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寫在前面（非論文部分）

多媒體出版行業中，充滿油墨芬芳的印刷總是長盛不衰。特別是在大學校園里，總是流傳著打印店老板的各種神奇傳說。

比如在北京，在任何一個大學周圍或者商務樓群的邊緣地帶，只要有幾棟“底商”的租價極其便宜的老式居民樓、幾排在拆遷的傳言中惴惴不安的小平房，甚至幾間用石棉瓦、白鐵皮搭起來的違章小窩棚，你都會看見一些招魂幡一樣神出鬼沒的簡陋招貼，上書“復印5分（雙面）、打印1角，量大從優”。

在招貼附近，總會有那么一群老少混雜、拖家帶口的人在一個狹小的室內空間里圍著幾臺破舊的復印機、二手電腦、打印機忙得暈頭轉向，時不時可以聽見他們用同一種深奧得即使強行轉換到普通話的音軌上來也難以理解的方言相互催促、抱怨、嬉笑怒罵。

一邊用粗糙的雙手復印、分揀、裝訂著跟他們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千奇百怪、包羅萬象的文字，一邊在相互之間頻繁的方言交談中傳遞著他們真正的生活：今晚誰做飯？是吃土豆還是吃豆腐？鄰街三舅的復印店里有人從老家帶了一包臘魚，派誰去取？　

這就是湖南婁底市新化縣的復印打印軍團在北京開的三步一哨、五步一崗的復印打印店。不僅在北京，在全國上下都是如此。據統計，新化縣輸送到祖國各地的打印復印軍團占據了全中國打印復印市場份額的85%，而如此強悍的市場份額完全是靠一個個10平方米不到的逼仄、破舊的小門面壘出來的。

據說，這一軍團的形成純屬偶然：在上個世紀80年代，新化縣有一部分村民因為從事打印機、復印機的維修攢到了第一筆原始積累，后來有一天突然發現，機器不僅是可以拿來修，修完了還可以讓它雞生蛋、蛋生雞。于是一些新化人開始對準日益崛起的打印復印市場一陣猛攻，很快就以家族、鄰里、同鄉的傾巢出動之勢磕下了一條不易發覺的生財之道。

在新化的一些村鎮里，90%的人都以馱著自家維修或組裝的二手打印機、復印機轉戰大江南北黃河內外為生，小孩們拼音都還沒學會、加減乘除都還沒弄明白，就已經學會了把復印機拆來裝去當巨型的變形金剛玩。

這一軍團席卷文印市場的直接后果就是，凡有新化人出沒的地方，復印打印的價格一律低得令人咋舌，人們趨之若鶩，磚頭般厚重的書籍頃刻之間可以擁有無數廉價的副本，版權躲在法律條文的背后抹著苦澀的小淚珠。

我家附近就有這么一家新化人，其謀生之艱辛與頑強堪與“建青”媲美。他們先是在小區門口的一間平房里開店，不久，該平房被認定為違建，一夜之間夷為瓦礫。僅僅過了一天，他們又扛著機器跑到附近一家成人用品店，借店面里一塊5平方米不到的難以利用的犄角繼續做生意。

大約是常去復印、打印的學生妹們羞于走進櫥窗里的樣品極度詭異的成人用品店，搬到這里后生意極其蕭條。一家之主一咬牙，又把機器扛到了交通干道上一個公共廁所狹小的潔具間里，頂著不便言及的氣味繼續為莘莘學子服務。

我一直也沒有弄清這家人到底有多少親戚在店面里從業。耳聾眼花的老者、染著一頭粵式碎發手臂上刻著粗大的“忍”字的蠱惑青年、吸溜著鼻涕滿地亂爬的小崽都曾在店里演繹他們的“復印人生”，但核心人員總是作為一家之主的一個吊嗓男和兩個頗顯勞動之壯美的女子。

