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最近幾年,無論是協和的董小姐、哈佛的蔣小姐,還是戴著200萬耳環的黃小姐,她們翻車,都不是因為被對手精準打擊,也不是因為被媒體臥底深挖,而是驚人地相似——都源于她們自己,或者她們身邊最親近的人,那種不經意的、甚至帶著點炫耀的“自曝”。
這就像一個魔咒。從仝卓在直播間笑著說自己“往屆改應屆生”,到那爾那茜在訪談里輕描淡寫地講自己“定向委培違約”,她們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隨口說出的“日常”,在普通人聽來,是足以引發一場輿論海嘯的驚雷。
這背后到底是什么邏輯?是他們太蠢,還是太傲慢?今天,我們就來深入地扒一下,為什么我們這個時代的“天龍人”,總喜歡親手點燃自家的后院。
一、認知黑洞:特權最大的副作用,是讓你不知何為特權
首先我們要明白一個核心問題:那爾那茜這些人,在說出那些話的時候,她們真的覺得自己做錯了嗎?
答案是:沒有,完全沒有。
你去看那爾那茜的采訪,她談到自己是“定向委培生”、畢業就有“鐵飯碗”,但她為了“出國玩一下”就瀟灑違約時,她的語氣、神態,沒有一絲一毫的愧疚或不安。她甚至覺得,這是一個彰顯自己獨立、灑脫、不被體制束縛的“大女主”故事。
她壓根兒就沒想過,那個被她輕易拋棄的“鐵飯碗”,是另一個內蒙古孩子苦讀十二年、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她也不明白,國家設立“定向委培”政策,投入真金白銀,不是為了給她的人生履歷鍍金,而是為了讓邊疆地區能留住一個寶貴的人才。
這種現象,心理學上可以稱之為“認知黑洞”。當一個人長期生活在特權編織的真空罩里,她對社會規則、人情世故的理解,就會出現巨大的偏差。在她看來,在北京最好的中學(北京十一學校)讀書,然后回內蒙古參加高考享受政策紅利,這不叫“高考移民”,這叫“合理規劃”;占用國家定向培養名額,低分(網傳179分)考入名校(上海戲劇學院),然后違約,這不叫“失信”,這叫“追求夢想”。
這種認知黑洞,就是特權最大的副作用。它會剝奪一個人最基本的是非判斷能力。仝卓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在直播里自曝高考舞弊,事后被網友質疑,他第一反應不是道歉,而是覺得委屈,覺得網友“小題大做”,覺得“當藝人好難,說話不自由”。直到調查組介入,把他爹和一眾公職人員拉下馬,他才被迫手寫了一封道歉信。但他真的覺得自己錯了嗎?看看他后來的言論,他甚至覺得是別人“舞弊”了他的高考。
看明白了嗎?在他們眼里,規則就是用來被“運作”的,公平就是可以被“變通”的。當這一切都成了理所當然,他們自然就不會有任何心理負擔地把這些“光輝事跡”分享出來。他們不是在自曝,他們只是在聊天。
而這,恰恰成了他們最致命的命門。他們用自己的無知,親手撕開了那張包裹著整個家族的、密不透風的權力之網。
二、精致的劇本與拙劣的演員:一場兩代人的“合謀”
那爾那茜們的“開掛人生”,從來不是一個人的戰斗,而是一場兩代人、甚至幾代人精心策劃的“合謀”。她們的父輩,是這個劇本最頂級的編劇和導演,而她們自己,只是一個拿著劇本,卻連臺詞都念不好的拙劣演員。
我們來看看那爾那茜這個劇本有多“精致”:
第一幕:教育鋪路。在北京,能進入“北京十一學校”這種級別的中學,本身就需要非同一般的資源。這確保了她從小就享受著全國最頂尖的教育熏陶。
第二幕:身份切換。臨近高考,通過一系列我們無法想象的操作,她從一個北京學生,無縫切換成了內蒙古考生,精準地踩上了“高考移民”的跳板。
第三幕:政策定制。更絕的是,她精準地卡位了上海戲劇學院2008年重啟的、也是幾十年來僅有的第二屆內蒙古定向委培班。巧合的是,第一屆的受益人,是她的母親。這已經不是普通的后門了,這是家族VIP世襲通道。
第四幕:違約善后。畢業后,她撕毀了必須回內蒙古服務的協議,出國“游玩”三年。回來后,非但沒有被列入失信名單,反而搖身一變,成了母校上戲的“助教”。無論是她自己、導演烏爾善,還是音樂人科欽夫,都在不同場合證實了這一點。甚至在上戲的官網新聞里,都白紙黑字地寫著“15級表演課專業老師那爾那茜”。
