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千年來，我們一直在尋找并試圖將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傳給后世——不僅僅是“如何”生存的技巧，更是“為何”存在的原因。這些問題的答案，深藏于藝術、建筑與文學之中，需要跨越時空，在不同文化間尋找共鳴。

原文作者 | 馬丁·普克納

《文化的故事：從巖畫藝術到韓國流行音樂》

作者：[美國]馬丁·普克納

譯者：黃峪

版本：譯林出版社

2025年4月

為未來寫作

是每個人都在做的事情

2015年，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登上了一輛安靜的有軌電車。這輛電車在奧斯陸周圍飛馳，將她帶往城市上方的山丘。從車站出來后，她沿著白色箭頭標記，從一條保存完好的山路直奔樹林。由于細雨連綿，陪伴在她身邊的幾十個人都頭戴帽子，身穿雨衣，或手拿雨傘。當這些五彩繽紛的斑點穿過樹林時，這條路變成了一條遠足小徑，用隨手拾來的木板加固，引導徒步登山者安全地抵達目的地——樹林中的圓形空地。樹木最近被砍伐了一批，但新的樹苗已被種下，6到8英寸高的小樹苗上面有一層白色涂層，精心保護它們免受害蟲滋擾。身處樹苗之間，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和她的同伴們收到了明火上的鑄鐵鍋里煮出來的咖啡和熱巧克力。人們成群結隊地站著或坐在地上，拍照、聊天，等待儀式開始。

第一個發言的是凱蒂·帕特森，此次活動的創意來源。這位來自蘇格蘭的藝術家致力于把那些由于規模太小或太大而無法被人類輕易感知的過程帶入人們可感知的領域，并以此成名。她在演講中簡要介紹了此時他們為何聚集在奧斯陸山上的樹林里。然后阿特伍德說了幾句話，由此開啟了儀式的主要部分。

阿特伍德的反烏托邦小說描繪了父權制對女性的恐怖控制、企業寡頭的危險以及基因工程的潛在后果，她帶來了一個用紫色絲帶系著的盒子，里面裝著一份名為《涂鴉者月亮》的文本。阿特伍德稍作解釋，表達了標題背后的思想，但根據帕特森制定的規則，她只能說這么多。她說這個文本試圖將她對寫作的思考與對時間的思考相結合。帕特森走過來，在阿特伍德的臉頰上快速親了一下，然后拿起盒子，把它交給奧斯陸公共圖書館的代表。“小心盒子。”她開玩笑地說，或許只是半開玩笑，又或許她的確很擔心。這些手勢和行為沒有宗教儀式那種經過鋪演排練的嚴肅性質，也不僅僅是戲劇：它們介于兩者之間（正如索因卡的讀者可能會欣賞的那樣）。該代表隨后也做了簡短發言，承諾會照顧好裝有《涂鴉者月亮》的盒子，并在時機成熟時將其交給它的下一任守護者。儀式結束后，阿特伍德接受了一場簡短采訪，敦促聽眾停止破壞海洋生態。然后大家慢慢地回家了。

《圖書館員》第一季（2014）劇照。

阿特伍德是帕特森為推廣一個藝術項目而邀請的第一位作家。該項目結合了長期儲存文化與環境可持續性的理念。奧斯陸山上樹林中的空地就是該項目的一部分，并用螺絲固定在樹上的木制標志來標記。它用紅色字母告訴任何路過的人，這塊空地是Framtidsbiblioteket的一部分，這個詞翻譯成英文就是Future Library（也就是“未來圖書館”）。這個詞旁邊是看似年輪的眾多同心圓。

帕特森的想法是，在接下來的99年里，每一年，都會有一位作家寫一篇文章，除了標題之外，其他一切都承諾保密，并且參加交接儀式。裝有手稿的箱子將被運送到奧斯陸公共圖書館的一個特殊房間，參觀者可以進入并查看標題，但不能閱讀或借出。這些文本將被鎖起來，直到2114年。屆時，它們將被印在2014年種下的樹木制成的紙上。正如該項目的標題“未來圖書館”所表明的那樣，它就像阿特伍德的許多小說一樣，是關于未來的。

