掉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旗幟，打出蘇維埃的旗幟”等重大決策。這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史稱“流沙會議”。

也正是在“流沙會議”之后，革命形勢愈來愈殘酷，起義部隊屢遭敵軍伏擊，時任中共汕頭市委書記的楊石魂，親自護送周恩來撤離普寧，經陸豐金廂渡海，成功脫險前往香港治病。

革命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后，周恩來與彭湃并沒有沉淪。相反，愈挫愈勇，信仰愈堅定。他們很快投入了各自的斗爭中。如周恩來到香港治病避險不久后，他又潛入了上海，并于1928年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后任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他為保證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為聯系和指導各地區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為發展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彭湃呢？他則在南昌起義失敗后，獨留在潮汕老家，繼續革命。于1927年11月，親自領導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紅色政權——海陸豐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權建立后，他又馬上著手進行了土地革命和鎮壓反革命。1928年上半年，彭湃領導的農民武裝加上徐向前帶領的廣州起義部隊紅四師部分兵力，在海陸豐、普寧、惠來、潮州一帶頑強地開展著游擊武裝斗爭，捍衛著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后來在新生的政權遭遇失敗后，奉命奔赴上海，開始了新的歷史征程。

就這樣，兩位歷盡劫波的革命友人周恩來、彭湃，再一次歷史性地走到了一起，在上海黨中央一起共同工作戰斗。此時，周恩來實際上是黨中央的負責人，而彭湃作為政治局委員，則擔任了中共中央農委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共江蘇省委軍委書記。

令人悲慟的是，1929年8月，彭湃在參加中央軍委會議時被叛徒白鑫出賣而被捕入獄。當周恩來得知后，大為激憤。親自下令組織中央特科積極營救，可惜營救失敗，彭湃壯烈犧牲。在犧牲前夕，彭湃等人在獄中給周恩來寫了絕筆信，以明心志。在獄中，彭湃雖然被施以酷刑，但依然堅貞不屈，卻積極鼓勵難友，教育獄卒，宣傳革命主張，每每說到激動處，還齊唱《國際歌》，引得士兵、獄犯痛哭失聲，甚至連看守都為之掩面。

在彭湃犧牲后，周恩來以黨中央的名義奮筆寫下了題為“以群眾的革命斗爭回答反革命的屠殺”告人民書，并在《紅旗日報》上發表了紀念文章：“更痛切更堅決地繼續著死難烈士的遺志，踏著死難烈士的血跡，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爭”。周恩來還親自下令讓中央特科的紅隊嚴懲叛徒白鑫。

黨中央和周恩來為了紀念彭湃、楊殷等軍委四烈士，在當時的中央蘇區通過蘇維埃代表大會，決定在江西寧都和福建寧化分別設立了彭湃縣，還把當時設在全國各個紅色革命根據地中的六所紅軍學校改名為彭楊軍校。

二、滄桑歷盡挽遺孤

彭湃先烈雖然犧牲了，但周恩來與他之間的革命友誼卻沒有停止，周恩來與彭湃之子彭士?及家人之間還有許多值得我們后人追憶、仰懷的故事。

原來，當母親蔡素屏、父親彭湃犧牲后，年僅4歲的彭士祿成為了孤兒，國民黨要斬草除根，到處追殺他，年幼的彭士祿在黨組織和老鄉的保護下，過了幾年東躲西藏的日子，后來又轉移到了潮安地區寄養。那段時間里，先后有二十多戶人家收養他。可謂真是“吃百家飯，穿百家衣，姓百家姓”長大的孩子。不幸的是彭士祿與父親一樣經歷曲折，遭到了叛徒的出賣，年僅8歲的他與養母潘舜貞被一同打入大牢。

兩年后，他被周恩來組織地下黨積極營救，才躲過了一劫。但又從此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直到1940年，他的人生迎來了曙光，他與10多位烈士遺孤從廣東來到了重慶。在紅巖村13號，一棟深灰色樓房掩映在綠蔭中，那就是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護送他們的龍飛虎叔叔（時任周恩來的副官）說，是周伯伯點名接他過來的。“周伯伯！”他驚喜地瞪大了眼睛，從記事起，奶奶常講起父親和周伯伯的故事。那是一個覺醒的年代，兩位革命志士在血雨腥風中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這是彭士祿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他心中無限敬仰的周伯伯。見面后，周恩來親切的撫摸著他的頭對他說：“孩子總算找到你了，你長得很多地方像你父親。你知道嗎，15年前我到廣州，是你父親接我的。你父親讓我睡他的床，你父親很會開玩笑。”“你的父親很偉大、很了不起，我和你的父親是很好的朋友、戰友和同志。現在黨組織決定要送你去延安學習，你要繼承你父親的遺志，努力學習積極工作。”

