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有效引導的關鍵在于趁早開始以及穩固的親子關系

英劇《混沌少年時》從一場清晨的逮捕開始，全副武裝的警察闖進13歲男孩杰米家中，將其帶走，并指控他殺人。看起來蒼白、瘦弱的杰米令人難以將其與暴力聯系起來。杰米的父親對突如其來的一切感到茫然，但堅信兒子不是兇手，直到他從警察提供的監控錄像中目睹在被捕前12小時，13歲的杰米尾隨并殺害同校女生凱蒂的全過程。

一經播出，該劇集就立刻登上了Netflix數十個國家和地區收視率第一的位置，成為社交平臺上熱議的話題之作。

影片并沒有詳細呈現案件的經過，而是從學校、家庭以及男孩與心理咨詢師的對話三個角度切入，剖析造成慘案的原因。

劇中兩個細節令人影響深刻。第二集中，直到同在該校就讀的兒子逐一“解碼”后，警察才讀懂凱蒂在杰米社交賬號底下留下的一連串表情符號，包括“100分”、“豆子”以及不同顏色的愛心等，這些并不是同學之間的友好互動，竟是青少年正在用emoji表情相互欺凌。第四集中，父親對杰米學壞的變化百思不得其解——“他說他想要臺電腦，我們給他買了，還配了桌子、耳機和鍵盤。是啊，在房間里怎么能學壞呢”？

這兩個細節都說明，除了現實世界，在互聯網、智能手機中長大的青少年還擁有一個成年人不全然了解的數字世界。如果不了解這一點，我們便無從了解他們。

那么數字世界是如何在方方面面塑造了當代青少年的生活？而面對這個被技術重塑的成長環境，我們又該如何做父母？

01.

“手機式兒童”正取代“玩耍式兒童”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著名媒介批判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娛樂至死》、《技術壟斷：文化像技術投降》相繼問世，書中探討了以電視、電腦為主的新媒體對人類，尤其是兒童帶來的深刻影響。

2007年6月，史蒂夫·喬布斯發售初代iPhone，智能手機開始大量普及，移動互聯網迎來爆發，一系列依據心理學研究精心設計，以提高用戶黏性為主要目標的社交媒體相繼誕生，5G網絡以及人工智能迅猛發展。

今年，2007年出生的孩子剛滿18歲，也就是說，從這一年開始出生的這一代兒童、青少年是真正在數字全包圍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他們當中一些人，還沒學會走，就已經學會了如何打開手機。

2024年底，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發布的《第六次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調查報告》指出，我國未成年網民已達1.96億，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經過五年持續增長，目前已基本見頂，高達97.3%。

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發布的《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運用報告（2024）》指出未成年人首次上網年齡持續降低，10歲以前就開始接觸各種電子設備、電子游戲、社交媒體的人數比例達到63.9%。

在智能手機普及前，孩子們接觸電子屏幕的時間還是有限的，所以他們還有時間出去玩，跟他人進行面對面的溝通。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在《焦慮的一代》一書中提出，進入智能手機、社交媒體迅猛增長時期，童年的本質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手機式兒童”正在取代“玩耍式兒童”，將當代兒童卷入一場浩大的社會實驗中。

這種轉變首先體現在學習方式上。“很難想象（不用電子設備學習），現在對答案、復習、找作文靈感、上網課，老師交代作業內容都在網上。”在深圳讀初二的黃織（化名）如是告訴記者。

根據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2023年發布的《第5次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調查報告》（以下簡稱“第五次互聯網調查報告”），未成年網民經常利用互聯網進行學習的比例達到88.7%。其次才是上網玩游戲（67.8%）、看短視頻（54.1%）。

除了輔助學習，互聯網海量的信息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對于被問到“你在手機上看什么”時，黃織表示：“現在的大學生看什么，我們就看什么，沒有什么不同的。”

數字世界中，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正在共享同一片信息海域，體驗著這個時代、甚至濃縮了多個時代的“文化內容”和“情感狀態”。

這樣的媒介環境擊碎了傳統兒童接受信息的渠道：一是學校的信息分級系統，二是家庭的過濾功能。這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之間的差距。

新的可能性由此產生。“上一屆初中畢業生中有一個孩子通過自學熟練掌握了無人機技能，知道如何申請，如何飛、怎么拍、怎么剪。”吳穎（化名）是江蘇常州一所九年義務制民辦初中的心理老師。在她看來，互聯網極大地拓寬了學生的視野，能夠了解到更多的信息，擁有了更多更高效的工具。“這對有目標有規劃的孩子來說，是真的會獲得更多的機會。一個年級中可能大概有十幾個這樣的孩子。”

