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對以色列的回擊，目前已經發動了5輪軍事打擊，當然以色列的轟炸也并沒有停止。參照去年雙方的交戰史，這次會不會歷史重演：伊朗吃點虧算了？很多人不明白，為什么伊朗會搞成現在這樣？我們就來全方面梳理一下，近幾十年伊朗究竟發生了什么，大家就會知道其中緣由。

在全球地緣政治的博弈棋盤上，美國為維系其霸權地位，始終將亞歐大陸視為戰略遏制的核心區域。美國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提出的地緣政治理論，指引著美國對外戰略布局的方向。在這一理論框架下，中俄伊三國的戰略關系，成為美國重點關注的對象，這也從側面凸顯出三國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的關鍵地位。

伊朗，作為中東地區堅定的反美反西方力量，曾憑借其精心構建的 “什葉派之弧”，成功躋身中東地緣政治博弈的棋手行列。然而，如今的伊朗卻陷入戰略被動，從曾經執掌乾坤的主導者，淪為任人擺布的棋子。這一巨大轉變背后的深層原因，值得我們深入探究與剖析。

“什葉派之弧” 這一地緣政治概念，最早由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提出，它描繪了一幅從阿拉伯半島東北部延伸至地中海東岸的什葉派力量版圖。這些力量彼此相連，形成對遜尼派國家的半包圍態勢，宛如一條充滿張力的地緣政治紐帶。

1979年伊朗革命爆發后，伊朗開始積極向外輸出其意識形態，通過支持和建立多個什葉派伊斯蘭組織，逐步擴大自身影響力。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伊斯蘭革命最高委員會等組織的崛起，都離不開伊朗的支持。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中東地緣政治格局發生劇烈震蕩，伊朗趁機擴大在中東的影響力，其政治、軍事綜合實力顯著提升，逐漸成為什葉派力量的核心領導者。至此，一個以伊朗為核心，涵蓋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等的 “什葉派之弧” 正式成型，宛如一條堅實的防線，守護著伊朗在中東的利益。

“什葉派之弧” 的出現，對中東地緣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它不僅對遜尼派國家形成了強大沖擊，更將中東反美反西方力量凝聚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對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布局構成嚴重挑戰。與此同時，伊朗自身實力也因 “什葉派之弧” 得到極大增強。借助這一戰略布局，伊朗獲得了與美國談判的重要籌碼。

例如，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政府等，在與以色列的沖突中，不斷對美軍和以色列發起襲擾，迫使美國在與伊朗的談判中不得不做出讓步，以換取伊朗對這些組織的約束。這種非對稱優勢，讓伊朗在與美國的博弈中占據了有利地位。此外，“什葉派之弧” 還為伊朗提供了軍事戰略上的優勢，使其能夠將軍事力量分散部署在中東多個戰略要地，提高了軍事行動的靈活性和突然性，讓美國難以對其實施有效軍事打擊。

然而，好景不長。進入2016年后，“什葉派之弧” 成員國接連遭遇變故。巴以沖突爆發后，伊朗一手扶持的哈馬斯武裝在以色列大軍的圍剿下，陷入困境，至今仍在加沙戰場頑強抵抗。與此同時，也門胡塞武裝也因頻繁與美以對抗，遭到沉重打擊，處境艱難。

2024年，敘利亞反對派的軍事行動使巴沙爾政府局勢急轉直下，敘利亞局勢發生重大轉折。短短兩年間，哈馬斯、胡塞武裝、巴沙爾政府這三大盟友，或遭受重創，或面臨政權更迭。再加上此前自顧不暇的伊拉克，以及國內民眾和反對派呼聲日益強烈的黎巴嫩，伊朗賴以抗衡美西方的 “什葉派之弧” 全面瓦解，曾經堅不可摧的防線轟然倒塌。

伊朗在 “什葉派之弧” 盟友身上投入了大量資源，據估計，僅在敘利亞的投入就高達300億至500億美元。成員國的動蕩局勢，使伊朗經濟負擔空前加重，此前的投入也面臨付諸東流的風險。在美國制裁和國內經濟困境的雙重壓力下，伊朗的處境愈發艱難。而伊朗陷入如今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其自身戰略失誤所致，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美國妥協。

在國際舞臺上，伊朗雖然在口頭上對美國態度強硬，但在實際行動中，更多的是妥協行為。以伊朗核問題為例，2003年12月18日，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伊朗正式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附加議定書，同意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對其核設施進行更嚴格、不事先通知的核查，并宣布終止鈾濃縮活動。2015年7月14日，伊朗與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和德國在維也納達成伊核問題全面協議。這些妥協雖然在短期內緩解了伊朗的經濟壓力，但卻削弱了其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威懾力，使其在與盟友的合作中變得更加被動。

