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7日，距離重慶談判的標志性成果“雙十協定”簽署不足三天的時間節點上，教員將自己多年前的詩作《沁園春·雪》贈予老友柳亞子。

一來是滿足對方一段時間以來對自己的“索句留念”愿望，二來也是借此機會征求老友對作品的誠懇建議。

值得一提的是，這首令柳亞子愛不釋手的“大作”，一經重慶《新民報·晚刊》編輯吳祖光公開發表后，立時引得重慶各大報紙競相轉載，隨之而來的，便是對教員胸襟、氣魄和文筆的贊嘆不已。

另一邊，從報紙上瀏覽詩詞內容的老蔣，立即找到了自己的“文膽”陳布雷，試圖借陳布雷為首的文人集團之手，能創作出一首力壓該作品氣勢的新作。

殊不知，眼前被自己視為“第一支筆”的陳布雷，既沒有底氣去再造一首《沁園春·雪》，更沒有興趣在這上面自討苦吃……

陳布雷之所以出名，主要歸功于民國時期是他在上海的“報界先鋒”經歷。他思維清晰、文筆犀利，在追隨老蔣后長期擔任幕僚職務，官至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黨部秘書長。

老蔣被陳布雷的才氣所震撼，將其視為“肱骨近臣”，而充斥著傳統文人氣息的陳布雷，則一度將老蔣視為自己事業上的伯樂，不時吐露出終身輔助之意。

在給抗戰時期的侍從室同僚，也是為數不多的摯友張治中去信時，陳布雷仍表達出對老蔣的“忠誠”：

除對蔣忠誠以外，陳布雷的如椽之筆也讓他深得老蔣的欣賞和器重。從北伐時期的《告黃埔同學書》，到抗戰初期的廬山《抗日宣言》，他每次總能踩到老蔣感興趣的那個點上，因此也就在不知不覺中，悄然登上了歷史舞臺。

及至重慶談判后老蔣讀到教員的這首《沁園春·雪》時，首先想到的就是請陳布雷前來一問究竟。

有意思的是，面對老蔣對這首詩詞原創性和藝術性的質疑時，陳布雷竟也直截了當的向對方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聽到自己的“文膽”有些長他人志氣而滅自己威風，一向對陳布雷態度和緩的老蔣連連跺腳，反復用暗示的語氣詢問對方：“請你再好好讀讀，難道就沒有一點不如意之處？比如音律方面？”

豈料陳布雷聽罷，又是一陣搖頭和沉默。無奈的老蔣只得嚴令對方網羅各行各業的“人才”，無論是文人政客，還是大學教授、作家等，全部嘗試著去寫一首在內容和氣勢上能媲美《沁園春·雪》的詩作。

陳布雷有沒有寫出自己心目中的《沁園春·雪》已無從查證，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沒有遞給老蔣審閱，更沒有公開發表過。

而老蔣這邊林林總總收到的詩詞，除了質量上參差不齊外，內容上倒是有一個共通之處：小巫見大巫。

或許陳布雷從一開始就有自知之明，指望一幫文人墨客去寫出一篇氣吞山河、包羅萬象的宏偉詩篇，這本身就是一件天方夜譚的事情。因此，自己完全沒必要去觸這個霉頭。

實事求是的講，老蔣在讀罷教員的《沁園春·雪》后，頗為生氣的原因有很多，從個人角度來說，他始終不覺得自己在文采上遜色于對方。

除了心心念念的日記外，老蔣早年間也留下了“雪山千古冷，獨照峨眉峰”的詩句，20歲那年，即將東渡日本留學的他還曾寫過一首名曰《述志》的豪放詩：

30出頭時，郁郁不得志的老蔣也曾留下一首《鼓浪嶼》：

應該說，在詩詞創作上，老蔣還是有兩把刷子的，但與教員相比，他的這份能力就有些淺顯了。在讀了教員的《沁園春·雪》后，不甘落敗的他也即興創作了一首同名詩詞：

詩詞中沒有隱秀之美，甚至可以說沒有天賦，但透過詩詞表面的內容，又能窺探到老蔣對教員一種棋逢對手的油然敬佩之情。

有人曾說，重慶談判的勝利，有一半的功勞是這首《沁園春·雪》。其實，真正的功勞還是教員本人，他之所以能寫出這首氣勢磅礴的詩詞，正因為他那份獨有的自信和同老蔣對抗的氣魄。

老蔣“原創”的這首《沁園春·雪》教員并沒有讀到，但對方召集的一眾文人墨客所作的同名詩篇一經公開發表，教員便語重心長的同周恩來等人說道：

時至今日，我們仍不難從詩詞中發現教員從一而終的人民情懷。

陳布雷雖在老蔣步步緊逼之時，保持了自己的文人氣節，但隨著對方一意孤行的內戰大門開啟，陳布雷也成了《沁園春·雪》中“俱往矣”的一分子。

陳布雷雖是老蔣身邊的心腹之人，但始終以謙和長者和書生意氣的形象示人，即便是在當時國民黨貪腐成風的形勢下，他依舊保持一種淡泊名利的姿態。

讓人意外的是，這樣一個無欲無求的文人，卻在1948年11月選擇吞下大量安眠藥來了卻生命。其實，從他生命中最后幾年的所見所聞和個人經歷分析，這種自殺行為還是有跡可循的。

首先，陳布雷早已不再適應老蔣統治下的國民黨政壇了。在數十年的“筆桿子”生涯中，陳布雷大多時間都是精神高度緊張乃至煩悶狀態，用他自己的話講“常覺個性與任務格格不相入”。

加上常年患有失眠癥、體力不支等病癥，無疑讓他飽受折磨。加之自己特殊的身份和位置，讓他無法像其他作家一樣正常書寫、發表自己的作品，令他倍感疲勞。

因此，以他這樣一種生性淡泊，志不在高官厚祿的性格，很難從根本上適應爾虞我詐的政壇生活，最后匆匆結束自己的生命，也是想通過“尸諫”來警醒蔣介石。

陳布雷對老蔣大勢已去的現實足夠清醒。陳布雷于1948年11月自殺之際，正是我軍在淮海戰場上占據主動權并節節勝利，國軍高層內部早已亂作一團之時。

抱著對這個組織和老蔣個人失望至極的態度，陳布雷在遺書中曾這樣寫道：

很顯然，此時的陳布雷已經筋疲力盡了……

陳布雷是一個典型的書生官員、理想型官員。他有濃厚的文人情節，如果在和平年代，想必會有儒家圣賢那樣的人物符號。遺憾的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他成了反動派的“幫兇”。

千秋功過，恐怕還要留待后人來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