在為此場合寫成的一篇簡短文字中，阿特伍德做出反思：

會有人在那里等著接收它嗎？屆時還會有“挪威”嗎，會有“森林”嗎，會有“圖書館”嗎？想到我自己的聲音——那時已經沉默了很長時間——在100年后突然被喚醒，這多么奇怪。當一只尚未成形的手將它從容器中抽出并打開到第一頁時，我說出的第一句話會是什么？

正如阿特伍德在頒獎典禮后接受采訪時所說，為未來寫作是每個人都在做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寫作是一種讓言語在時光流逝的過程中仍得以持久的技術。這里的不同之處在于，未來圖書館制造了一個有意為之的斷層，以阿特伍德為例，她將被迫等上99年，并且這個數字每年都在減少，因此最后一位參與者幾乎可以立即看到這些文字的發表，就像在正常的出版周期中一樣。

這種人為的斷層再現了文化史的一個特征，這個特征對本書至關重要：一件文化器物在失而復得時會發生什么？通常，斷層不是人們故意造成的，而是偶然發生的，例如覆蓋肖維洞穴入口的山泥、戰爭、環境變化，或者是被認為值得保護的文化變化。對未來圖書館而言，這個斷層被設計為在啟動的那一刻發生。

《圖書館員》第四季（2017）劇照。

這個實驗揭示了什么？通過交接儀式、莊嚴默誓，以及圖書館的監護，“未來圖書館”呼吁人們關注那些使文化器物得以被儲存和運送到未來的機構。“還會有‘圖書館’嗎？”阿特伍德在采訪中問道，她還給這個詞加上了謹慎的引號，也許是擔心圖書館的概念可能會發生變化，或者壓根就不存在了。挪威或奧斯陸可能會認為圖書館是無用的支出，并將其館藏出售。對于阿特伍德來說，圖書館的命運與更為宏大的命運息息相關：挪威以后會怎么樣？如果這個國家不再存在，圖書館將落入其他統治者之手，或者根本不屬于任何個體。

“還會有‘森林’嗎？”阿特伍德的這個問題將討論重點從國家和機構轉移到了環境。在該項目的三個部分中，森林是最不尋常的，它說明了我們對環境危機的日益警覺和對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它也是最為脆弱的。氣候變化可能意味著2014年種植的樹苗將無法生存，受到新的蟲害、劇烈風暴、森林火災或某些瘋狂地球工程項目出錯而帶來的副作用的威脅。但挪威森林巨大廣闊，而挪威在受氣候變化威脅最嚴重的國家名單上排名并不高。從這個意義上說，帕特森的選擇十分恰當。也許啟發她的還有這幾個實際情況——挪威特別致力于環保主義工作，這個國家擁有最高的電動汽車比例，還取得了環保方面的其他成就。

然而，當我們想到這些成就至少間接地由挪威的大量石油儲備來買單時，事情就變得稍微復雜了。這些石油儲備也為其龐大的主權財富基金提供了“燃料”，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這個基金，加上挪威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幸運地理位置，也許正是挪威得以存在，并且這座圖書館也還得以存在的最好保證。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恰恰是導致氣候變化的挪威石油經費最有可能確保挪威能夠生存到2114年，即使這里的森林即將消亡。

當然，未來的圖書館員可能會決定拋棄該計劃中關于規定這些作品印在由這些樹木制成的紙上的部分，而將它們放到互聯網上，這可能對環境更為有利（前提是為其供電的能量來源是以可持續方式產生的）。盡管鑒于格式發展而導致文件無法讀取的速度也很快，有些人擔心電子存儲的壽命，但云存儲可能才是生存的最佳機會。本書中介紹的悠久文化歷史為所有長期保護項目增添了警示。大量的書面文獻已經丟失，被挖出的稀有碎片在被發現時已經變得難以辨認，要么是因為語言或書寫系統被人遺忘，要么是因為書寫的介質表面已經腐爛。

