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要想富，先修路，路修得好了，交通、運輸和旅游等活動就繁榮起來，特別是旅游。我們可以看到，大流行結束之后，中國國內的旅游業迎來了三年寒冬后的春天。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國范圍內，旅游業的發展似乎都不約而同地走上了同一條路，如果我們模仿開頭的俗語來說的話，就是：想搞旅游，先搞古鎮。

旅游和古鎮建設是復雜的經濟、社會、建筑學問題，本文尚無能力對這些方面做出細致的分析。本文想要從哲學出發對“古鎮”進行一次批判。本文的主要觀點是：21世紀是一個旅游的時代，也是全球變暖的時代，而“古鎮”式的旅游業發展和城市建設對我們更好地幸存于這個時代是有毒性的，甚至是反動的。

浙江烏鎮西柵景區的烏鎮戲劇節

日本哲學家東浩紀認為，如果說20世紀是一個戰爭的時代，那么21世紀就可能是一個旅游的時代。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騰飛的作用下，日本對外貿易順差擴大，日本民眾的可支配財富也迅速增長，從而擴大了日本中產階級在全球范圍內的旅游活動。如果我們考慮中國國內市場的話，我們可以發現，“游客時代”這個說法或許也準確了許多：每年法定長假，中國國內的旅游人次都是以“億”來計數的。“游客時代”的說法并不是哲學對時代的以偏概全地斷言（或許“AI時代”“新能源時代”等近年來流行說法是有這個意思的），而是為一種“呼之欲出”的未來鋪好理論的餐桌，讓以后的思考能夠更體面地被端上來。

“旅游時代”的說法并不停留在一個經濟現實層面，還具有深刻的哲學意義。東浩紀2017年出版的著作《游客的哲學》試圖沖出卡爾·施米特的“敵我”政治范式，讓“游客”成為21世紀全球化背景下人與人關系的基本形態。具體來說，東浩紀認為，在旅游過程中，游客是像流浪漢一樣開放地漫步于所到之處，游客不是非要去認同文化、購買商品，游客的祖先是本雅明《拱廊街計劃》里面提到的“漫游者”。因此，“游客”代表了一種非暴力、非二元對立的力量，而這是全球化精神中的重要部分。我們可以看出，差異與自由深刻蘊含于“游客”的身份之中，而“古鎮”則代表了此二者的對立面。首先，“古鎮”正在全國各大旅游城市進行著病毒式復制，這種快速擴張反而帶來了嚴重的同質化。筆者為了獲得更真切的體驗，此時正坐在一條“古街”里的咖啡館二樓寫著對“古鎮”的批判。全國“古鎮”的同質化至少可以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商業結構的同質化。幾乎所有“古鎮”或“古街”都以一條美食街為縱貫線，以地方特產售賣、足療按摩、咖啡館與酒吧、書店等為輔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古鎮”其實可以等同于本雅明所說的“拱廊街”式購物中心，“古”作為噱頭的背后是龐大的消費世界。第二，商品的同質化。在食物方面，長沙臭豆腐幾乎是全國各個城市的“特色美食”，與之類似的還有新疆羊肉串、糖葫蘆、烤生蠔與狼牙土豆等，不夸張地說，你幾乎在主打“本地性”的“古鎮”中體驗不到任何的本地性。在商品類型方面，義烏小商品市場也是幾乎供應了所有“古鎮”的小商品販賣，而這些商品的主力軍是手串、銀飾、木工藝品、絲織物及冰箱貼等。第三，街區布局方面。也是在幾乎所有“古鎮”中，一條曲折狹窄的石板路被兩側或古或新的青磚瓦房簇擁著。要有河，要有橋，步行到一定路程后要有能圍坐的粗樹，而公共廁所則要隱蔽起來。以上三個方面都表示“古鎮”的建設是以商業為中心的，也難怪丹尼爾·布爾斯廷認為相對于“旅行”來說，“旅游”是有害的，是一種“偽事件”：“無論是對于少數仍然存在的冒險旅行者，還是對于更多的已轉變為游客的旅行者來說，旅行都成為了一種偽事件。……我們照鏡子而不是看窗外，看到的只有自己。”

