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下旬，在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上，教員重新回到了軍事指揮崗位。雖然沒有立時給予正式名分，但終究是回歸核心領導層。

一個多月后的3月4日，教員正式擔任紅軍前敵司令部政委，等于重新掌握了整個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出人意料的是，僅僅過去6天后，教員便卸下了前敵總指揮部職務，交由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暫時代理。

間隔不足一周的時間里出現這樣的大起大落場面，不能不令人感到費解：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促使教員將剛剛接手的軍事指揮棒迅速交接？

其實，一切都要追根溯源到遵義會議結束后，紅軍與川軍的那次意猶未盡的戰斗。

早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后期，心情頗為沉重的教員曾寫下一首《清平樂·會昌》抒發胸臆：

恰逢周恩來主動前往征求紅軍下一步轉移的方向路線，教員便將詩作不假思索的轉交給了他。

有意思的是，本就因反“圍剿”節節失利而心煩意亂的博古，在讀完詩詞上半闕描繪的意境后，反倒心不在焉的將它扔置在一旁，而周恩來卻饒有興致的通篇讀完，而后不禁發出一聲感慨：

其實，這已經不是遠離軍事指揮崗位的教員第一次向李德、博古和周恩來“三人團”提出自己的戰略意見，幾乎每次涉及重要軍事行動時，他都會主動找上門來，將自己誘敵深入、靈活殲敵的方略和盤托出。

只是，在固執己見的李德和教條主義的博古面前，教員正確的意見往往都被置之不理。伴隨著紅軍反圍剿進入最困難的階段，教員本人也迎來了人生的低谷期，他主動選擇帶著少數人去往贛粵邊界開展基層工作。

之后，隨著紅軍主力戰略轉移的決定一出，教員向當時負總責的博古致信，主動表示自己作為蘇維埃政府主席，愿意同部分老同志一道留守蘇區，以等待紅軍主力長征歸來。

對此，博古自是欣然同意，但得知消息的周恩來卻馬不停蹄的冒雨趕路數十里，從瑞金去往教員所在的于都，只為勸說對方隨紅軍主力一道參加長征。

這大概是一向溫文儒雅的周恩來態度最為“強硬”的一次，他以近乎“逼迫”的口吻讓教員加入長征大軍的隊伍，在他看來，一旦轉移途中紅軍瀕臨絕境，能夠站出來力挽狂瀾的人只有教員。

正是基于這種高度認可，周恩來在長征前力挺教員隨軍行動，又是基于這種高度認可，他在遵義會議上主動代“三人團”作軍事檢討的同時，力挺教員重新出山參與軍事指揮。

盡管是以“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名義充當自己的助手，但有了周恩來的力挺，就等于為教員提供了一個最為廣闊的軍事平臺。

此外，在老蔣調集中央軍薛岳一部和黔軍全部、川滇軍大部、湘桂粵軍一部共17個師又13個旅近40萬人，對紅軍圍追堵截的形勢下，周恩來接受了教員“放棄與紅2、6軍團會合計劃，北上入川”的建議后，指揮紅軍由遵義向北，轉移至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區，伺機渡江北上。

在周恩來看來，只要借此讓教員指揮紅軍打好與川軍的第一仗并順利入川，自己再提議由對方出來全權指揮紅軍，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只是，無論是周恩來還是教員本人，都沒有料想到在土城與川軍的這一仗，會打得如此艱難。