這兩個長得幾乎一模一樣的女子可能有一個是吊嗓男的“堂客”，另一個是他的小姨子，可是我去了這么多次，最終也還是沒有分清哪個是老板娘。

02 《新化復印產業的生命史》論文節選

馮軍旗（北京大學 社會學系博士，北京 100871）

[摘　要]本文通過北京高校復印產業中湖南新化縣從業者的個人生命史，探討新化復印產業的生命史。本文認為，新化復印產業的形成與新化縣的社會結構和地方文化緊密相關，并經歷了階梯式的發展歷程。在40多年的發展中，新化人不斷學習新技術，引進新設備，不斷把產業推進到新的高度，而利益獲得則成為產業發展的不竭動力。在產業發展過程中，以二手復印機為中心的產業鏈的形成對產業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關鍵詞]新化現象;產業鏈;產業生命史;階梯式發展

新化縣是湖南省婁底市的一個下屬縣，位于湖南省中部偏西，境內山脈縱橫，環境惡劣。2009年新化縣人口130萬，耕地面積72萬畝。這種人多地少的剛性結構，使得新化縣一直有“以技補農”的傳統。

1960年，新化人易代興、易代育兄弟在四川涪陵偶然獲得了機械打字機維修技術，以此為開端，經過40多年的演化變遷，新化人發展出了遍布全國的復印產業經營網絡，從業人員接近20萬(數據來自廣東省(湖南)辦公耗材行業協會籌委會秘書長，新化人龍三沅先生)，從而形成了極具地方特色的“新化現象”。

新化現象(模式)是：國際貿易+專業市場+專業店。新化人把日本和美國的二手復印設備通過國際貿易擴散到國內，然后通過專業市場銷售到專業店，從而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

現在，一些新化人開始了辦公設備和耗材的生產和制造，為新化復印產業開拓了新的方向。新化復印產業是如何開始的？其又經歷了一個怎樣的產業生命史？以北京高校中的復印產業為中心，我們對此進行了研究。

1. 研究方法和發現

本文采用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時間跨度是從2006年的11月到2007年的9月。對于新化人在北京高校復印產業中的市場份額，采用了隨機抽樣基礎上的普查和問卷調查。以北京地區的56所普通本科院校為抽樣框，按照學校編號以7為單位進行等距抽樣，共抽得8所院校，分別是：

北京大學(海淀)，北京化工大學(海淀)，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朝陽)，北京理工大學(海淀)，首都師范大學(海淀)，北京電子科技學院(豐臺)，北京機械工業學院(海淀)，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朝陽)。

然后對這8所學校校內和周邊的復印店進行普查。

對于新化復印產業的生命史，主要采用了深度訪談。

訪談對象包括：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院校復印產業中的新化從事者;北京、廣州、上海、珠海等地新化產業各個歷史時期的代表人物;天津、南京和邯鄲等地復印產業的制造者和親歷者等。一共獲得了56個訪談個案。

從普查結果來看，8所院校復印店一共是85家，新化人為55家，新化人的市場占有率為65%，這充分說明：新化人在北京高校復印產業市場占據優勢市場地位，從而證明了“新化現象”的存在。那么，這個產業是怎么開始的？

2. 流動維修機械打字機階段

新化復印產業是從流動維修機械打字機開始的，最早的源頭是易代育、易代興兄弟。對于為什么在1960年跟隨師傅外出跑江湖，易代興說:“那時候因為我家成分不好，很早就不讀書了。1960年，吃不飽飯，我就跟哥哥，另外還有一個姓張的，出去跑江湖了，我們那時候搞什么呢？修鋼板。”

正是在修鋼板的過程中，新化復印產業誕生了，對此，易代興說:“我們修第一臺機械打字機的時候，是在涪陵人民銀行。我記得很簡單的一個毛病，它有個夾子，你把它擰緊，往前移往后移，是定位器，它右邊有個定位鈴。定位鈴不準的話，它已經到最后一個字了，它不響鈴，它又打一個字，又打兩個字，所以打文件就不整齊。我就坐在那看她打，就看出了問題。我就說，同志，你們有沒有開水，她說有啊。她給我倒開水時，我拿起起子搖了一下，是那個問題。她回來之后，我就給她說，我們是專門修打字機的，修鋼板的同時也修打字機，不過我們修打字機是包修的，所以講清楚，不管我什么時候修好，就45元。我就拿起起子東湊一下，西搞一下，這是耍花槍給她看的，真正的就是把那個地方移個位就行了。”

