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房偉的三本小說集《狩獵時間》以及《獵舌師》和《小陶然》全新修訂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與小說創作者，房偉在學術與文學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他的作品涵蓋了抗戰題材、中國式情感以及高校知識分子生活等多個領域，展現了他對歷史、現實與人性的深刻洞察。新書出版后，房偉與作家出版社編審、新書責任編輯向萍展開對談，深入探討了他的創作歷程、文學理念以及對當下社會現象的思考，為我們呈現了一位學者作家的多面探索與文學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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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短篇創作的積累與思考

向萍：這三本小說集整體亮相，有點中短篇吹響集結號的感覺，類似個人的小型文集。三本書分別有各自獨立集中的主題，抗戰系列《獵舌師》、中國式情感系列《小陶然》、高校知識分子系列《狩獵時間》。是創作之初就有這樣的長遠規劃嗎？

房偉：創作時沒想那么多，只是想按照一個系列來表達自己對生活的認識，寫多了，不經意間就形成了現在的樣子。我很早就開始進行創作，但大多是零星的，大規模創作是在2016年之后，這三本集子基本涵蓋了我這些年在中短篇創作上的積累和思考。

向萍：有人評價新作《狩獵時間》用11部短篇小說共同構成“高校知識分子”系列。這部小說集開辟了您小說創作的一個新場域，其創作時間軌跡是怎樣的？

房偉：這些小說主要完成于2018年到2023年期間，在高校工作生活了很久，對這個題材很感興趣。開頭寫第一篇是“黑床”，后來想法越來越多，就寫了下來。高校里的故事很多，但故事類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二十年前的高校故事，基本上都是中產化的敘事，如今更復雜。

向萍：《狩獵時間》聚焦高校師生的生活，寫作時是否有一種“近身肉搏”的感覺？寫作最大的感觸是什么？

房偉：現在高校的老師和學生都有壓力。尤其對于文科學者來說，科技的發展，讓傳統文科的困境更加明顯了，因為要拼數據。高校出現了很多變化，我想記錄下這些故事。因為很多故事原型就是身邊的人和事，所以這些小說能引發大家的共鳴。

向萍：您認為小說創作，除了藝術的、創作欲望的驅動，是否還肩負什么使命？您希望《狩獵時間》能引發怎樣的思考和變化？

房偉：呼喚更多的人對于高校現狀的關注，希望能將一個相對寧靜的校園和純粹學術的校園還給師生。這也是小說的另一層社會使命。無論如何，人文關懷還是應該在校園里得到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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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與文科教學的邊界

向萍：近年來無論高校招生，還是畢業生就業，都有大文科式微、弱化傾向。您作為一位人文學科的學者、教授兼作家，怎樣看待和評價目前這種態勢？

房偉：記得蘇州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王堯先生有一個發言，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他認為外部環境的變化只是文科弱化的原因之一，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文科自己闡釋世界的能力變弱，文科越來越圈子化和封閉化。我比較贊同他的觀點。我覺得，現在立志學文科的年輕人，心中一定要有一個大的問題意識，就是你的研究有沒有一以貫之的問題意識，以及由此而來的對世界的批判性理解。你的研究，一定要有現實針對性，不一定是具體的物質問題針對性，也可能是思想問題針對性。

向萍：最近一段時間，關于人工智能的熱議不斷，目前在您的教學和寫作中，它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房偉：我平時也用DeepSeek這類技術工具，但文科教學與其他學科有很大不同，我想還是要保持一點個人化感悟以及師徒相授的傳承意識。人工智能的確加快了我們利用資料的速度，但它不能教給我們如何更感性地認知世界。

向萍：我看到一個視頻，在一個外國課堂上，老師非常激動，嚴厲批評學生們懶于思考，用人工智能工具應付他布置的作業。您在教學過程中是否也遇到過類似問題？未來是否會創作與此相關的作品？

房偉：將來會是一個淘汰的過程，人工智能可以淘汰中等以下的文科學術，讓那些收集數據、簡單的學術分析變成常識，而人工智能無法取代的，恰恰是最有個人思想創見的東西。將來也許我會創作相關的題材，但這也要看機緣。面對數據化和科技化的浪潮，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其實是個夾心層，正好處于中間段，要學習的東西很多，要改變的東西也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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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褶皺中探尋人性之光

向萍：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抗戰題材小說集《獵舌師》修訂再版，書中新增了哪些內容？

房偉：增加了一篇《異生》，以二戰之后流落河南的日本傷兵為原型的小說，寫中國人民寬容博大的胸懷。這組作品，一方面是在歷史的褶皺之處發力，發掘歷史的幽微之處，另一方面則是注重歷史真實性、細節性和歷史的想象性的結合。我很早就喜歡戰爭題材的作品，包括小說和電影，但我對有些抗戰小說作品不滿，如過于戲謔化，充滿了解構的狂歡，不夠尊重歷史史實，有的又過于沉悶乏味，這導致中青年作家很少會選擇這個領域進入創作。然而，這恰恰是我在學術和創作之間的雙向跨界的長處和選擇。

向萍：《獵舌師》中《中國野人》和《異生》兩篇小說比照閱讀，前者寫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勞工在日本如何像野人一樣苦度十幾年，經歷千辛萬苦回到祖國；后者寫曾經神志不清的日本士兵在中國農村被保護和質疑，最終回到日本。這兩部作品是否都有人物和事件的原型？在創作中有哪些震撼和思考？

