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藏書樓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時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并在漫長的歲月中歷經多次變遷，導致其變遷的因素很多，但說到底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技術因素。

那么，這藏書樓里到底有什么技術密碼呢？今天，不妨就讓我們從文字、紙張、印刷角度看看古代藏書樓的變遷背后的故事吧！

古代藏書樓，近代稱圖書館，其命名形式有府（如西周的故府、盟府）、閣（如漢代的天祿閣、清代的文淵閣）、院（如宋代的崇文院）、堂（明代的澹生堂）、樓（清代的鐵琴銅劍樓）、宮（秦朝的阿房宮）、觀（東漢的東觀）、殿（隋代的觀文殿）、齋（清代的知不足齋）等30余種，在保存豐富的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使我國五千多年的傳統文化得以傳承。

據《尚書》記載，“惟殷先人，有典有冊”，說明商代已經有記錄史事的典冊，保存典冊的機構便應運而生，即文獻記載中最早的藏書樓，當時的典冊主要記載了進行王事、征伐、天時、農作等活動時的占卜信息。

依據河南安陽殷墟遺址考古發掘成果與甲骨文相關考據研究綜合推斷，我國成熟的文字體系最早出現于殷商時期，其形成時間略早于藏書樓出現時間，藏書樓所藏典冊所用文字正是甲骨文。

眾所周知，在遠古時期，人類對知識信息的存儲與傳播只能依賴生理機能，通過大腦記憶實現信息存儲，運用自然語言進行交流。

隨著生產實踐活動的擴展，先民逐漸學會了用結繩記事的方法進行信息存儲，后又相繼使用圖像、刻木、符號等技術，以達到更高級的目的。

雖然這些技術在當時具有開創性意義，但其所能表達的信息具有較大的局限性，一方面是信息量小；另一方面是信息表達方式缺乏規律，不便于大范圍使用。

此外，這些技術只能表達特定信息，無法表達所要傳遞的全部信息。

因此，在文字體系成熟之前，即使形成少量信息載體，也不足以推動藏書樓產生。

文字的出現推動了人類知識活動的進程，是人類文明的一次重大飛躍。

文字可以讓信息表達常態化、豐富化，使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達和存儲信息，雖然當時文字記載的載體（如甲骨）受限于自然條件和工藝，產量不高，但通過積累，其形成的典冊在當時頗具規模，這就需要有專門的藏書機構存放這些典冊，藏書樓便形成了。

恩格斯在研究人類通過勞動使自己脫離蒙昧野蠻狀態而進入文明時代的問題時指出，從鐵礦開始冶煉后，隨著文字的發明以及應用于文獻記錄而逐漸過渡到當今文明時代。

文字對于人類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對于圖書館形成是必要的，在圖書館形成以前，沒有哪項技術發明能夠像文字那樣對圖書館造成如此重大的影響，可以說，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是圖書館形成的最大技術動力。

早期的文獻只是當時占卜的記錄，涉及的知識面較窄，僅記載干支、數字、世系、天象、食貨、征伐、畋游等事項。

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類的知識積累和知識創新能力與日俱增。

特別是到了簡牘時代，文獻的內容涵蓋社會政治、經濟、民族、語言、文學、藝術、史學、哲學、法學、外事、科技、方志、民俗、譜牒以及宗教等方面，內容之豐富、卷帙之浩繁，可謂“汗牛充棟”。

同時，文獻內容的豐富與當時文獻載體工藝水平的矛盾愈發凸顯。

以竹、木為載體的簡牘不但過于笨重，而且存儲、傳遞不便，以帛書為載體的縑帛文獻又因價格高昂難以普及，造成藏書的成本較高、數量較少，藏書主體主要集中于統治者等少數人，以官府藏書為主，私家藏書為輔，寺觀藏書還未出現。

《漢書·武帝紀》中記錄了漢武帝喜歡藏書的故事，其中提到漢武帝珍藏的文獻不計其量，可見在簡牘時代，藏書是一項較大的工程。

東漢時期，蔡倫總結西漢以來的造紙技術并加以改進，造出達到書寫水平的植物纖維紙，又稱“蔡侯紙”，這是書籍制作材料的偉大變革，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在此之后，紙張便取代了昂貴的布帛以及笨重的竹簡，成為書寫和記錄的主要材料。

紙張具有信息存儲量大、貯存環境要求低、輕便等特性，一方面，降低了圖書的制作成本，包括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

另一方面，降低了圖書的貯存成本，簡牘類文獻更易受惡劣氣候的影響，要想提升書庫建造技術，就必須投入大量的物力和財力。

此外，造紙技術的發展也加快了圖書在社會上的流通，被上層階級壟斷的知識文化在民間逐漸普及。

植物纖維紙較簡牘輕便、較縑帛便宜，為圖書的大規模生產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據相關統計，從春秋戰國至西漢末年的700多年間，我國產生的著作總量是1033種，平均每年產生1.38種。

而在造紙術出現并應用于書寫的魏晉南北朝時期，300多年間共產生著作10654種，平均每年產生26.77種。

漢魏時期，還出現了開展圖書貿易的“書肆”和手工抄寫書籍的行業——“傭書”。

紙張低廉的價格和流通的便利為私家藏書奠定了物質基礎，私家藏書不僅是讀書人和學者主要應用的資源，還成為官府藏書的重要補充來源，既能夠滿足藏書家的需求，又能夠滿足其他人的需求。

漢代有名可查且藏書規模可觀的藏書家有劉德、劉安、鄭玄、蔡邕等人。

而魏晉南北朝之后，藏書萬卷的人越來越多，其中，南朝藏書家尤為突出，據相關文獻記載，南朝藏書者中，有多人都達到兩萬卷，有的甚至達到三萬卷之多。

藏書樓藏書數量的快速增長，體現了藏書的內容豐富化、主體多元化、流通民間化、業務工作多樣化。

同時，文字、紙張、印刷技術等的應用，深刻影響了藏書樓的建筑設計、館藏文獻資源建設、服務主體及業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