這以后，易代興、易代育兄弟就把各個單位的壞打字機作為學習維修技術的途徑和平臺:“我記得潼南縣一個學校，我們修不好，就跑了，但是那個打字機給了我機會，我們拿到旅社里邊，拆了又裝，裝了又拆，來回拆，來回裝，我自己慢慢就懂了，這樣到了雅安，我們就大張旗鼓地修了。”

新化復印產業的另一個元老是鄒聯經。鄒聯經是新化縣洋溪鎮寨邊村人，其父親解放前就出外維修鋼筆，鄒聯經繼承了這門手藝，并推陳出新，先后學會了修鎖、修手電筒和修縫紉機等技術，一直在湖南新化縣及周邊流動。

1970年，鄒聯經回到新化，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易代育的徒弟袁錫楚，就拜其為師，學習打字機維修技術。這是新化復印產業的重要轉折點，因為這個產業后來在鄒聯經手中發揚光大。

但是，在當時的國家體制下，整個社會結構是固化的，這樣易代興和鄒聯經都面臨一個合法身份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私刻單位公章和偽造單位介紹信，這就使得他們獲得較大經濟收入的同時，也面臨著很大的體制性風險。

對于當時的私刻公章，偽造介紹信，易代興說:“我記得很清楚，我那時偽造的是武昌紅星文化廠，但那個時候也不懂什么叫辦公設備，只知道這個跟文化有關，我自己偽造的公章，刻的。介紹信就寫我廠為了支援外地，特派我廠技術人員×××到某地，維修打字機、油印機等。介紹信和公章都是自己刻的，開始用鋼板刻，刻了用油印機印。”

鄒聯經偽造的是“湖南省安化縣紅衛機電修配廠”，點子多的鄒聯經還開始規范化這個行業，不僅偽造了公章介紹信，還私自印刷了發票和價格表，這樣他在流動維修時就顯得很正規化了。由于油印機印刷的介紹信模糊，肥皂刻的公章顏色很淡，加上當時嚴密的檢查制度，這就使得易代興、鄒聯經難逃有經驗的公安人員的法眼，所以雖然有共青團員團徽戴在胸前，易代興還是很快就被抓進看守所。但關了幾天后，也就放了，繼續流動。

1963年，在四川涼山，身著時尚衣服的易氏兄弟在這個彝族區域非常扎眼，很快就被公安人員盯上，并被作為蔣匪特務嫌疑。覺察到危險的易代興讓結了婚的哥哥先跑，自己則很快被逮捕，并以偽造公章罪被判刑，直到1979年才回到新化。

而鄒聯經基本每年都被抓一次，比如1973年在湖北的云夢縣、1974年在陜西的商南縣等。每次都是先收容，然后遣送回新化，但鄒聯經每次回來后都繼續外出流動。

1978年后國家的政策松動，如何使用鄒聯經成了新化縣相關部門思考的問題。1979年，新化縣相關領導商量后決定，成立新化縣洋溪打字機維修廠，由鄒聯經出任業務廠長，1980年改為新化縣打字機維修廠。這個廠主要負責介紹信、發票等合法身份認定以及技術人員的培訓和考核等。

這樣從1979年開始，鄒聯經、易代興等終于有了合法性身份，新化縣的打字機維修也走上了正規化發展的道路。到了1983年，已經有200多人從事這個行業，1987年發展到了2000多人，1990年發展到了5000多人，新化人形成了一個遍布全國的流動維修打字機大軍，這就是新化復印產業發展史上的“流動維修打字機”階段，這個階段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機械打字機淘汰才結束。