除核問題外，伊朗在其他領域也多次向美西方低頭。例如，逐步解除對西方社交媒體的限制，這種文化上的妥協雖然有助于與西方國家的交流合作，但卻可能削弱其在中東什葉派群體中的影響力，影響 “什葉派之弧” 的凝聚力。伊朗的妥協行為源于現實考量，長期的經濟制裁嚴重阻礙了其經濟發展，為緩解困境，伊朗不得不尋求與西方國家緩和關系，以期解除或減輕制裁。然而，這種妥協讓伊朗付出了慘痛代價，“什葉派之弧” 面臨瓦解，伊朗在中東的戰略地位急劇下降。

伊朗的一再妥協，引發了盟友的懷疑。敘利亞政權更迭后，伊朗的支持未能改變局勢，反而使其在中東的戰略布局受到重創；黎巴嫩真主黨在面臨以色列軍事壓力時，也感受到來自伊朗支持的不確定性。這種不信任直接導致 “什葉派之弧” 內部力量削弱和分裂，伊朗與哈馬斯等組織的關系出現裂痕，難以形成統一戰線，無法有效抗衡美國及其盟友在中東的影響力。

“什葉派之弧” 的瓦解，給伊朗帶來了巨大沖擊。原本，伊朗借助 “什葉派之弧” 深度介入中東事務，政治影響力廣泛延伸。如今，其在地區政治舞臺上的話語權顯著降低，地區盟友網絡支離破碎，在與沙特等地區大國的地緣政治競爭與合作中，不得不重新調整策略。更重要的是，伊朗喪失了中東反美 “旗手” 的身份，在面對外部壓力時變得更加被動，只能被迫在戰略上做出讓步，逐漸從棋手淪為棋子。

目前，由于伊朗的妥協，其盟友開始出現離心離德的現象。敘利亞新政權將伊朗視為威脅，黎巴嫩真主黨在困境中難以得到伊朗全力支持。這種局面進一步削弱了 “什葉派之弧” 的整體力量，使伊朗難以在中東地區發揮核心作用。曾經憑借 “什葉派之弧” 與美國抗衡的伊朗，因戰略失誤，接連失去重要盟友，陷入如今的戰略困境。

伊朗陷入被動局面，與內部問題密切相關。在中東政治版圖中，伊朗占據獨特且重要的位置，其國內局勢深受政治與宗教交織的影響，呈現出極為復雜的態勢。近年來，一系列重大事件將伊朗內部的矛盾與沖突推向國際視野焦點。

之前，哈馬斯領導人在伊朗境內被以色列特工暗殺，這一事件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瞬間引爆伊朗國內局勢。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們義憤填膺，堅決要求對以色列發起強有力的報復行動，他們認為以色列的行為是對伊朗主權的公然踐踏，必須予以回擊。然而，新總統佩澤西奇揚卻持有不同意見，他提出可以打擊以色列海外軍事目標，但奉勸革命衛隊不要打擊以色列本土。這種謹慎態度反映出改革派對于國家整體利益的不同考量，他們強調發展經濟，深知與以色列全面沖突將給伊朗經濟帶來沉重打擊。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也保持克制，盡量避免進一步刺激以色列。在此情況下，伊朗內部出現明顯意見分歧，革命衛隊和總統之間的矛盾公開化。這一事件不僅凸顯了伊朗內部兩黨之間的激烈競爭，也讓世界看到了伊朗在面對外部挑戰時復雜的決策過程。

伊朗國內存在兩個主要派別：代表保守派的革命衛隊和代表改革派的總統。兩派的不合，源于深層次觀念的沖突。保守派以推動主權獨立、維護國家安全為主要目標，在軍事和宗教事務上具有較大影響力。革命衛隊作為伊朗重要武裝力量，擁有海陸空三軍以及圣城旅等精銳部隊，直接歸宗教領袖指揮，在對外政策上傾向于采取強硬立場。

改革派則更注重經濟發展，認為提升國家經濟實力是長治久安的關鍵。他們主張在一定程度上緩和與西方國家的關系，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國際爭端，為國內經濟發展創造有利外部環境。這種觀念差異，導致兩派在伊朗內外政策上經常產生分歧。

伊朗的政治體制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建立的政教合一制度。在這一體制下，政治與宗教緊密結合，宗教機構在國家事務中扮演重要監督角色。總統雖擁有一定權力，但在關鍵決策上需受宗教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制約。軍事方面，總統名義上可指揮國防軍，但革命衛隊由宗教領袖掌控；立法領域，伊朗議會負責立法，宗教設立的憲法監護委員會對議會決策擁有一票否決權，甚至總統競選人也需經該委員會同意才能參選。這使得伊朗政治決策過程充滿宗教色彩，國家大事最終往往由宗教領袖決定。