房偉：這兩部作品都有原型，一個是山東高密的被日本強征的勞工劉連仁，一個是被河南農民家庭收養的日本傷兵石田東四郎。兩個人都曾流落異國。東四郎的情況更復雜。他是流落河南的日本傷兵，被好心的孫老漢收留，在漫長的歲月里，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東四郎也多次拼死保護這個家庭。孫老漢去世后，他的后代繼續供養東四郎，直到他被日本的家人發現。這期間，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這種情感是非常令人震撼的。我想寫出那些人性基本層面的、超越愛恨情仇的東西。這些東西讓我們彌補創傷，走向真正的理解與交流。

向萍：這部小說集中的《鬼子妮》《五三》都是發生在山東濟南的故事。《鬼子妮》里的老中醫讓人聯想到為曾經被媒體報道的山崎宏老人，是什么機緣引發了這篇小說的創作？《五三》里竟然出現了您本人的名字，這里面是否真有您的家族記憶？

房偉：這幾個小說都與我的濟南生活經驗有關。《鬼子妮》是一個中日混血女孩的故事，是我在看山崎宏的紀錄片時想到的，這樣一個后代，她在當時的環境下，肯定有更多的故事。《五三》有我爺爺的影子，他當時正在濟南開小飯鋪，親歷了慘案。

向萍：《獵舌師》中美食、南京等元素，讓人聯想到您去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石頭城》。兩個創作有何關聯？如果把文學創作素材比作“魚”，長、中、短篇小說，甚至還包括散文、報告文學、詩歌等不同的文學形制比作“吃法”，《獵舌師》與《石頭城》的創作是否帶有“一魚多吃”的意味？

房偉：的確是這樣的。我寫東西，喜歡將素材進行不同的加工，比如，《獵舌師》是一個中篇，但《石頭城》中的飲食因素主要集中在蔣坤安這個人物身上，它更像是多個素材的結合。中國人喜歡飲食文化，其實是喜歡生活。中國人的生命觀里有一種生活觀，就是對生活本身的看重，多了煙火氣和人間氣象。在《獵舌師》這個小說之中，我突出的是中日美食文化之間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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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情感的文學表達

向萍：有人評論說《小陶然》是“中國式情感”的“文學拓片”。中國人的情感是相對含蓄、細膩、幽微的，您為什么會鐘情于這個主題的小說創作？

房偉：寫這組小說是想對世俗社會的人生進行細致的觀察，特別是情感的觀察。這也彌補了我身處高校，缺乏更多的社會經歷的缺點。我希望主動出擊，去觀察中國人當代情感生活的千姿百態。這次修訂版新添的《幸福的人在微笑》這篇小說，主要是來自一次我在公交車上的觀察。從這次觀察出發，我進行了一次懸疑化的虛構，想象了一對陌生男女在浪漫情感與復雜詭譎的現實之間的落差與變化。在創作時挺開心的，寫完了之后，感覺又融入了很多對社會的思考。

向萍：書中有很多對人生各個年齡段情感體驗的關注，相較于您親身經歷過的少年、青年和中年，表現老年人的生活和情感歷程是否更有難度？您是如何應對的？

房偉：我想這還是一個作家“感同身受”能力的培養。少年和青年的情感經歷，有很多來自我身邊的朋友，也有我的一些經歷提煉，老年人情感歷程則主要是來源于我對銀發階層情感問題的好奇與觀察。在這個過程之中，我收獲了很多教益。隨著老齡化的加劇，會有更多老年人的問題受到關注，特別是老年人的情感問題。似乎很多人有一種偏見，老年人不需要情感，只要帶好孩子、跳跳廣場舞就可以了，其實不然。老年人的情感非常豐富，也有著很多訴求。這個小說集有不少是寫老年人情感問題的。

向萍：近來關于直播帶貨達人的紛爭也非常激烈，《小陶然》中就有一篇作品《弟弟的直播》。您怎樣看待網紅以直播形式帶貨文學產品的現象？

房偉：文學是人學，文學觀察的人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社會變化之中不斷變化的。直播帶貨是一種網絡虛擬經營模式，它反映了虛擬性對現實性的入侵。這種依靠虛擬形象建構的東西，掩蓋了真實的物品，更強調了媒介性大于現實性。但是，在這個時代，這種虛擬交易也是一種不可回避的東西，它已經成為社會現狀的一部分，也為作家提供了故事靈感。

向萍：您下一本小說集會聚焦什么主題或者方向？

房偉：下一本想寫個都市怪談系列的小說，或者賽博朋克風格的科幻歷史小說，現在還都在設計之中。其實，中短篇小說的創意很重要，這也是我為什么常常將它們做成系列作品，這會讓讀者更清晰地把握你的想法。都市怪談是很早就想寫的，前些年也零星寫過幾個，主要是想寫當下互聯網時代，人類社會的變異。這又和我喜歡的聊齋傳統進行了結合，相信會很有意思。科幻歷史小說也是我想寫的題材。我個人非常喜歡“愛死機”系列作品，這里面有不少科幻歷史的設定，對我很有啟發，也能發揮我在歷史、文學方面的特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