3. 流動維修復印機階段

新化第一批流動維修復印機的有龍三沅、楊桂松和曾旗東等人。

在流動維修打字機的過程中，一些新化人先后和復印機相遇，不少人都有一個引人入勝的技術學習故事。對于如何在1986年學到復印機維修技術，龍三沅回憶說:“當時我很年輕，也喜歡鉆研，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中國第一臺復印機的誕生地就是河北邯鄲漢光復印機廠的人，那個時候他們在經營日本的優美復印機。當時他們在貴陽開復印機展覽會，我就在那上面認識了它們的一個工程師，叫王利華，我就跟他學習維修復印機。”

隨著辦公設備越來越復雜，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開始學習新技術時的“驚險的跳躍”。一旦先行者學會了新技術，新化這個“地緣共同體”內部的技術擴散機制就會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啟動，并迅速地擴散。

在學會了“不得了”的復印機技術后，龍三沅就退出了云南下關的打字機維修經營，開始了流動維修復印機的階段，他去了素有“天堂”之稱的西藏，龍三沅說:“我住的地方是西藏自治區工業廳招待所，每天早上都有幾個小車在門口等著我去給他們修機器，我是第一代去西藏修復印機的，帶了兩個徒弟，那個時候只有廳一級單位才有復印機，所以就跑省會城市。哎呀在西藏，各個單位管住管煙管酒，有處級干部陪著吃飯，那真是。”

一旦更高級的技術學到手后，獲利就以不可思議的程度實現，加上榮譽、尊嚴這些精神層面的愉悅性體驗，從而導致了學習新技術的強烈驅動，正是這個利益驅動模式，使得新化復印產業階梯式的發展。這個時候，楊桂松在汕頭大學、曾旗東在廣州也先后和復印機相遇，通過差不多的學習故事，先后掌握了復印機維修技術。

而在這些先行者把新技術引入“地域共同體”后，他們的后輩往往推陳出新，演繹出精妙絕倫的維修故事。現在中關村科貿5層開二手復印機專業店的劉紅雨，曾出入一些國家機關維修復印機。

對于1996年維修第一臺彩色復印機的事，劉紅雨記憶猶新:“那個時候也是老鄉攬了一個活，修完以后，人家就說，有個大玩意你們能修嗎？我一看，像個柜子一樣，是一個復印機。人家說，彩色的，18萬美元呢。那個時候說白了，我心里也沒譜，原來看都沒有看過。我就說修好了，你怎么也要給我三四千塊錢，如果沒修好，萬一修壞了，我也不賠。他說這個沒關系，過些日子日本有人過來修，都是保修的，只不過現在急著使。其實那個故障是個代碼問題。我感覺那個代碼和模擬機的代碼差不多。那個時候佳能機器也接觸的相當多，我就根據那個錯誤碼的信息去查，結果是定影器的溫度故障，就是加熱的那部分，當時彩色的沒有見過，不知道一樣不一樣，我就試了，一個一個碼去試，哎，試到一個碼，解了，把那個錯誤信息給它解除了。”

流動維修復印機階段持續到今天，已經處于式微階段。這是由于現在出售復印機的基本負責保修，這就使得這個市場非常小，而原來流動維修的要么開維修店，要么開復印店，現在從事流動維修復印機的新化人已經很少了。

4. 復印店階段

新化第一批開復印店的有鄒聯經、龍三沅、鄒讓余和羅旭輝等人。

1986年6月，鄒聯經從長沙五一文化用品公司買了一臺佳能270復印機開始搞復印，揭開了新化復印店的歷史。而這時在西藏流動維修復印機的龍三沅在資金條件具備后，在拉薩布達拉宮下開了一家復印機打字機維修部。

