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華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位重要的革命者，他的名字與革命戰爭年代的諸多關鍵事件緊密相連。然而，在他漫長的政治生涯中，一場發生在1935年的爭議卻在晚年成為他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

這場爭議圍繞著陜北紅軍是否應派兵迎接中央紅軍展開，程子華堅稱自己從未反對這一行動，并將所有指責歸咎于高崗的造謠。

1905年6月20日程子華出生于山西省樂平縣（今屬運城市萬榮縣），早年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嶄露頭角，曾擔任紅25軍軍長、紅15軍團政治委員等要職，參與了長征和多次重大戰役。他的軍事才能和政治智慧為革命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1935年10月的一場決策，卻在多年后成為他被攻擊的焦點。

1935年，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歷經艱險，最終選擇北上陜北作為落腳點。當時，陜北紅軍由紅25軍和當地紅軍整編為紅15軍團，程子華擔任政治委員。

這支部隊在勞山戰役中擊敗敵軍，繳獲了一份國民黨軍的情報，顯示中央紅軍9月中旬已到達甘肅武山縣西南地區。這一消息讓徐海東、劉志丹、高崗等人興奮不已，他們迅速提議派兵前往甘肅接應中央紅軍，并將情報送至后方領導人朱理治手中。

決策的誕生：戰略考量下的謹慎選擇

朱理治收到情報后并未立即表態，而是與程子華商議。程子華仔細分析了情報內容，發現了一個關鍵問題：情報日期是9月中旬，而當時已是10月初，一個多月的時間足以讓中央紅軍的行蹤發生重大變化。

他提出，如果中央紅軍已經離開甘肅，紅15軍團貿然出兵不僅可能撲空，還會暴露陜北根據地的位置，引來國民黨軍的圍剿。當時，陜北蘇區的核心區域永坪鎮是紅15軍團的戰略命脈，力量有限的陜北紅軍難以承受根據地失守的后果。

程子華認為，與其冒險出兵，不如讓紅15軍團留在陜北，向南進攻以牽制西安的敵軍。這樣既能保住根據地，又能為中央紅軍北上創造有利條件。這一建議并非憑空而來，而是基于情報的時效性和陜北紅軍的實際情況。

朱理治認同程子華的分析，隨后召開會議討論。后方領導一致同意這一策略。為了確保前線指揮員理解決策的初衷，程子華不顧身體抱恙，堅持讓人用擔架抬著他前往前線，向徐海東等人詳細解釋。最終，前線領導也接受了這一方案，紅15軍團按計劃留在陜北作戰。

從結果來看，中央紅軍最終于1935年10月19日順利到達陜北吳起鎮，與陜北紅軍會師。這表明程子華的決策并未阻礙中央紅軍的北上，反而通過牽制敵軍為會師提供了間接支持。然而，這一謹慎的戰略選擇卻在幾年后被翻出，成為程子華晚年自辯的導火索。

高崗的指責與爭議的升溫

1942年，西北局在延安召開高級干部會議，時任西北局書記的高崗在會上公開批評朱理治和郭洪濤，指責他們在1935年反對迎接中央紅軍，并暗示程子華也負有責任。

高崗的言論將當年的決策定性為“錯誤”，聲稱這一選擇反映了某些領導人的保守和不忠。面對指控，朱理治和郭洪濤當場反駁。他們強調，1935年的決策是集體討論的結果，目的是保護陜北根據地，同時策應中央紅軍。

程子華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這一建議最初由他提出，高崗的批評實際上也指向了他。然而，高崗并未接受解釋，堅持己見，使爭議進一步發酵。

這場爭論的背后，隱藏著更深層次的個人恩怨。1935年的陜北肅反運動中，朱理治和郭洪濤作為負責人，曾下令逮捕劉志丹和高崗等人，直到中央紅軍到達后才平息風波。

這段經歷讓高崗與朱理治、郭洪濤結下不解之仇。1942年的會議，成為高崗借機發難的舞臺，而程子華則被卷入其中，成為附帶目標。

程子華的自辯：為名譽而戰的堅持

高崗的指責讓程子華背負了多年的污名，直到1955年才迎來轉機。那一年，高崗因黨內斗爭失勢自殺，中央在北京召開西北問題座談會，由彭德懷主持。

會上，程子華詳細回顧了1935年的決策過程，強調自己的判斷基于情報分析和戰略需要，不存在反對中央紅軍的意圖。與會者馬明方在總結時指出，1935年的爭議只是部署上的分歧，而非原則性錯誤。

這一結論得到了與會者的認可，為程子華、朱理治和郭洪濤洗清了不白之冤。程子華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多次提及此事，認為若不澄清，他將“死不瞑目”。

晚年的程子華，早已從戰火紛飛的前線退下，擔任過民政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然而，1935年的爭議卻如影隨形。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從未反對過陜北紅軍迎接中央，都是高崗造謠?！边@不僅是對個人清白的捍衛，也是對歷史真相的追求。

程子華的自辯并非單純的自我辯護，而是帶著對革命事業的深情。他深知，革命年代的決策往往是在信息有限、局勢危急下做出的，任何選擇都可能被后人評說。他不愿讓高崗的指責掩蓋當年的艱難抉擇，更不愿讓后人誤解那段歷史。

從史料來看，程子華的堅持有其依據。紅15軍團若貿然出兵，確實可能導致根據地暴露，而中央紅軍的最終到達也證明他的決策并未造成實質性阻礙。然而，高崗的攻擊卻讓這一事件蒙上了政治色彩，使程子華不得不一次次重申真相。

回過頭看，程子華在1935年的選擇體現了革命者的務實與謹慎。當時的陜北紅軍僅有數千人，裝備簡陋，面對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保存實力是首要任務。情報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了決策的難度。程子華的建議，既是對根據地的保護，也是對全局的考量。

然而，高崗的指責并非全無依據。從情感上看，中央紅軍歷經長征，陜北紅軍若能主動接應，或許更能體現革命隊伍的團結與熱忱。高崗等人對此的期待并非沒有道理。但這種期待忽略了現實的制約，將戰略分歧上升為政治問題，顯然是派系斗爭的產物。

歷史學家對此事的評價也不盡相同。有人認為程子華的決策體現了軍事家的冷靜判斷，有人則認為他過于保守，錯失了主動出擊的機會。但無論如何，中央紅軍與陜北紅軍的成功會師，是對這一決策效果的最好證明。

程子華的故事，不僅僅是歷史事件的重現，更是一個革命者晚年心路的寫照。他在回憶錄中提到，當年用擔架抬著去前線解釋時，徐海東等人雖有不同意見，但最終理解了他的苦心。這種戰友間的信任與溝通，是革命年代最珍貴的情感紐帶。

1991年3月30日，程子華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他的一生跨越了革命戰爭與和平建設，見證了中國從戰亂走向復興的歷程。他的功績不僅在于戰場上的英勇，更在于他對原則的堅守和對歷史的擔當。

他在戰火中錘煉，在爭議中堅守，在晚年用文字訴說心聲。他的故事告訴我們，歷史的真相需要時間來沉淀，而人性的光輝，則在這些堅持與澄清中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