德國哲學家韓炳哲認為，“同質化”的最終惡果是恐怖主義和抑郁癥，這兩者都會帶來令人悲哀的死亡。“同質化”的危害在于，差異與他者的消失，讓一切都變成了布爾斯廷說的“鏡中物”，否定性的暴力轉變為肯定性的暴力，最終導致對自我的攻擊。在“古鎮”旅游中，東浩紀所說的那種理想的“游客的目光”似乎只是樂觀且略帶悲哀的空想了。東浩紀認為：“對于游客而言，目的地的一切都是商品和展品 ，成為他們中立、被動——也就是說，偶然的——目光的對象。游客的目光無非是將整個世界視為游樂場或購物機器的目光。”東浩紀似乎覺得，“游客的目光”是解構性的，是后現代主義的目光，但我們如何將“古鎮”視為展品和商品呢？換句話說，我們如何像逛藝術展覽一樣游覽“古鎮”呢？這根本上不是一個我們用什么樣的目光看待“古鎮”的問題，而是我們到底要不要“古鎮”的問題。至少從本文的立場上來說，“古鎮”已經在精神上和生理上給我們帶來了雙重惡心，因此，不要“古鎮”似乎才是我們的答案。

如果你厭倦了“古鎮”，決定去體驗純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你會在游玩后發現，在景區出口還是有一條“古街”等著你。筆者認為這背后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我們居然還是會煞有介事地去window shopping一番。2023年，筆者曾去過烏鎮戲劇節，由于進入烏鎮西柵需要購買門票，離開西柵就無法再次回來，因此筆者與同行朋友在西柵“古鎮”共度了一下午。由于參加戲劇節的游客很多，我們無法在狹窄的街道中間停留休息，所以整個下午，全長約三公里的西柵“古鎮”竟被我們來來回回逛了7遍。更令人咋舌的是，桐鄉竟至少有三個這樣的“古鎮”，整個嘉興就更不用說了。2024年由于中國政府對西方國家普遍實行144小時免簽政策，許多西方人生平第一次來中國旅游，“古鎮”與“古街”自然也成了他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這或許會向我們展示一種令我們緊張的未來：“古鎮”生產正在進行對全球游客的同質化。

西柵景區內的烏鎮戲劇節

除了“游客時代”之外，我們也可以從“古鎮”的建筑形式對其進行反思。在西方美學史上，康德和黑格爾都對建筑做出了極具分量的論述，而二者都把建筑看作是“形式”大于“實用”的。這么一看，中國傳統建筑的形式在當代的復興似乎正好符合了康德和黑格爾的觀點，因為就其實用性來說，古建筑已經跟不上信息時代和加速社會的發展了。但真的是這樣嗎？我們會發現，“古鎮”采用中國傳統建筑的形式也僅僅是為了吸引更多的消費目光。很多“古鎮”并不古，是為了發展當地旅游業而生產出來的。用本雅明的話來說，這些傳統建筑也是機械復制時代的產物，喪失了光暈，也沒有膜拜價值，甚至展示價值也岌岌可危。

有趣的是，哲學家格拉漢姆·哈曼在《建筑與對象》一書中也利用了“游客”進行分析：“亞內娃和莫默斯特格輕蔑地稱建筑的最終觀察者或使用者為“游客”。然而，這僅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因為書籍讀者或民主社會中的公民也是游客，他們不必了解‘香腸與法律’實際上是如何制造的，借用俾斯麥的名言。就像所有的對象一樣，建筑也忘記了它的大部分歷史，雖然這對檔案管理員來說可能是遺憾的 ，但這只是世界上對象發生的事情的現實。”后半句話似乎對我們分析“古鎮”有很大的幫助。在哈曼看來，“古鎮”的“游客”完全可以是建筑和城市規劃的小白，而建筑自己早已把自己所謂的“傳統”忘掉了，“古鎮”其實是一個人與建筑共同作為對象的城市空間。現在的情況是：“古鎮”用刻板的美學效果生產和規訓到來的游客，其傳統文化外衣的背后，是資本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內核。“古鎮”是反人類世與以對象為導向的本體論的。

“根據現代思想框架，那些脫離了從家庭到公民、再到國家乃至世界公民的線性敘事的事物，通常被視為政治之外。我卻認為，這正是政治新路徑所在。游客哲學闡述了這種可能性。”我們應該被東浩紀對游客哲學之理論潛能的憧憬鼓舞，但我們也應該謹慎地認識到，擺脫了資本主義和控制論的那一“游客主體”尚未到來，甚至這種理想的實現還由于正持續生產著的“古鎮”而困難重重了。

（本文據作者在“古鎮生產工作坊”上的講稿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