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上的保障確實讓他們和更為常見的北漂文藝青年拉開了距離：后者往往背負著沉重的生存壓力，憤怒于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等，為了有限的出頭機會而殫精竭慮，往往在過程中失去了方向和目標；而“說廢話的人”則清楚知道自己的感性需求，不死磕社會，不憤世嫉俗，也不會削尖腦袋混跡于各種圈子。走任何一條路對他們來說都可以是一個“試錯”的過程，他們有能力承擔“試錯”的后果。

《說廢話的人》最新放映信息：

6月28日 18:30-20:20

北京市通州區宋莊鎮藝術工廠區A區

2排3號魔燈映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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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說“廢話”的北京孩子

作者：開寅

來源：南方周末

“廢話”這個詞源于在中國當代詩歌界屢掀波瀾的廢話派詩人團體。而在張陰暗的紀錄長片首作《說廢話的人》里，它是三個“北京孩子”最日常的生活方式：他們文藝、邊緣、自嘲、慵懶卻又理想主義，整天不停地說著與迫近的現實幾無關聯，在外人看來不著邊際天馬行空缺乏實際效用的抽象“廢話”。對他們來說，這幾乎是唯一對外界展示自我價值的渠道。

在第九屆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上，盡管有評委張震的欣賞，《說廢話的人》依然沒能在紀錄片學生單元折桂。2014年影片完成后在各地做的幾次放映中，它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觀眾（特別是年長觀眾）的質疑。在電影節結束后青年影評人的討論中有人認為，作為一部“政治如此不正確”的影片，它在這個主流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依然頑固單一的社會里，已經走得相當遠了。

“還沒起步，已經輸了”

張亦楠每次在電腦上打自己名字的拼音，首先跳出來的都是“張陰暗”。久而久之，她覺得“陰暗”更合適當她的名字。她短發、消瘦、爽朗，總是帶著明亮的微笑，而“陰暗”卻給觀眾和讀者帶來一種出人意表的反差，讓人意識到在這個北京孩子看似單薄純粹的外表下，內心也涌動著一股哥特式的“青春”潛流。

上高中時，張陰暗在上百張考試卷子背后密密麻麻寫滿了小說的初稿，然后在高中畢業的暑假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殘翅》。從那時起到十年后的今天，她一直不停地寫作，而文字的內容已經由最初的少女情感紀錄，逐漸演變為跨越時空充滿詩意狂想的外星科幻。

從北京電影學院管理系本科畢業以后，張陰暗放棄成為一名父親期待中的“電影管理人才”，轉而考上了導演系碩士。她向同學借了一臺老款索尼家用小型攝像機，買了一書包那時已經不易尋得的DV磁帶，開始一個人拍一部電影。她去了北京郊區的打工子弟學校，邊教課邊拍孩子們的日常。兩個月后拍攝停了下來：作為一個來自城市富裕中產家庭的北京女孩，她感到難以深入這些外地民工子弟的內心。在這個“新手”階段，她意識到能把握的是自己熟悉的題材和人物。

三個形象在她腦海里浮現：她的初中同班同學，也是“少年出書”的寫作者劉滴川；從電影學院表演系退學，夢想著成為編劇和電子游戲制作人的楊洋；“廢話派”詩人群體的一分子，曾是電子文化刊物編輯的袁瑋。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北京人、八五后、家境好、理想主義、沒有固定職業、以藝術創作為最大興趣、都因為著迷于寫作而和張陰暗成為朋友。而這部影片的主旨就是勾勒他們作為文藝青年的個人肖像。

這三人都對拍攝邀約感到特別好奇，爽快地答應成為被紀錄的主角。他們可能沒想到，這個對著鏡頭說“說廢話”的過程會長達三年。而鏡頭則紀錄了他們漫無邊際的精神感悟、匪夷所思的藝術創作實踐、不斷碰壁的失落和輕松自然的樂觀主義態度。我們聽到劉滴川對文學、藝術和人生洋洋灑灑的自我調侃式點評；看到楊洋在街邊擺攤賣畫的尷尬、午夜躑躅街頭的懶散快意和紀錄世界末日的奇思妙想；目睹袁瑋與父母家庭的傷心沖突、在詩人聚會上靈感迸發的狂放舞姿和與之相反的面對鮮花的溫柔情感。這一切構成了他們的“廢話”派生活日常。

