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熟悉的紅巖故事里，江姐總是那個被關(guān)押、被酷刑、卻依然堅強(qiáng)不屈的女英雄。但很少有人注意，在她身邊，還有一個默默站在暗處的看守，叫黃茂才。

這個名字，不顯眼，甚至一度被視為“劊子手”，但正是這個人，把江姐的托孤信送出了牢房，把共產(chǎn)黨的重要情報一件件傳遞出去，也正是這個人，在新中國成立后，被當(dāng)成敵人打倒，差點被誤判處死。

黃茂才1925年生在四川榮縣，窮苦人家，讀到初中家里供不起學(xué)，就輟學(xué)了。彼時他并不是什么“覺悟的青年”，他只是想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

靠著父親的老東家劉重威，他在成都川康綏靖公署稽查處做過司書——就是整理文件的文員。后來調(diào)去重慶，被分到渣滓洞當(dāng)看守。

按黃茂才自己的說法，剛?cè)ピ叶吹臅r候，心里是覺得“自己在干正事”。畢竟，領(lǐng)導(dǎo)告訴他：“這些人是共黨，是壞人，是殺人犯。”

但慢慢的，黃茂才開始起了疑心。

每天打交道的這些所謂“罪犯”，不是書生模樣，就是言語和善。他接觸得最多的，是曾紫霞、劉國志，后來還有江姐江竹筠。他們不像殺人犯，倒像老師、醫(yī)生，甚至有點像他小時候讀書時的同學(xué)——只是比他有文化，也比他有信念。

特別是江姐，雖遭酷刑，始終堅貞。黃茂才說：“她從不卑不亢。她是個有尊嚴(yán)的人。”

他開始聽他們講共產(chǎn)黨是怎么回事。起初是警惕，后來是疑惑，再后來，是動搖。

“你是窮人，你信他們干什么？”江姐有一次直接對他說。

她指出黃家貧困，祖祖輩輩種別人家的地，吃不飽穿不暖。不是共黨害的，是國民黨的腐敗，剝削。

這話，在黃茂才腦海里回響了很久。

真正打破心理防線的，是那封信。

江姐托黃茂才，把一封信送給她在自貢的二姨——那里寄養(yǎng)著她的兒子。黃茂才當(dāng)時說：“要得，我送。”

幾天后，他帶回了回信，還有一張江姐兒子的照片。

江姐接過那張照片時，哽咽著再沒說話。

那一刻，黃茂才下定決心。

從那以后，他頻繁幫獄中人傳信，有時是報紙、有時是藥品、還有密件。為了安全，他用過化名“黃克誠”“張力修”，一邊當(dāng)看守，一邊在暗中傳遞情報。

一次失手，就是槍斃。

但他沒有退縮。江姐曾寫紙條鼓勵他：“小黃，你的行動已經(jīng)證明你有了很大的轉(zhuǎn)變，我們很高興。”

這是江姐寫給他的“入黨介紹信”一般的肯定。

1949年11月，解放軍即將攻入重慶，國民黨開始加速清算共產(chǎn)黨人。

黃茂才被列為遣散人員。他臨走前，還幫胡啟芬（也是獄中革命者）送出了一封重要信件。那封信最終救下了一部分人。

但沒能救下全部。

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發(fā)生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180多名革命者在機(jī)槍掃射中倒下，血流成河。

黃茂才那時已經(jīng)離開，回到榮縣老家，做起了教師。只是，他沒能躲開風(fēng)暴。

1951年，鎮(zhèn)反運動開始。有人檢舉黃茂才曾是渣滓洞的看守。

公安局的人來了：“你是不是參加了11·27大屠殺？”

黃茂才說：“我早就被遣散，那天我不在。”

但他拿不出遣散證據(jù)，也沒有旁證。被反復(fù)拷問之下，他頂不住，“承認(rèn)”了罪行。

就這樣，一個真正曾幫助共產(chǎn)黨傳遞情報、拯救生命的人，被當(dāng)成反革命罪犯關(guān)進(jìn)牢里。

1953年，榮縣法院準(zhǔn)備判他死刑。直到最后一刻，一位叫黃大元的鄉(xiāng)農(nóng)會主席拒絕簽字，說：“我不清楚情況，不簽。”

靠著這句話，黃茂才撿回一命，改判為無期徒刑。

1961年，因表現(xiàn)好，黃茂才刑滿釋放。但“特務(wù)”身份還壓在頭頂，他連份正經(jīng)工作都難找。

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他開始多次向法院申訴。他寫材料、找證人、查資料——一切為了那句：“我是清白的。”

在重慶，他找到了況淑華，就是當(dāng)年他把信交給的地下黨聯(lián)系人。況淑華簽名作證：“黃茂才傳過情報，他是我們的人。”

1981年，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布：黃茂才冤案平反，撤銷原判，恢復(fù)名譽。

時隔三十年，他終于等到了這句遲來的清白。

《紅巖英烈——江姐》, 重慶出版社

《中國共產(chǎn)黨重慶歷史（第二卷）》, 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江姐真實檔案揭秘》，重慶日報，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