你看看,從升學到就業,每一步都設計得天衣無縫。她的父母,那些在央視、在高校、在各種權力中樞的“不簡單”的人物,為她鋪好了一條金光閃閃的大道。
但問題就出在演員身上。那爾那茜這個演員,她只享受了劇本帶來的所有好處,卻完全沒理解劇本的風險。她拿著這份“通關秘籍”,到處炫耀,生怕別人不知道她手里的牌有多好。
她在采訪中說漏嘴,就像一個盜賊,偷了東西還非要拿出來給失主看一眼。這不能用“蠢”來簡單形容,這是一種長期被過度保護后,喪失了對危險基本嗅覺的本能退化。
《封神》的編劇冉平無意中透露“她爸爸和我曾是電視臺同事”,這又是另一個“豬隊友”式的自曝。他們都沉浸在自己圈子里的“人情”和“常規操作”中,渾然不覺這些話在圈子外,就是引爆輿論的炸藥。
三、官媒的“切割”與機構的“失語”:當“塔西佗陷阱”降臨
當那爾那茜們的“自曝”引發輿情后,最值得玩味的,就是各方機構的反應。
首先是官媒。央視和《人民日報》第一時間刪除了那爾那茜的名字。這個動作堪稱教科書級別的輿論操作。它說明了什么?說明在體制內,大家心里都跟明鏡似的,都知道這事兒有問題,而且問題很大。但他們不能明說,不能主動調查,因為一查就可能捅破天。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切割”,假裝這個人不存在。
這就像一個班里,有個孩子仗著家長是校董,天天欺負同學,老師看在眼里,但不敢管,只能在評三好學生的時候,悄悄把他的名字劃掉。這種“消極抵抗”,既是無奈,也是一種無聲的表態。
其次是涉事單位的“失語”和“矛盾”。上海戲劇學院的回應尤其經典。面對鐵證如山(她本人、導演、朋友、官網新聞的多重佐證),上戲人事處居然能說出“從未聘請過那爾那茜為助教”這樣的話。
這只有兩種可能:要么,她當時真的只是個沒合同的“臨時工”,上戲在玩文字游戲,但這無法解釋為什么一個“臨時工”會被寫進官方新聞稿。要么,就是上戲在公然撒謊,試圖用一個謊言去掩蓋另一個更大的問題——即她違約后是如何“順理成章”地回到母校任職的。
無論是哪一種,都讓上戲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你說什么,公眾都不信了。因為你的沉默和矛盾,本身就是最大的嫌疑。
這種官方的集體性失語,和當年仝卓事件后相關部門的火速反應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什么?因為仝卓事件,鏈條相對清晰,處理幾個地方小官,就能給公眾一個交代。而那爾那茜事件,背后牽扯的可能是更深、更廣的“圈子”,動一發而牽全身。
所以,你看,整個系統就像一個精密的機器,平時它能高效地為特權服務,但當某個零件(那個被寵壞的孩子)因為“自曝”而短路時,整個機器就陷入了混亂。它既想保護自己,又想撇清關系,結果就是動作變形,漏洞百出。
四、結語:他們不是死于話多,是死于傲慢
回過頭來看,從仝卓到那爾那茜,這些“天龍人”的翻車,看似偶然,實則必然。
他們不是死于話多,而是死于一種根植于骨髓的傲慢和無知。他們享受了時代和家庭帶來的最大紅利,卻對創造這些紅利的普通人,缺乏最基本的尊重和共情。
他們以為世界就是他們眼中的那個小圈子,圈子里的規則就是世界的規則。他們不知道,在圈子之外,有1300多萬考生正在為了改變命運而殊死搏斗;他們不知道,互聯網已經把放大鏡交到了每一個普通人手里,任何不公都可能被瞬間聚焦。
他們就像《百年孤獨》里那個被家族的命運困在鏡子之城里的奧雷里亞諾,他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颶風來臨,將整座虛幻的城市連根拔起。
所以,別再問他們為什么總喜歡自曝家丑了。因為在他們的世界里,那根本不是“家丑”,而是值得炫耀的“勛章”。而當他們把“勛章”亮出來的那一刻,也恰恰是公眾給他們寫下“墓志銘”的開始。
這,或許才是這個時代,最公平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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