互聯網超越電視，成為當前未成年人獲取新聞時間、重大消息最廣泛的渠道。第五次互聯網調查報告顯示，通過抖音、快手、B站等視頻類平臺獲取新聞事件、重大消息的未成年網民比例達到55.9%。而大多數未成年人認為短視頻對他們獲取信息、提升生活技能、培養興趣愛好等多方面有比較大的促進作用。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布的《未成年人短視頻青少年模式使用研究報告》顯示，超過七成(77.5%)未成年人認為自己使用短視頻或直播后，在信息獲取方面變得更好(“變好很多”和“變好一些”)；超過六成認為自己在生活技能(67.4%)、興趣愛好(64.8%)、藝術素養(62.9%)方面變得更好。此外，在信息安全(59.2%)、知識學習(53.6%)、朋友交往(51.6%)上，也都分別有超過半數的未成年人認為自己在這些方面使用短視頻或直播后變好。

02.

孩童期的“歷史包袱”已超成年人想象

但海量信息的另一面是碎片化。兩位受訪教師都表達了類似的觀察——當下孩子們通過互聯網學到的東西遠超成年人的想象，但同時卻又不如他們自己以為的那么多。“老師以為自己講出來的東西是沒有人知道的，但實際上班上孩子基本多多少少都聽說過。”吳穎表示，“但如果你問深一點，細一點，他們就不知道了。”

碎片化的信息難以形成結構化的知識體系，海量信息往往以“答案”的形式出現，未成年人并沒有“弄懂”，卻產生了一種“懂了”的錯覺。

北京師范大學認知神經科學與學習國家重點實驗室薛貴教授曾指出，觀看短視頻只是被動接受，不會讓人有深度思維的需要。久而久之，會降低了個體深度思考的能力。由于思維是以機構化的知識為前提的，沒有高質量的知識儲備，人們也沒有辦法進行高質量的、有深度和創新性的思考。

另一方面，當6歲、16歲的孩子與26歲、36歲的成年人刷的都是同樣內容，當一切信息都能夠在成人與兒童之間共享，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成人與兒童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正如《童年的消逝》中所言——兒童被迫提早進入充滿沖突的成人世界，“童年”逐漸消逝。“成人和兒童在行為舉止、語言習慣、處事態度和需求欲望上，甚至身體的外表上，越來越難以分辨了。”

在東莞某中學就職的歷史老師汪有（化名）告訴《消費者報道》記者，她曾在抖音、小紅書等平臺刷到一些自己學校的學生賬號，“粉絲量和點贊量都非常高。”而且，這些學生所發布的內容、語言和穿搭，根本“看不出來是未成年人”。

但他們仍然是兒童，擁有著諸多這個年齡段的特征——例如，心智仍未成熟，情緒容易波動，對外部評價敏感，更容易遭受到網上負面信息的沖擊。吳穎表示，“很小的惡意在他們那也可以是天大的事情”，同時成年人能夠分辨一些絕望的話語只是“吐槽”或情緒發泄，但未成年人很可能信以為真，從而將這些內容當作世界本來的樣子——一個“邪惡、黑暗”的世界。

他們在互聯網中收獲關注，同時也暴露在風險當中。以手勢舞為例，這類短視頻正在當前學生群體中流行。“大家愛看、愛學也愛拍。”初二學生黃織觀察到，同校同學中能在網絡上獲得一定關注度的賬號大多都是靠發布手勢舞視頻。她明確知道，什么樣的外貌風格更容易在平臺中收獲流量。

“長得比較網感的女生在抖音、視頻號上發手勢舞，直接就起號了”。黃織告訴記者，所謂“網感”指的就是五官小巧，皮膚白皙的清純長相，“再跳一些萌萌手勢舞，就會有很多人看。”但這些女孩在收到大量點贊和關注的同時，也承受著難以預料的評論、攻擊和騷擾。

當代兒童、青少年或許具有“更成熟”的思想，但仍未形成足夠理性成熟的判斷力，仍然是比較容易被引導的群體。“當他們開始接觸帶有觀念和價值判斷的信息時，難免會有一部分信息，直接影響他們的行為舉止，甚至對未來的價值觀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吳穎指出，在追星群體中，這種影響尤為顯著。

大粉（指頭部粉絲博主）的話語往往具有極強的號召力，可能引導未成年粉絲進行網絡攻擊——比如“你們家哥哥不行，我們家才好”。同時歷史老師汪有觀察到，一些看似極端語言正以極其娛樂化和玩梗的方式在孩子間流傳。例如“化糞池警告”、死亡被形容為輕飄飄的“重開一局”等。

他們不止是接受信息，也不斷在互聯網中輸出信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17年世界兒童狀況：數字時代的兒童》指出，這使得當代青少年背上了更沉重的“歷史包袱”——“今天，我們生活中受到的監視比幾十年前的好萊塢明星或者國家元首還要嚴格得多。以往揭開富人和名人的生活秘密還需要一批經驗老到的調查記者或狗仔隊，而在今天，我們對什么人說了些什么、我們有什么觀點等等內容卻都能輕而易舉地受到細致的監視并被分享”。