像阿育王一樣，未來圖書館也信任書面文字。自五千年前文字興起以來，書面文字被賦予特權，部分原因是它相對長壽，與口語的轉瞬即逝形成鮮明對比。口語往往被貶低為轉瞬即逝的、短暫的存在（這條規則也有例外：秘密知識的傳統被認為太過珍貴，不能交托給書面文字）。事實上，口述傳統可以具有驚人的韌性，分散式的存儲方式主要靠盡心盡力的人類，而不是依賴于容易被摧毀的外部儲存設備和符號記錄系統。口頭傳統也可能比書面傳統更加靈活，更能適應新的環境，而書面文字則依賴于特定的記錄系統和代碼。然而，我們還是不斷地跨時空發送信息——盡管我們經常忘記如何閱讀它們。

不僅向北傾斜，

而且向英語傾斜

到目前為止，為該項目做出貢獻的大多數作者都來自全球北方：加拿大人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和英國人大衛·米切爾，緊隨其后的是冰島詩人西古永·比爾吉爾·西古德松和挪威人卡爾·奧韋·克瑙斯高。主要居住在全球北方的作家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例如來自土耳其的小說家埃利夫·沙法克，他有時住在倫敦，以及越南出生的詩人和小說家王鷗行，他主要在美國長大，住在馬薩諸塞州西部。來自韓國的詩人和小說家韓江生活在英語圈之外，但自從2016年憑借小說《素食者》獲得國際布克文學獎以來，她在英語世界廣受贊譽。津巴布韋小說家、劇作家和電影制片人齊齊·丹格仁布格是第八位，也是迄今為止最近的撰稿人，她來自全球南方，也將繼續居住在該地。她在1988年憑借用英語寫成的小說《神經病》而獲得了另一個國際獎項——英聯邦作家獎，因而在國際上聲名鵲起。

總的來說，這八位作家代表了世界文學的一個特點：它不僅向北傾斜，而且向英語傾斜（在未來圖書館的網站上，他們的作品標題只以英語列出，無論作品本身以什么語言寫成）。在這方面，未來圖書館其實是世界文學及其出版集團和獎項系統的一個鏡像寫照，這些集團和獎項往往位于北歐和北美。畢竟，諾貝爾文學獎是在瑞典設立的，由瑞典學院及其院士主持。可以肯定的是，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一直在努力表彰來自全球南方的作家，從1913年授獎給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開始，到1986年授獎給沃萊·索因卡，再到2021年授獎給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用學院的話來說，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古爾納是因為“毫不妥協并充滿同理心地深入探索著殖民主義的影響，關切著那些夾雜在文化和地緣裂縫間難民的命運”。

觀察未來圖書館——以及更普遍的出版市場——在直到2114年這未來90多年的時間里將如何發展，這將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會有更多來自全球南方的作家加入其中嗎？英語的重要性會減弱還是增加？在最可能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全球南方，是否會出現新的機構和獎項？

希望為未來保存文化——這是未來圖書館與時間膠囊之間的共通之處，它們都試圖密封文化物品，并將它們不受干擾地發送到未來。時間膠囊的產生似乎與絕望和厄運的時代相重合。在20世紀，一個密封的容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被放置到紐約皇后區的地下，以此作為1939年世界博覽會的一部分，這便是一個早期例子。這個容器里裝了一些日常用品，還有印著文學作品與圖像的微縮膠卷、微縮膠卷閱讀器、字典和翻譯成多種語言的文本，以及托馬斯·曼（譯為英語）、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德語）和物理學家羅伯特·米利坎（英語）的問候。其中只有兩本印刷書籍：《圣經》和一本介紹膠囊內容清單的小冊子——《記錄之書》（Book of Record）。這本小冊子的副本也被分發給各所圖書館，以便保存時間膠囊的內容，也記錄其存在及位置的信息。（在這一點上，《記錄之書》體現了第二種保存模式，這種模式信任的不是密封的容器，而是多份副本的廣泛分布。我就是在互聯網上讀到這本書的）

