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雁 趙鵬

《張遷碑》，這座東漢中平三年（186年）的石碑，歷經千年風雨洗禮，不僅是書法藝術的瑰寶，更是研究漢代歷史文化的珍貴寶藏。它以獨特的形制、精美的裝飾和深刻的內涵，承載著古人的智慧與情感，吸引著后人不斷探尋。

沉埋歲月，難掩絕世芳華

東漢時期，《張遷碑》作為紀功碑被豎立起來，此后被深埋地下，鮮為人知。宋代歐陽修于1063年成書的《集古錄》、趙明誠于1129年完成的《金石錄》、洪適在1167年刊刻的《隸釋》《隸續》等早期金石著作，都未曾收錄它，仿佛它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曾存在過一樣。

直到明代初年，《張遷碑》才重見天日。人們對《張遷碑》的關注主要聚焦在其書法藝術和歷史價值上。近現代諸多研究論文，也大多圍繞這兩個方面展開，但關于它的外在形制與裝飾，卻長期被忽視。

啟功先生曾評價說：“《張遷碑》用筆最奇，而結體亦出人意表。其筆畫粗細變化不大，而筆力內蘊，如綿里藏針，絕無柔媚之態。”此碑書法價值極高。其字體以隸書為主，筆畫剛勁有力，結構嚴謹端莊，卻又不失靈動多變。起筆收筆果斷干脆，線條質感古樸厚重，充滿了金石韻味。在結體上，它多呈方整之勢，重心平穩，卻又通過巧妙的筆畫穿插與空間布局，營造出一種獨特的疏密對比，使整個字體顯得既規整又富有變化。這種獨特的書法風格，不僅展現了漢代隸書的成熟與魅力，還對后世書法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為眾多書法家提供了寶貴的學習借鑒范例。

形制特征，鐫刻時代印記

《張遷碑》的碑額“漢故谷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清晰表明這是為張遷所立的功德銘。張遷曾任蕩陰令，卸任后，人們為緬懷其功績而立此碑。

清代學者王昶在《金石萃編》中對漢碑形制多有研究，提及漢代碑刻因功用不同，形制存在差異。墓碑多為圭首，紀功碑一般為圓首。“穿”是漢碑常見特征，指碑中上部、額之下的圓孔，但紀功碑通常無“穿”。《張遷碑》現陳列于泰山腳下岱廟天貺殿東側碑廊，與之相鄰的漢《衡方碑》是墓碑，立于東漢建寧元年（168年），碑額下正中鑿有一穿；其左側并列的晉《孫夫人碑》也有穿，這些都可與《張遷碑》形成對比，助我們理解漢碑形制特點。

《張遷碑》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構成。碑高263厘米，通寬（含碑刻裝飾）115厘米，碑側厚22厘米。碑首與碑身為一石，碑首呈半圓形，內刻額文；碑身刻正文，詳細敘述張遷的祖源、聲名、簡歷及功勛，如“世載其德”“國之良干，垂愛在民” 等，敘事規范，堪稱漢碑“表頌”的典范。碑陰記錄立碑捐資者名氏及錢數。原碑座已佚，現碑座為水泥制品。這種碑刻形式（首、身、座）以及碑身正面刻正文、陰面作附記的模式，被后世廣泛沿用。

靈動裝飾，演繹藝術傳奇

龍、鳳、人在碑刻畫面中圍繞碑側、碑首環形布局，是《張遷碑》裝飾藝術的精妙之處。碑兩側各有3條螭龍對稱分布，共6條。螭龍姿態各異，以匍匐之姿臥爬于碑側，行走方向不一。下端之龍下行，頭抵碑身下部；中端之龍上行，與下行者交纏；上端之龍上行至碑首，尾被中端之龍所銜。兩側上端螭龍上行至碑首后，與兩只相對而立的鳳鳥相連，鳳鳥又與中心人物相接，龍銜鳳尾，龍、鳳、人形成半圓形閉環，環繞碑身與碑首，畫面充滿奇幻想象，盡顯古人藝術創造力。

龍、鳳、人的雕刻接近透雕，工藝精湛。龍首刻畫細膩，吻突平、鼻孔顯、口微張露齒，高額突目、小耳雙角。龍身似蛇，自腹至尾漸細，背刻細鱗紋，上端有雙翼，四肢短，四足三爪。鳳鳥腿部粗壯，昂首與人交流，尾呈圓柱狀，部分被龍吞于口中。人物位于兩鳳鳥之間，身著肥袍束腰，兩腿一前一后呈行走狀。可惜人物及鳳鳥有殘損，人首缺失，一只鳳鳥也失首，僅從殘存部分可見其圓目大眼，尾部羽毛上卷。鳳鳥比人物高大，與人肩平齊，人物為畫面主角，與鳳相擁，三者組合蘊含深刻寓意。