今天的兒童和青少年所肩負的‘歷史包袱’超出成年人的想象。雖然我們大多數人能夠擺脫早年生活、愛情、工作、思想、行為、評論和所犯錯誤所遺留的影響，但今天的孩子們身處的情況卻截然不同。一條愚蠢的評論可能會導致長達數十年的蔑視和網絡欺凌。某個愚蠢的行為可能在幾十年后再被翻出來審查。

“學校里就發生過有學生在抖音上吐槽同學，結果被吐槽對象本人刷到的情況”。吳穎表示，“這種情況處理起來也很困難，因為并不是發在私密空間，也不是像以前QQ空間那種比較小范圍的傳播，而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空間。”

黃織對類似情況并不陌生。她進一步解釋，部分社交媒體有定位功能，如果開啟了這個功能，就很可能被附近的人刷到。“我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但是確實曾有同學發視頻被同班同學刷到”，視頻內容被當作梗，在教室公共電腦中“示眾”，“他可能會被當作梗從初一笑到初三。”黃織說。

03.

孩子們總能繞開規則

互聯網對青少年成長產生影響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相較于電視、電腦、平板、游戲機等設備，手機功能更加強大也更加便攜，孩子們可隨身攜帶，隨時隨地上網。同時，電視尚有公共觀看屬性，有嚴格的節目審查制度，全家在客廳觀看的場景也使得父母能夠了解孩子的觀看內容。隨著“家庭共享屏幕”形式被打破，家長較難實時掌控孩子的上網行為，網絡社交、游戲、短視頻等內容的獲取變得更私密化，這意味著孩子上網正在變得更自由、更私密。

當前世界各國都在立法限制或禁止低齡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澳大利亞是全球首個立法禁止16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數社交平臺的國家；法國要求15歲以下未成年人在使用社交網絡前，須獲得父母許可；美國佛羅里達州明確禁止14歲以下兒童注冊社交賬號，14至15歲的青少年則需父母同意。

國內相關政策也在逐步推進。2019年3月，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牽頭，主要短視頻平臺和直播平臺試點上線的“青少年防沉迷系統”，該系統會在使用時段、時長、功能和瀏覽內容等方面對未成年人的上網行為進行規范，如禁止使用平臺的打賞、充值、提現、直播、發布觀點等功能。內容方面，會給青少年用戶提供更適合觀看的學習課程、科普知識等。此后，該模式應用范圍從短視頻平臺延展到網絡直播、長視頻、社交等主流網絡內容平臺。

學校和家長也對孩子上網進行了限制。

“沒有人玩手機會不被管，只是管得松和管得嚴的區別。”黃織告訴記者，班上同學大多分為三種：第一種是“一天可以看1～2個小時左右”；第二種“比較極端，一天只能在凌晨12點后玩5分鐘”；第三種是“背地里偷偷玩得比較狠”，這種則無法掌握其真實的上網時間。

經歷過學生時代的人都清楚，盡管學校禁止，家長嚴控，但孩子們仍有無數種辦法繞開規則。

當前普高基本禁止學生帶手機，但黃織告訴記者，她仍見到有同學在校園內拿出手機，“之前我還刷到過有我們學校的人在網上發在學校上學一天的vlog。”

王柯潔（化名）所在的高中允許學生帶手機，但對使用時長進行限制。“早上6：45拿到手機，7:40要交，下午5:00拿到手機，7點交，晚上晚自習結束后8點50或9點拿到手機，然后10點收。”王柯潔告訴記者，有同學為了躲避管制，偷偷攢零花錢，購買備用機在學校玩。

“100多、200就能買到二手蘋果iphone7”，對他們來說，這樣就夠用了，因為“只需要抖音和微信”。同時，部分孩子可以通過不登錄賬號、不實名認證或親人證件注冊以及在電商購買賬號等方式，繞開技術限制。

04.