1939年世界博覽會的時間膠囊旨在原封不動地保存5000年。不幸的是，法拉盛米德的科羅納公園海拔只有7英尺，這意味著早在6939年之前，時間膠囊就很可能已經躺在大西洋的底部。由于預料到地球上會發生這樣的災難，從第一批星際飛船“先驅者10號”和“11號”開始，其他的時間膠囊已經被送入太空，而黃金唱片也被固定在“旅行者1號”和“2號”星際探測器上。這些光盤可以免受洪水和戰爭影響，但它們也很難被取回；它們不受人為干擾，但又是為誰準備的呢？要么是外星智慧，要么是掌握了星際旅行技術的未來人類，但兩者拿到光盤的幾率都很渺茫。

1969年，另外一種解決方案出現了，當時“阿波羅11號”將一張錄制了包含世界各地善意信息的光盤帶入太空，并將其與一面美國國旗一起存放在月球上。（巴茲·奧爾德林差點忘記留下它；尼爾·阿姆斯特朗在最后一刻提醒奧爾德林，在登上登月艙返回地球前將國旗扔到月球表面）在以上所有情況之中，文化表達方式的選擇——被錄下來的口頭問候、書面符號——都是隨意無序的，是時間膠囊及其記錄設備構建之后的想法。這只不過是我們這個時代里理工學科和人文學科之間分歧的另一個例子。

《圖書館員》第二季（2015）劇照。

這些時間膠囊的命運表明，要應對未來的威脅和破壞是多么困難，這不僅僅體現在數以千年計的時間跨度上。未來圖書館啟動僅僅6年之后，便于2020年因新型冠狀病毒而中斷。當時該項目一直順利開展，在一座嶄新的圖書館大樓里擁有一個嶄新的房間，樹苗在森林里長勢良好，一年一度的交接儀式吸引著游客，不少相關的視頻被制作、編輯并發布在這個項目簡單、優雅的網站上，也得到了一套運作良好的宣傳設備的幫助——所有這些都戛然而止。

麻煩始于克瑙斯加德。由于他住在英國，由于與病毒相關的旅行限制，他無法前往挪威參加交接儀式。與此同時，王鷗行接受了投稿邀請，但由于疫情干擾，寫作遇到了困難。因此，該項目至少暫時擱置了，這發生得比任何人預期得要早得多。

一個以長壽為前提的項目突然中斷，凸顯了保護文化所必需的基礎設施的脆弱性。如果100年似乎是一個相當短的時間框架，那么與37000年的肖維洞穴壁畫或5000年的文字（以及皇后區的時間膠囊）相比，病毒的到來表明文化機構總是容易失敗。我們可以建立一座精美嶄新的圖書館，由最穩定的民主國家之一支持，并由主權財富基金承保。但一枚微小的病毒本身就是環境變化的產物，可以使旅行和其他許多方面——哪怕不是互聯網——陷入停頓狀態。

從貫穿文化的破壞史中

吸取一些教訓

未來是不可預測的，它提醒我們，文化充其量只是一條斷裂的鏈條，我們每一代人都在不斷修復它。到了最后，讓未來圖書館在這個比任何人預測得都要早得多的中斷后仍然能繼續存在的因素并不是樹木、圖書館或挪威的壽命。其關鍵在于人們——凱蒂·帕特森、作家、媒體、公眾——是否還會關心像未來圖書館這樣的項目。

他們會嗎？未來的人類可能已經失去現在我們所知道的自然界，他們很可能會認為砍伐樹木造紙是一種嚴重的道德過失，并且嚴厲地評判我們，就像我們現在因為過去的作者偏離了我們的法律、社會和道德規范而評判他們一樣（在參與者中，只有韓江對砍伐樹木的想法表示悲傷）。未來可能會譴責“未來圖書館”，認為它是破壞地球的一代人的典型產品，理由是該項目在旅行和建筑方面的碳排放成本很高，種植一些樹木并不能彌補整個項目給環境帶來的沉重足跡。