土城戰役打響前，紅軍通過截獲川軍電報獲悉對方約有4個團6000余人。盡管大多指戰員都認為此戰我軍穩操勝券，但教員卻依舊十分謹慎。

他先是給紅一軍團增兵，命令部隊迅速突破川軍防線，攻占赤水城，爾后又讓紅三軍團和紅五軍團南北夾擊，務必一口吃掉向土城行進的川軍。

一切準備妥當，土城之戰也就悄然打響了。不過，剛一和川軍交手，紅三軍團這邊察覺到不對勁：眼前的川軍不僅死戰不退，而且越打越多，源源不絕。

戰至激烈處，川軍敢死隊竟率先向紅軍發起反擊，個個踩著同袍的尸體沖向我軍陣地。隨后進行的白刃戰戰況，也是異常的慘烈。

很顯然，這般兇悍的打法，絕無可能是4個團的兵力能組織起來的。很快，從俘虜的口中，這一判斷得到了有力的證實：川軍并非僅有6000余人，而是滿編制的6個團約12000余人，后面還有陸續跟進的其他各路部隊。

多年之后，曾任紅軍總部任作戰參謀的開國中將孔石泉曾痛惜回憶道：

由此可見，情報人員的一字之錯，幾乎讓整個紅軍陷入絕境。此外，由于紅軍對川軍郭勛祺部隊的戰斗力和戰斗意志估計不足，導致部隊長時間啃不下這塊“硬骨頭”，反倒給了對方反擊的機會。

千鈞一發之際，坐鎮前沿指揮所的朱老總挺身而出，主動提出親臨一線指揮作戰，面對教員和周恩來二人的勸阻，意志堅定的朱老總當即將軍帽摔在桌上，對二人說道：

這是繼南昌起義的三河壩阻擊戰后，朱老總少有的親臨一線指揮反擊的情形，也正因有了他的凝聚力和號召力，以陳賡、宋任窮為首的干部團浴血拼殺，有如一把尖刀，直插川軍正面防線的縱深，硬生生將川軍的攻勢給壓了回去。

暫時穩住陣腳后，教員立即下達了撤軍的命令。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一真理的最忠實踐行者，莫過于此時的教員。

只不過，對廣大指戰員和戰士們而言，撤退就意味著土城之戰“沒能打好”，由此也就引起了后續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土城之戰過后，首位站出來發聲的就是博古。不知是否是對遵義會議的結果有些意難平，他的反駁內容有些耐人尋味：

之后召開的扎西會議上，教員也直言不諱的承認土城這一仗打成了拉鋸戰、消耗戰，沒有殲滅川軍，反而讓紅軍經受了很大損失，不合算，也可以說是一個“敗仗”。

二渡赤水后，紅軍在茍壩召開軍事會議，討論攻打打鼓新場的戰斗。在與會人員幾乎都無異議的情況下，剛剛就任前敵總指揮的教員卻站出來表示反對。可盡管他一再苦口婆心的闡述不能打的理由，在場眾人都不為所動。無奈，教員當場主動辭去了前敵總指揮職務。

會后，教員雖然心情低落，但仍連夜找到周恩來、洛甫、王稼祥等人，再次將攻打打鼓新場方案的不可行之處復盤一遍。作為軍事上最終決策者的周恩來，又一次選擇了力挺教員。

最終，“少數”戰勝了“多數”，紅軍三渡赤水甩開了國軍的圍追堵截，也成功讓教員走上軍事指揮的主導者崗位。隨后紅軍的一系列行動，不僅證明了教員出眾的軍事才能，也最終證明了土城之戰的重要戰略價值。

如果沒有土城之戰對川軍的重創，紅軍一渡赤水或許會面臨對方尾隨追擊的風險；如果沒有土城之戰教員及時轉變戰略思路，紅軍在接下來的戰斗中也很難做到輕裝前進、靈活穿插，并順利突出敵軍重圍。

正所謂“失敗是成功之母”，土城戰斗是紅軍長征走向勝利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沒有它的鋪墊，四渡赤水前所面臨的形勢將會更加緊張嚴峻。

此外，從長征出發到遵義會議，紅軍中大多數人的情緒都不太穩定。土城之戰打響后，川軍的迎頭一棒反而把很多人打醒了，戒驕戒躁后，才有了四渡赤水的游刃有余，鎮定自若。

因此，這場在當時來說并不算成功的土城之戰，恰是紅軍走出失敗陰霾、走向勝利曙光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