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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托馬斯·弗里德曼｜如何看待伊朗與以色列局勢

以色列于周五對伊朗核設施展開的全面打擊，必須被列入二戰后重塑中東格局、以年份命名的那些決定性戰爭——1956、1967、1973、1982、2023，以及如今的2025。

但現在斷言2025年以色列與伊朗沖突將如何改變中東“國家博弈”還為時尚早，結局的可能性太多太復雜。

我現在唯一能說的是，兩種極端情形都擺在桌面上：極端樂觀的一種是（此次沖突）觸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最終推翻伊朗現政權，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體面、世俗和協商型的新政府；極端悲觀的一種則是整個地區陷入戰火，美國被裹挾其中。

這兩端之間，尚存“談判解決”的中間路徑——但時間不多了。

特朗普總統巧妙地借助以色列的襲擊，實際上對伊朗人說：“我仍然愿意與你們就核計劃達成和平解決，你們最好盡快行動——因為我的朋友比比（Bibi，即內塔尼亞胡 Benjamin Netanyahu）真的‘瘋了’。我等你們來電。”

在如此廣泛的不確定性下，對關注局勢的讀者而言，我唯一能提供的，是我將持續追蹤的關鍵變量，以判斷哪種情形——或者其他我們無法預見的結局——最有可能成為現實。

第一：這場伊以沖突之所以意義重大，在于以色列這次誓言無論以何種方式都要徹底消除伊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伊朗自招其禍，大幅加快了鈾濃縮至接近武器級的進程。伊朗掩蓋核活動的手法也愈發激進，以致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周四首次在二十年來公開表示，伊朗未履行核不擴散義務。

過去15年間，以色列多次將槍口對準伊朗核計劃，但每一次都因美國施壓或本國軍方的疑慮，在最后關頭收手——這正是為什么如今的行動意義重大、無法低估。

第二：技術層面的大問題在于，以色列此次轟炸如納坦茲（Natanz）等深埋地下的伊朗核設施，是否足以產生足夠強的震蕩，令用于濃縮鈾的離心機失靈，突破它們的避震保護，至少讓設施暫時無法運行。

即使沒有全部摧毀，至少可以認為以色列很可能炸毀了地下設施的入口，拖慢其進度。以色列軍方發言人稱，對伊朗最大濃縮設施納坦茲造成了重大破壞，但另一處重要設施福爾多（Fordow）是否受損則尚不明朗。

如果以色列能使伊朗核項目遭受重創，迫使其濃縮活動哪怕只是暫時中止，這本身就是重大的軍事收益，也為此次行動提供了正當性。

第三：我同樣關心的是，這場沖突對本地區的影響——尤其是伊朗長期對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和也門的惡性影響。德黑蘭（Tehran）一直通過扶植和武裝地方民兵，間接操控這些國家，確保它們始終無法邁向親西方、協商式的政府。

要想讓這些國家擺脫伊朗的“鐵腕掌控”，這一進程始于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決定“斬首”并重創伊朗的真主黨（Hezbollah）民兵。這一行動已在黎巴嫩和敘利亞收獲初步成效，兩地出現了多元化的新領導人。雖然這些政權依舊脆弱，但包括伊拉克在內的這些國家看到了以往不存在的希望。而他們擺脫伊朗勢力范圍的進展，在本國民眾中普遍受歡迎。

第四：長期以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內塔尼亞胡在中東地區博弈中展現出極強的戰略眼光，而在本土事務，特別是巴以問題上，卻屢屢出現戰略失誤。

作為地區棋手時，他不受意識形態與黨派利益牽絆。但在加沙本地，他的決策完全被個人政治生存、拒絕任何條件下建立巴勒斯坦國的意識形態，以及對極右翼勢力的依賴所主導。因此，他讓以色列軍隊深陷加沙泥潭——這既是道德、經濟，也是戰略災難，卻沒有任何退出計劃。

第五：如果你關心這場沖突會否影響你的退休投資，那要特別關注伊朗是否試圖通過人為推高油價，來攪亂特朗普政府，并給西方制造通脹。

比如，伊朗可能在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擊沉數艘油氣輪船，或布設水雷，實際上封鎖石油與天然氣出口。僅這一前景就已經推高了油價。

第六：以色列情報為何能精確定位并擊斃伊朗兩位頂級軍事領導人，以及多名高級軍官？

摩薩德（Mossad）和以色列國家網絡司令部“8200部隊”（Unit 8200）確實極其出色，但若想了解其真正秘訣，推薦觀看Apple TV+劇集《德黑蘭》（Tehran），劇中虛構了一名摩薩德特工在德黑蘭的行動。你會發現，現實中有大量伊朗官員愿為以色列效力，只因他們極度厭惡本國政權。這極大方便了以色列在伊朗政府和軍方高層招募情報人員。

這種現實不僅帶來了如周五精確打擊這類“一級收益”，更帶來了“二級紅利”：伊朗每當召開軍事或政治高層會議，任何與會者都要懷疑身邊人是否以色列間諜，這極大拖慢了伊方的行動和創新。

此外，伊朗最高領袖剛剛目睹自己兩位頂級將領被刺殺——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和伊斯蘭革命衛隊（Revolutionary Guards）總司令。可以想見，他必定躲在某個深邃地堡，進一步拖慢了決策效率。

第七：如果以色列行動失敗——即伊朗政權雖遭重創，卻仍能恢復核武研發能力并試圖繼續操控阿拉伯各國的政局，那么兩大地區強國將陷入消耗戰。

這將讓中東局勢比以往更動蕩，引發油價危機，可能促使伊朗報復親美阿拉伯政權和美軍駐地。這樣一來，特朗普政府恐難置身事外，甚至不得不以推翻伊朗現政權為目標全面介入。后續局勢將難以預料。

最后，與加沙不同，以色列這次刻意避免大規模傷害伊朗平民。

畢竟，以色列最終希望伊朗民眾將憤怒發泄在本國政權身上，而不是以色列，因為該政權在核武研發上耗費了無數國力。

襲擊后，內塔尼亞胡以英文視頻直接向伊朗民眾喊話：“我們不恨你們，你們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有共同的敵人：一個踐踏你們的暴政。近50年來，這個政權剝奪了你們過上好日子的機會。”

伊朗民眾未必會被內塔尼亞胡鼓舞，但毫無疑問，伊朗現政權早已不得人心。被以色列軍事羞辱之后，其前景更難預測。就在三年前，伊朗神權政府還在一次大規模民眾抗議中，逮捕了兩萬多人、殺害五百多人（其中有被處決者），以鎮壓因“道德警察”拘捕未戴好頭巾的22歲女子瑪莎·阿米尼（Mahsa Amini）而爆發的起義。她死于羈押之中。

展望未來，從歷史中得到的兩條最重要教訓是：像伊朗這樣的政權，表面看似強大，其實隨時可能土崩瓦解——因此倒臺可以很快；而在中東，專制的對立面并不一定是民主，有時是長期混亂。所以，盡管我也希望這個政權被推翻，但仍需警惕隨之而來的動蕩。

Thomas L. Friedman

Thomas L. Friedman，托馬斯·L·弗里德曼自1995年起擔任本報（《紐約時報》）國際事務專欄作家。他于1981年加入本報，之后于1982年出任貝魯特分社社長，1984年任耶路撒冷分社社長，1989年在華盛頓擔任外交記者，后來還擔任過白宮記者和經濟記者。

弗里德曼曾榮獲1983年普利策獎（黎巴嫩國際報道）、1988年普利策獎（以色列國際報道），以及2002年普利策評論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