因此，未來圖書館必須希望未來的讀者會接受這種價值觀的差異，他們愿意與過去的人接觸，并且幾乎肯定會認為過去人們的行為存在極大不足。這是未來圖書館所需要的最大信任：信任未來對我們的批判將不會那么嚴厲，雖然它有理由這樣做；或者它至少會欣賞和保存我們的文化創造，盡管以未來的標準來衡量，這些創造仍有不足。

這種信任建立在搖搖欲墜的基礎上。文化史其實是一場破壞史，由山體滑坡和火山噴發等環境災難，以及外國侵略者和殖民者出于無知和惡意的行為導致。但文化本身也被后來者摧毀了，他們受制于新的價值觀和信仰。那些抹去納芙蒂蒂名字的編年史家們可能真的對新的阿頓崇拜感到不安，就像在中國，儒家學派的認同者真的覺得佛教僧侶在逃避對國家的責任一樣。同樣，中世紀的基督徒也無法想象將異教徒希臘人、羅馬人放在與他們平起平坐的位置。在這些與其他文化相遇的過程中，暴力的性質和程度存在重大差異，但它們的共同點是，除了無數人喪生外，它們還導致了對文化的蓄意破壞。

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已經從貫穿文化的破壞史中吸取了一些教訓。新的法律打擊了公然盜竊，越來越多的博物館正在歸還在殖民主義時期被拿取，在可疑的情況下獲得，或者被直接盜走的文物。我們熟練地通過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和基層倡議保護文化，同時也更加關注非物質的文化習俗，如舞蹈和表演傳統，以及從教師到學生，從個人到個人之間口口傳授的其他形式的知識。這些都是處理文化方面的重大成就，需要不懈地促進和更廣泛地實施。

然而，文化保存的更大教訓卻更難學習，因為過去會不斷挑戰我們最珍視的觀點和價值觀。本書中提到的每一篇文字或每一件物品都幸免于自然災害與人為損害所造成的毀壞。盡管它們所處的社會與發現和保護它們的社會很不一致，但仍然得以幸存下來。在中國幸存下來的佛教典籍和佛像也是如此，雖然它們與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和道家習俗相悖。與之相似的是，即使希臘哲學家不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追隨者，他們也仍然能夠在巴格達幸存下來。同樣，一批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在其數次復興過程中，也準備好要重新認識古典作品，即使其作者是異教徒。這種做法就像阿茲特克人忽略彼此不同的信仰，將以前文化的各種物品納入他們自己的儀式中一樣。同樣，圣多明各的反抗人士也運用了啟蒙思想，盡管這些思想來自奴役他們的國家。類似情況下，前歐洲殖民地的居民為了實現獨立而重新利用歐洲文化的元素，比如索因卡運用的正是希臘悲劇。

《圖書館員》第一季（2014）劇照。

在所有這些案例中，文物和習俗仍然得以幸存，盡管對那些確保其生存的人來說，它們可被視為威脅。這些物品無疑是對任何關于文化純粹性的想法的挑戰。文化史再三表明，純粹主義者和清教主義者，無論其理念如何追求無垢美德，才是最有可能從事文化破壞行為的人。

純粹主義者還通過限制從過去和其他社會中獲取意義的機會，剝奪了他們自身文化的寶貴資源。文化繁榮發展取決于各種表達形式和意義建構是否隨手可及，也取決于其可能性與經驗。在某種程度上，不同文化的接觸增加了這些選擇，也刺激了文化的生產和發展。相比之下，那些致力于保存文化純粹性的人往往會拒絕替代方案，限制文化可能性，并在文化融合實驗過程中扮演監察角色。過去的某些方面因不符合他們的狹隘標準而遭到忽視和貶低，他們對此采取了縱容和鼓勵的態度，這樣一來，他們也使自己的文化變得貧乏。