有效引導的前提是親子關系穩固

一個顯著的不同是，對于數字移民一代（經歷了互聯網技術從無到有的70后、80后和部分90后）來說，互聯網是為現實世界提供便利的工具，線上生活始終從屬于現實生活。但對于數字原住民來說，線上生活與真實生活似乎一樣重要，部分未成年人甚至認為，線上生活更加重要，他們在其中學習知識、表達觀點、結交朋友，網絡經歷與現實經歷共同構成了他們完整的生活。

多名學生向記者表示，在手機眾多功能中，最重要的是社交和通訊。他們不僅通過社交軟件與現實朋友保持聯系，還在網絡世界通過追星、寫同人文等方式結交到素未謀面但志趣相投的朋友。

有研究指出，相較于現實生活中必須滿足父母、學校的種種期待，未成年人在網絡空間擁有更多“自主權”。他們構建屬于自己的文化圈層，在其中嘗試不同的身份與表達方式，嘗試做出自己的選擇，發出自己的聲音，生產自己的文化。虛擬生活提供了一個異質空間，讓他們得以對抗現實秩序的壓抑，同時投射自身的真實需求與意義。

心理咨詢師喬斯林·布魯爾指出，社交媒體之所以對青少年具有強大吸引力，源于它恰好回應了他們在現實中難以滿足的三種核心心理需求，“一是歸屬，孩子們在網上更容易找到那些有共鳴的同輩。二是勝任，青少年可以玩轉濾鏡、游戲道具，來表達自己和實現目標。三是自主的權力，青少年可以在虛擬世界里定義自己是誰。這些需求很難在現實中得到滿足。他們要穿校服，要完成數學功課，他們沒有選擇。這是關鍵。”

需求之下，孩子即便受到平臺限制和成人意愿的約束，也要玩。黃織告訴記者，班上那位被家長限制一天只能玩5分鐘的同學，喜歡拍手勢舞視頻。但是由于時間太短，所以需要提前安排好，“今天用五分鐘學，明天用五分鐘來拍。”

大多數孩子認為智能手機帶來了便利、成長與樂趣，但家長卻擔憂孩子上癮、影響學習。“想玩”與“不給玩”之間產生諸多家庭矛盾。“摔碎孩子電子設備”在不同家庭輪番上演。

黃織告訴記者，同齡人之間流傳著一段調侃——當代父母愛說孩子學習不好都是手機害的，十年前的父母總說孩子學習不好是網吧、電視害的，n年前的父母總說孩子學習不好是蹴鞠害的。她認為，很多家長們將孩子成績下降、追星、愛看網文等一切“他們不想小孩做的事情”簡單怪罪到網絡頭上。

更現實的問題是，當大部分小孩都有手機類電子產品，共享同一片信息流時，沒有電子產品的孩子則被隔絕在外。黃織告訴記者，這類孩子被同齡人稱為“老式小孩”。

在一些特殊情況下，社交媒體會成為一些孩子尋求幫助的重要渠道。“我們學校之前就發生過有學生在網上發表了輕生言論，被網友報警后保證了安全。”吳穎認為“以前沒有網絡渠道的話，很多事情反而孩子們會憋著不講，但現在他們多多少少在互聯網都有自己感到安心的空間。只要他們愿意說出來，這些情況就有可能會被及時發現。”

事實上，當互聯網如同水、空氣一樣存在時，試圖造出一個沒有互聯網的“世外桃源”已經不太可能。因此，在吳穎看來，與其解決用不用手機的問題，不如去解決怎么用手機的問題。

首先，“家長希望孩子減少線上生活，就必須先把他們的線下生活填滿，讓孩子知道線下生活有什么能玩，培養他們的興趣愛好。”吳穎指出，其次“我們一般建議在孩子使用手機前，家長就應該和孩子共同制定一份使用守則。”這份守則應明確使用時間、用途以及違規后的處理方式，例如“什么時候可以玩、不能玩”，“能用手機做什么事”，“如果違反規定，要承擔什么責任”。

不過，她同時指出，很多家長在執行過程中存在不少誤區。孩子往往只知道“幾點能玩、幾點不能玩”，卻不了解背后的邏輯和責任。一些家長甚至跳過溝通環節，強行制定甚至臨時更改規則，這往往會引發孩子的強烈抵觸和對抗情緒。

除了規則制定，吳穎也提醒家長注意執行規則中注意節奏感。例如若約定使用時間為一小時，家長應該在剩余15分鐘和5分鐘時分別進行提示，給予孩子心理準備。“孩子最常說的話就是‘我這把游戲才開’”吳穎指出，“如果提前告知，還有5分鐘，他們就會評估時間是否充足，從而做出更合理的安排。”

一種十分常見的錯誤方式是，“家長給孩子一個小時玩，到點了之后直接拿走手機，孩子不肯，就開始搶”，激烈的爭吵就開始了。

在未成年人網絡保護體系中，家庭撫育是未成年人教育中最關鍵也是影響最深遠的因素。吳穎指出，有效引導手機使用的前提是，孩子與家長之間的關系基礎足夠穩固。家長要成為孩子信任的對象，而不是高壓的管理者。與此同時，與正確引導同樣重要的是，越早開始越好。

作者：鄭藝陽

微信編輯：彭騰歡

責任編輯：肖道

制圖：Judy Chen、Julia

轉載授權、投稿、合作請聯系消道長：

消道長微信：ccrzhus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