影片中的劉滴川和張陰暗的生活經歷最為相似。十年前，他在高中時代出版了長篇小說《填海》，夢想著能以韓寒和郭敬明那樣的“新概念”方式崛起而走上文壇，但卻發現時代在迅速轉變，以純文學為創作理想的“少年作家”已經成了歷史。人們像得了健忘癥一樣將這批懷著文學理想曾經受到過短暫矚目的自負少年掃進了垃圾堆，轉而迎接帶著巨大商業利益潮水般滾滾而來的網絡流行文學。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以后，劉滴川沒能像他的校友張悅然一樣成為閃耀的文壇新星，他的“少年作家”之路徹底破滅，甚至連獲得一個不花自己錢出書的機會都難于登天。他出人意料地在家賣起了貓砂，進貨送貨算賬，日常的賺錢生活和文學沒了一點關系。他對著鏡頭笑著說：“（在文壇）還沒起步呢，就已經輸了”。

和劉滴川差不多，楊洋也有“輸”在起跑線上的感覺。他同時干著自己感興趣的一萬件事：寫劇本、畫畫、剪輯、表演、設計游戲……但除了練了十余年的劍道之外，他那慵懶而童稚的笑容在影片里迎來的是各種失利。在深夜的故宮筒子河，他笑著告訴朋友自己正在靠給別人的劇本數字數賺錢；而為了讓生氣的女朋友開心，他拿一瓶二鍋頭砸了自己的腦袋，暈倒在地幾分鐘爬不起來。在這些滿是孩子氣的言語行為和稀奇古怪想法的混雜中，我們看見了他面對失敗的情緒常態。

這些說“廢話”的年輕人自嘲笑容的背后，是他們單純的人生目標：進入一個孤獨者創作的狀態，做出符合自己標準的東西。他們天然地認為總會有一個渠道讓“好”的東西到達可以理解欣賞它的受眾那里。但可能他們疏于想到的是，“韓寒郭敬明”們并不是橫空出世直達粉絲，而是根植在一張被精心編織的大網上，無數運作、包裝和營銷的網絡結點盤根錯節地支撐起了那些“少年文學奇才”的公眾形象。

幾年前，在國內外聞名遐邇的某高官公子托人找到劉滴川，邀他加入自己的“圈子”。劉滴川第一個反應是：“這和寫作有關系么？”這是三個“說廢話的人”真實的思維狀態：他們不太知道“圈子”為何物，也不太理解“混圈子”和自己正在從事的創作之間難以解釋的糾葛關系。他們真正進入了一種“孤獨”狀態，只不過此“孤獨”和“孤獨者創作”有著一定距離，以至于朋友和親人都很難理解他們到底在做什么。

“官二代”的“北京范兒”

袁瑋在影片中的一場和朋友的電話交談里忍不住哭出來：在和母親大吵一架以后，她被“踢”出家門，并被父親切斷了生活來源，“生活中的事情沒有一件是穩定的”。她傷心的淚水卻引起不少人的疑惑：自力更生難道不是一個成年人應該做到的底限么？是什么可以讓這些年輕人如此理直氣壯地“啃老”？在一次外地詩會上，有人跳起來點著父母都是高級公務員的袁瑋指責：“你就是一官二代！”在旁人看來，這也是“說廢話的人”最大的軟肋：他們衣食無憂，每每遇到挫折都有一個強大的家庭后盾用物質、社會關系和各種資源保障他們的個人生活。某種程度上，這是他們得以保持“說廢話”狀態的資本。

張陰暗沒有回避，因為她自己一部分的經濟來源也是依靠父母。但她換了個角度對“社會共識”提出了疑問：是不是只有工作掙錢才是正經事？在不面臨生存危機的情況下，我們是否有選擇不工作而做自己喜歡事情的權利？ 這個社會是否只有一種“必須自己養活自己”的價值觀？社會和科技的進步難道不是解放雙手和勞動力，讓每個人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做想做的事？如果我們僅有一個必須工作掙錢的想法，那和奴隸社會又有什么本質的區別？

良好的家庭條件是一把雙刃劍：電影學院的同學曾經感嘆如果張陰暗的經濟條件不是這樣優越，她的作品會好很多；在父母大力幫助下出書的經歷，也讓當年的她和劉滴川錯覺文學之路將一帆風順，隨后十年，他們都為這個錯覺付出了代價。但經濟上的保障確實讓他們和更為常見的北漂文藝青年拉開了距離：后者往往背負著沉重的生存壓力，陋居一隅，衣食無著，舉目無親，憤怒于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均等，為了有限的出頭機會而殫精竭慮拼命奮斗，往往在過程中失去了方向和目標；而“說廢話的人”則大為不同，他們清楚知道自己的感性需求，從不死磕社會，不憤世嫉俗，也不會削尖腦袋混跡于各種圈子。一條路走不通他們會退回去放松自己，或者說，走任何一條路對他們來說都可以是一個“試錯”的過程，他們有能力承擔“試錯”的后果。