一直尋求與其他文化

的相遇、交流

今天對文化借用和所有權的疑慮不僅源自貫穿人類文化的暴力歷史，還受到對社交媒體怎樣使文化傳播看來毫無障礙的焦慮影響。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最近的一波“浪潮”——不是北齋的《神奈川沖浪里》，而是英文稱為“the Korean Wave”或“Hallyu”的“韓流”。它在20世紀90年代末與互聯網一起出現，并在2012年達到頂峰，標志事件是韓國說唱歌手、制作人PSY發行了名為《江南Style》的音樂視頻。《江南Style》以首爾最富裕的江南區命名，拍攝了賽馬馬廄和摩托艇，但這些奢華場景之間也交織插入了破舊的高速公路、一輛隨意裝點著迪斯科球的普通巴士，還有坐在馬桶上的PSY等鏡頭。該視頻是第一個在YouTube上吸引超過10億次觀看的視頻，這要歸功于它的輕佻世故、對“坎普”（camp）文化的欣然接納，以及有趣的拍攝場景：PSY在高檔環境里喝咖啡，在地板上或電梯里身處一個男人的雙腿之間做出貼身磨人的舞蹈動作。

“韓流”之所以能夠吸引如此多的觀眾，是因為從一開始，它就基于對搖滾、爵士、雷鬼和非洲節拍等多種風格的混合。它的音樂特色依賴于帶有沉重節拍的節奏藍調（R&B）舞曲，旋律橋段和“柔和”的說唱插曲，主要用韓語演唱，偶爾有英語短語（如“Gangnam style”）。這些視頻通常以同步的舞蹈動作為特色，這在美國制作的流行文化中不太常見，但在包括寶萊塢在內的其他文化中廣為人知。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不存在的東西：英美流行和說唱文化中經常出現的暴力和淫穢。（K-pop作為“潔版樂趣”的形象也解釋了K-pop歌手在違反粉絲對道德誠信的高度期望時必須忍受的激烈反應）

K-pop的崛起伴隨著對韓國文化的強烈反對，還有很多人說它根本不是韓國文化。雖然K-pop確實不代表傳統的或典型的韓國藝術（就像《神奈川沖浪里》不代表傳統或典型的日本藝術一樣），但K-pop在韓國女子團體中的確具有深厚根基，其中還包括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軍事基地表演的團體。這些充滿活力的團體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蓬勃發展，部分原因是他們在韓國軍事獨裁統治期間設法逃避審查制度，盡管到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這種文化形式似乎已經衰落。

韓國流行音樂的浪潮實際上是從復興開始的。韓國于1987年恢復文官統治，政府開始支持其新興的文化產業。首個獲得巨大成功的組合是“徐太志和孩子們”，緊隨其后的是其他的男子樂隊和女子團體。1997年金融危機后，K-pop再次重塑自我，也有了更多的英文名稱和英文作品標題——就在那時，“K-pop”取代了“Hallyu”（根據中文“韓流”發音而來）成為新現象的標簽——在日本吸引了大量的青少年觀眾，在澳大利亞、拉丁美洲、部分非洲地區、北美和歐洲也迅速吸引了大量青少年觀眾。（我記得有一次在奧斯陸，我和挪威朋友坐在早餐桌旁，發現他們最小的孩子正在仔細閱讀一本韓語教科書，這個12歲的孩子在早餐前獨自學習韓語，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偶像）