在解讀《張遷碑》龍、鳳、人裝飾的文化內涵前，需了解漢碑中的“穿”和“暈”。“穿”是碑上部圓形孔洞，“暈” 是碑首上圍繞碑額而形似光束的弧形紋絡。傳統觀點認為，碑“穿”用于下葬引棺引紼，“暈”是下棺繞繩遺痕。但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漢碑資料豐富，學者提出“模仿神主說”“象征日月說”“玉圭之穿說”“陰陽圖案說”等新觀點，為解讀《張遷碑》裝飾提供了新視角。

龍鳳淵源，追溯歷史脈絡

在已知漢碑中，龍、鳳作為裝飾元素并非《張遷碑》所獨有。中國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碑”——西漢河平三年（前26年）的《麃孝禹碑》，碑陽面陰線刻豎向三欄界格，左右界格上方各刻一鳥，其意象很可能是后期碑刻中常見的“鳳”，可見龍、鳳在漢代碑刻中已初現蹤跡。

以龍為飾始于東漢。東漢順帝永建三年（128年）的《王孝淵碑》，碑兩側有龍、虎裝飾，碑陽正面上部浮雕朱雀和人物，人像上有展翅欲飛的鳳鳥，碑陰上浮雕伏羲、女媧、蟾蜍等，下部有朱雀、玄武等，眾多形象集于一碑，在漢碑中較為罕見。龍作為“四靈”之一加入碑刻裝飾行列。

碑刻藝術中，龜也是常見裝飾元素，龍、龜為伍在漢代已出現，“螭首龜趺”這一碑刻術語由此而來。如1982年發現的東漢光和六年（183年）的《王舍人碑》，雖有殘損，但“螭”“龜”形象可辨，此碑龍為首，龜為座。同年的《白石神君碑》初有龜形趺，碑首兩側透雕雙龍，中心題額。東漢建安十年（205年）的《樊敏碑》是螭首龜趺，碑陽二龍相交作拱形，龍首抵碑肩，龍下篆額，碑陰有起舞的鳳鳥。建安十四年（209年）的《高頤碑》，碑額、碑座均為龍飾，圓形螭首，額下有穿，碑座方形，浮雕虬、螭二獸。

然而，《張遷碑》的龍、鳳裝飾長期被忽視。一方面，碑刻曾深埋地下，宋代金石學家無緣得見；明清時期又深陷真假之辨，影響其價值探討。另一方面，一般觀者多關注其書法，碑側和碑頂裝飾因觀測不便易被忽略，基礎資料缺失也導致其形制特征不被熟知。雖《泰山岱廟考》對其藝術裝飾有所描述，并推測碑首之巔人物為張遷，但未詳述形象由來及文化內涵。

裝飾寓意，寄托美好期許

在漢碑中，龍、鳳、人物的出現并非《張遷碑》獨有，但其形象表現手法別具一格。參考同時期畫像石，龍、鳳是常見圖像，象征太平吉祥，“龍鳳呈祥”觀念深入人心。《張遷碑》中龍鳳相互“嚙合”，《淮南子》記載“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碑中龍吞鳳尾的圖像，體現龍、鳳相“生”的聯系，宋《鐔津文集》也印證了二者關系密切，所以漢碑中龍與鳳的組合順理成章。

《張遷碑》中的人物形象，極有可能是碑中“表頌”的主人翁張遷。漢代為已故人銘刻肖像常設“榜題”以區分，如山東諸城涼臺村東漢晚期畫像墓中《拜謁圖》《講學圖》的墓主人漢陽太守孫琮，山東嘉祥焦城村祠堂后壁《祭拜圖》的祠主，嘉祥五老洼祠堂畫像石上的“故太守”等。而在世之人也可立像，西漢欒布和于公因功績被民間立生祠，東漢生祠數量增多，趙岐建“壽藏”（生祠）并自畫其像于內。生祠多為民間自發行為，官方參與較少。因此，《張遷碑》中的人物圖類似生祠中的主人圖，展現的正是張遷，此碑或許效仿了這種追思方式。

《張遷碑》兩側的6條螭龍，下通碑底，上達碑額，象征天地通連。站在額頂上的張遷，手牽兩鳳，鳳鳥象征德、順、仁、義，此圖像寓意張遷德政圓滿。《表頌》中“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祿無疆，子子孫孫”，體現龍、鳳、人組合承載著立碑者的美好愿望。龍呈交體寓意代代相續；鳳鳥高大象征能量與活力，是對張遷功德、仁義的贊美；張遷信步牽手龍鳳，彰顯其造福一方的胸懷。樹碑者希望張遷福澤綿延、長壽富貴、爵祿無窮、惠及子孫，這不僅是對張遷的祝福，更是一方百姓對國泰民安的期盼。

《張遷碑》宛如一部穿越千年的史書，其形制與裝飾承載著漢代的文化、信仰和人們的美好愿景。它是中國文物寶庫中的瑰寶，見證了人類文明的傳承與發展。透過它，我們仿佛穿越時空，與古人對話，感受那個時代的獨特魅力。在未來，希望更多人關注《張遷碑》，深入研究其蘊含的歷史文化價值，讓這顆文物明珠綻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原載：2025年6月6日《中國文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