上世紀90年代后期，伊朗開始進行改革，旨在削弱宗教職能。1997年大選成為伊朗政治格局變化的重要轉折點，改革派候選人穆罕默德?哈塔米意外當選總統。哈塔米上臺后，積極與宗教保守派斗爭，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致力于發展經濟、加強外交，尤其希望改善與美國的關系。在他的努力下，伊朗經濟短期內取得顯著成就，GDP迅速增長，失業率和通脹率得到有效控制，美國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兩國關系出現緩和跡象。

然而，哈塔米的改革遭到宗教保守派強烈反對，他們指責其行為是在顛覆伊斯蘭政權，雙方矛盾不斷激化。關鍵時刻，哈梅內伊出面調解，促使雙方暫時妥協，維持了國內政治平衡，但矛盾并未根本解決。

2001年 “9?11” 事件爆發后，國際形勢巨變，美國將反恐作為首要任務，提出改造伊斯蘭國家的 “大中東計劃”。中東地區局勢動蕩，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先后爆發，美國還對伊朗核計劃提出嚴格限制，伊美關系再次緊張。在外部壓力下，伊朗民眾民族主義情緒被激發，更加傾向支持宗教保守派。2005年，前革命衛隊軍官內賈德贏得總統大選，標志著革命衛隊和總統再次站在同一陣營，改革派勢力受到打壓。

內賈德上臺后，采取強硬對外政策，加緊推進伊朗核計劃，引發美國強烈反應。美國聯合西方國家對伊朗實施全面制裁，伊朗經濟遭受重創，陷入停滯甚至危機狀態。這種困境讓伊朗民眾開始反思發展道路，意識到單純對抗政策無法解決問題，又開始傾向支持改革派。

2013年，改革派的魯哈尼當選總統，為美伊關系改善帶來契機。魯哈尼積極推動與美國談判，雙方簽署伊核問題全面協議，美國解除部分制裁，伊朗經濟迅速恢復活力。然而，魯哈尼執政過程中與保守派矛盾逐漸凸顯，他公開指責保守派忽視國民經濟發展，要求革命衛隊不得經商，雙方陷入激烈斗爭。關鍵時刻，哈梅內伊再次出面調解，責令革命衛隊壓縮商業規模、關閉數家銀行，保守派和改革派暫時達成妥協，伊朗迎來相對穩定發展時期。

2017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伊朗與美國關系再次面臨嚴峻挑戰。特朗普上臺后迅速退出伊核協議，對伊朗實施更嚴厲全面制裁，限制石油出口，封鎖進出口貿易，導致伊朗經濟瀕臨崩潰。2019年，特朗普宣布伊朗革命衛隊為恐怖組織，進一步加劇兩國緊張關系。2020年，美國更是將革命衛隊指揮官蘇萊曼尼炸死在伊拉克，這一事件引發伊朗國內強烈憤怒。

在強大外部壓力下，2021年保守派總統萊西競選成功。萊西上臺后，意識到與美國對抗之路難行，開始尋求與其他國家合作。他積極推動與中國、俄羅斯的友好關系，伊朗與中國簽署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協議，涉及4000億美元合作項目，涵蓋多個領域。通過與中國合作，伊朗打破美國出口封鎖，中國成為其主要石油進口國，同時大量進口中國機械、電子產品，促進了工業生產發展。在與俄羅斯合作方面，雙方在能源、軍事等領域合作不斷深化。

2023年3月，在中國積極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實現世紀大和解，這一事件對中東和平穩定產生深遠影響，提升了伊朗國際地位。同年7月，伊朗加入上合組織，隨后又加入金磚國家，在國際合作中逐漸找到新定位，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

然而，以色列發動的巴以沖突再次將伊朗推向國際政治風口浪尖。2024年，保守派總統萊西墜機身亡，改革派的佩澤西奇揚上臺。萊西離世充滿疑點，外界猜測不斷。佩澤西奇揚上臺表明伊朗對外政策可能調整，改革派傾向通過外交手段解決爭端，避免與西方國家直接沖突。但伊朗國內保守派和改革派矛盾依然存在，將繼續影響未來發展走向。在巴以沖突背景下，伊朗如何在維護自身利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時，避免陷入與以色列、美國的直接沖突，是佩澤西奇揚政府面臨的重大挑戰。

伊朗的政治局勢始終在政治與宗教的矛盾中交織，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斗爭貫穿現代歷史進程。這種內部矛盾不僅影響國內政策，更深刻塑造了對外政策走向。未來，伊朗需要在維護國家主權、發展經濟和應對外部壓力等方面找到平衡，而解決內部政治分歧，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