值得指出的是，早已蔓延到電視劇和電子游戲的K-pop浪潮發生在抖音興起之前。抖音讓我們現在發覺自己真正生活在一個“江南世界”里。這一點在視頻所激發的無數模仿作品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收視率最高的模仿視頻里出現了一組動畫水果和蔬菜，由“煩人的橙子”（實際上也真的很煩人）主唱，以及不可避免的《槍手style》（“Gunman style”），其中出現了持槍牛仔。還有《約翰遜style》，以此紀念美國宇航局在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建立的約翰遜空間站，雖然以受歡迎程度而言，這段視頻與游戲《我的世界》（Minecraft）中的逐個鏡頭翻拍版本相差甚遠。這些模仿品說明了K-pop國際粉絲群的創造力，其中僅來自馬來西亞的模仿品就有40多個。最近，K-pop歌手已經跨界進入視覺藝術領域，而來自“防彈少年團”（BTS）的V（金泰亨）還利用他們在東亞戲劇和表演傳統中的深厚歷史，在表演中使用了面具。

“你好啊，我來過這里”

文化“共享”是否有點過火了？我不這么認為，部分原因是我們不可能在“好的”和“壞的”分享之間劃清界限；歸根結底，我們必須在隔離或流通、純粹或混合、占有文化或分享文化之間做出選擇。流行藝術具有多種功能，其中之一便是檢索在某個特定時間的文化傳播方式。《江南Style》捕捉到了消費文化和全球化的重要信息，讓與它一起成長的觀眾了解相關形象。雖然我們不需要將每一種形式的文化流動、每一次復興行為和每一種互聯網現象都視為具有重大意義的行為，但K-pop很好地提醒我們，文化歷史的軌跡會更加傾向于流通和混合。

如果我們想支持和維持文化創新，就需要用上一切可用的手段。與人類生活中與生俱來的生物進化不同，文化永遠不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這取決于每一代有責任保護和復興文化的人，包括考古學家、博物館館長、圖書館員、藝術家和教師……具體來說，這取決于他們激勵未來后代（包括世界各地的《我的世界》玩家、學習韓語的K-pop粉絲）的能力。

《我的世界大電影》（2025）劇照。

時至今日，這些教師和中介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在這個時代，大學作為負責保護文化的機構之一，往往專注于技術和其他“STEM”學科。在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人文學科正在衰落，但將其歸咎于其他人并不足夠。這個問題有一部分來自我們自己。在推廣多元的文化史方面，我們這些人文主義者并非總能發揮自己的作用，而我們已經失去了群眾基礎——讀者、家長和學生，他們應該是我們的主要受眾（在我的大學，2021屆新生中只有8%的人宣稱自己最感興趣的是藝術和人文學科）。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夠贏回廣大群眾，設法將文化多樣性的重大意義和動人之處傳達給下一代，保持我們祖先創造的文化寶藏的活力，藝術和人文學科就會蓬勃發展。

藝術和人文學科可以做出的貢獻還有很多。我們這個時代癡迷于技術創新，還承諾說解決我們最緊迫問題的突破性方案指日可待。但是，我們無法用技術方法走出當下最為激烈的沖突，因為這些沖突基于身份沖突、利益沖突和對立信仰的古老問題。這些沖突只有在我們深刻理解文化歷史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解決，而這只能通過人文學科提供的工具來實現。

過去的文化是新文化生長的土壤——從“農業”（agriculture）這個詞中借來的“文化”（culture）一詞有其因由。文化需要被照料，其途徑就是將生活在今天的人類、我們的祖先以及彼此之間聯系起來，以便創造意義的工作能夠得到延續。我們需要所有能找到的文化資源來面對我們并不確定的未來，其中包括戰爭、移民和氣候變化造成的大規模破壞，正如未來圖書館所記錄的那樣。

在未來圖書館的參與者中，有幾位受到該項目的啟發，開始思考文化的悠久歷史。阿特伍德一路追溯它的遙遠起源，從而為這本書提供了一個恰當的結論：

我把這種相遇——在我的文字和迄今尚未存在的讀者之間——想象成我曾經在墨西哥洞穴的墻壁上看到的紅色手印。它已經在洞穴中密封了300多年。現在誰能破譯它的確切含義？但它的一般含義是普世的，任何人都可以讀懂它。它說：“你好啊，我來過這里。”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作者：馬丁·普克納；摘編：何也；編輯：張進；導語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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