也許正因如此，觀眾在楊洋的畫、袁瑋的詩、劉滴川的小說以及張陰暗的電影中，看到了不知重負和枷鎖為何物的輕盈心態。那些焊在常人身上似乎牢不可破的“手銬腳鐐”，被他們以微風陽光般的身段一抬手甩開，碎成粉末消失無蹤，迎面撲來一股“感性自由氣息”和個人天賦。

這讓三個“說廢話”的北京孩子和二三十年前崔健、王朔、葉京、狗子、石康那一撥北京文化“老炮”在精神層面掛上了鉤。那個年代北京特有的大院文化和高級知識分子家庭氛圍讓這些人擁有了一個超越性的視角來審視周遭，并在他們的作品中確立了某種帶有北京標簽的，卓爾不群的人生態度。而如今，當年齡段特性壓倒地域特性而成為年輕一代的文化標志，當所有人都在談論“官富二三代”如何驕橫奢靡粗鄙無知的時候，人們其實遺忘了有這樣一些在富足家庭中成長出來的北京孩子，因為已經富足所以不再追求富足，只是以此為起點尋求一個可能超越物質生活、達到精神自由的空間。他們在無意識中用不同的方式和上一輩文化人接上了茬兒，成為新一代北京“不忿”態度的繼承者。

但這個城市并不因為年輕人衣食無憂就給了他們更多“說廢話”的空間。價值觀單一物質的社會里沒什么人聽他們“廢話”，而輕松無憂的生活狀態又讓他們無須抱怨不用死磕，只專心于自己感興趣的事物。因為超脫在外，既不順從主流又沒有旗幟鮮明地站在主流的對立面，“說廢話的人”被擠壓到了城市生活的最邊緣，他們的聲音和喧囂鼎沸的外界相比，微弱得幾乎聽不見。

張陰暗羨慕那些北京老炮們生活的時代，她稱之為“幸福”。對他們的表述方式和內容，歷史給予了足夠的關注，他們也由此形成了有凝聚性的群體，發揮了整體的影響力。而她這一代人看著老炮們的作品長大，一度以為世界是那些文字和電影所描繪的樣子：青春、叛逆、放縱、不計代價的理想主義。但當她長到了當年老炮們爆發的年紀，卻發現無論是他們寫作的方式還是傳達的內容，都已經和現實拉開了最遠的距離：創作者群體分崩離析各自為戰，寫作成為一門職業或者工種；社會主流環境迫使年輕人提前結束青春期，留給不切實際幻想的空間幾乎為零。沒有青春或者青春被剝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但似乎這個時代沒人在意這令人心悸的事實。

在張陰暗飛翔般自由的鏡頭畫面中，楊洋、袁瑋和劉滴川三人都沒有被這個時代馴服。因為啃老、不工作、不混圈子、滿腦子奇思異想、埋頭創造自己喜歡的東西，他們被邊緣化到了想要逃離這個城市的地步，但依然對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感到滿足。他們沒有太多的理性思考，卻在努力用泉涌般噴發的靈感濕潤物質生活社會留下的大片精神空白。盡管可能不為大多數人理解，他們依然不茍同，不放棄，但也不做激烈的對抗，以微笑面對敵意，以詩歌、文字、圖像甚至是游戲為表達方式，逆行于社會主流。用張陰暗的話來說：“我們是反社會的樂觀主義者”。這是他們的“北京范兒”。

影片概述：三個出生在北京的互不相識的文學青年——詩人、作家、編劇，他們從中學時代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多年以來，作品無數，但卻過著一種近似于當代嬉皮的生活。他們邊緣、異類、不為人知，甚至難以謀生，沒有規劃，生活狀態和那些城市職業作家完全不同。影片主要從他們的生活、創作、愛情開始，講到狀態的失控，格局的重整，并最終達到一種新的平衡。從社會定義來講，他們屬于啃老族、不求上進的一類，但從一個人真誠的本心出發，他們其實從未放棄過他們追求的東西，從未向世俗妥協。

導演介紹：張陰暗，1987年生于北京，2009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管理系本科，2014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碩士研究生。曾出版長篇小說《殘翅》（2005年）、《獨生》（2008年）短篇小說收錄于《橡皮：中國先鋒文學3》（2014年）、《檔口少女》（2014年）紀錄長片《說廢話的人》（2014年）。長篇小說《沒什么事我先掛了》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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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18:3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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