年少的彭士祿在歷盡劫波后，聽到這番言語，一時間心里暖暖的，淚水止不住流下來。父親彭湃的形象此時才在他的心中鮮活起來。

到了延安后，正是因為黨中央和周恩來的高瞻遠矚，彭士祿和一大批革命烈士子女并沒有被派去學習軍事到前線殺敵，而是到了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原來，黨中央要把這些烈士子女、革命后代很好地保護起來，讓他們學習科學技術，建設未來的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初期，彭湃的母親周鳳老人先后兩次去北京參加全國烈軍屬代表大會，受到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親切接見，毛主席親切地尊稱周鳳老人為革命母親。而周總理則指示廣東省政府在海豐縣為她老人家蓋了一個二層小樓，還送了她一輛在當地少見的人力腳踏三輪車，讓她出行方便、安享晚年。

而這時的彭士祿，先被派到哈工大學習，后于1951年成為新中國第一批留學蘇聯的學生。來到蘇聯的他，深知此次機會得之不易。他每天都只睡5、6個小時，廢寢忘食地發奮學習。當從訪蘇的陳賡大將口中得知國家現在急需核動力方面的人才，問他是否讓他改學核動力專業時，他毅然決然地放棄了化工專業，進修核動力。短短兩年時間，他就完成了全部課程回國。

他回國后一直從事核動力的研究工作，在四川的大山深處和科研人員、解放軍指戰員建起了我國第一座核動力核試驗基地——九〇九基地。周總理派他的秘書何謙擔任基地指揮長，并多次聽取核潛艇核反應堆研制工作的匯報。

有一次，彭士祿一行人在北京向周恩來總理匯報后，由于時間緊任務重，周總理還特派他的專機送他們一行人從北京飛回四川成都。特別是反應堆起堆實驗時，周總理還通過實驗現場的紅色電話機專線，隨時聽取實驗情況的匯報，在實驗達到滿功率時，周總理露出了開心的微笑。

這時，周總理還提出：核反應不只能用于軍用，還要民用。可以說，周總理他老人家是我國軍民融合的第一人。七十年代華東地區、上海市用電緊張，周總理親自批示了728工程，讓在華東地區建核電站。

彭士祿

1970年7月，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專門聽取核潛艇研制工作的匯報。當周總理在幾十位領導的陪同下，走進會議大廳時，大聲地詢問道：“彭士祿來了沒有？”

“在！”彭士祿一邊回答，一邊恭恭敬敬地站了起來。

周總理慈祥地看著他，微笑著點了點頭，然后轉頭問葉帥：“你認識他嗎？這就是彭湃同志的兒子。”

正是在聽取這次匯報結束時，周總理特此對彭士?說出了這樣一句語重心長的話：“小彭，你要記住，你是海豐人，永遠不要改名換姓。”正是在周總理慈父般的關心、關懷、培養、愛護下，彭士?把他的一生都投入到了中國核工業事業的發展中去。

君恩浩蕩，希翼實現。今天的中國，早已擠身核電強國之列。然而，作為中國核工業的帶頭人，曾被“美國核潛艇之父”里科弗比喻成中國核核潛艇“真神”的彭士祿，卻在他的自述中這樣寫下：“我有幸參加了中國核潛艇研制的全過程，被抬上‘總師’的寶座。中國核潛艇研制成功，絕不是一兩個人的作用所能及的，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沒什么‘之父’之說，我充其量就是核潛艇上的一枚螺絲釘……”

然而，他面對周總理的豐功偉績，卻在在周總理誕辰120周年之際，寫下了這樣的字字千鈞的無限真摯感言：“周恩來總理直接領導、組織、指揮、決策核潛艇研制的每一重要關鍵步驟和重大關鍵問題，是當之無愧的中國核潛艇總指揮。”

尾 聲

感懷先烈、感恩元勛！

這就是余味難斷的革命故事，這就是周恩來與彭湃之間感人肺腑的革命故事，這就是中國民族“情義”、“仁厚”的傳統賡續，這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永遠值得緬懷、追憶的共和國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