1988年，龍三沅從西藏教委借了一臺舊復印機，開始了復印打字業務。而對于自己的第一臺復印機，龍三沅說:“那個時候西藏有賣復印機的，跟我們關系很好。他們一個機器摔壞了，后來放了幾個月之后，修不好。我說，你賣給我算了，那時我也沒有把握啊，他好像還要了12萬元，我就買回來了。哎呀，修那個復印機記憶猶新啊，把它全部拆散，一塊一塊校正，一塊一塊搞，完了把那東西還搞好了。我用了2年，后來還賣了1萬多塊錢。”

復印店在全國遍地開花，是在二手復印機被發現，并被大規模擴散到國內之后。隨著二手復印機大量涌入國內，新化人的復印店也是大肆擴張，直至形成遍布全國的復印店網絡。

在開復印店積累雄厚資金之后，一些新化人把復印店升級到圖文店。新化人第一批開圖文店的有楊文輝等人。1993年，楊文輝在廣州開了一家復印店，在發展壯大后，2002年升級為圖文店，在楊文輝去世后，由其子楊荊經營。據楊荊講，圖文店設備一般包括復印機、噴繪機、曬圖機、彩色打印機等，投資很大，一臺彩色打印機就要100多萬元。只有一部分實力雄厚的新化人才經營圖文店。

5. 二手復印機專業市場階段

新化第一批從事二手復印機銷售的有楊桂松、鄒武德、曾旗東和鄒聯敏等人。新化二手復印機專業市場的真正發展壯大，是在1992年鄒聯敏發現中國臺灣人的二手復印機貨源之后。

對于那次發現，鄒聯敏說:“我當時在廣東清遠市開了一個打字機維修店，做了2個月，我就在龍塘發現有復印機的配件。那時打字機上面有小滑輪，和打字機可以配套，我就去買，看到里面有復印機的配件，我就開始問他們，這里有沒有復印機，他們就說臺灣人那里有。他們第一次還不帶我過去，就買了6臺回來，賣給我們。后來我就和他們溝通，要什么型號，我就把這告訴了楊桂松，和他商量，什么型號，多少錢，他說可以做，這樣就買回來了。后來他們就帶我們到臺灣人那里去了，在清塘。當時我就帶了3000塊錢出來為了買復印機后來我又回家借了2萬塊錢，這才慢慢發展，后來我又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曾旗東。”

當時一些臺灣人在廣州把廢五金從美國、日本等國進口到大陸，然后拆解歸類銷售。當時臺灣人并沒有發現舊復印機的價值，楊桂松和曾旗東發現之后，就開始大量從臺灣人那里購買舊復印機。臺灣人發現舊復印機不用拆解，進來的貨很快就被新化人買走，就開始大量進口舊復印機，這樣臺灣人和新化人就結成了“利益共同體”。

而楊桂松、曾旗東把舊復印機買入后，進行維修翻新，然后批發零售，這樣，在廣州天河科技街，新化人的二手復印機專業市場就慢慢建立了。

廣州新化人二手復印機專業市場的建立和壯大，逐漸向全國擴散，從而使得現在全國很多城市都有新化人開的二手復印機專業市場。

現在在北京科貿5層做二手復印機批發零售店的劉道文說:“我1995年來北京修復印機，那時我姐夫他們都過來了。來北京，就跑維修，一家一家上門去修。1997年，就開復印店了，在八里莊，一年能掙七八萬塊錢吧。我們這個生意，都是慢慢做起來的，沒有哪個有錢的，都是一步一個腳印做起來的。這樣2001年，我就賣二手復印機了，投資20多萬元吧，因為當時這個掙錢啊。”

在廣州做二手復印機專業市場的一些新化人，在資金雄厚后，從1999年開始，不再從臺灣人那里進貨，而是直接到日本、美國購買二手復印機，然后發到國內，這標志著新化人的二手復印機專業市場進入了新的階段。

通過從美國、日本源頭進貨，新化人建立了完整的二手復印機產業鏈。現在，在美國、日本和中國香港專門有一部分新化人做二手復印機貿易，源源不斷地供應國內市場。

6. 辦公設備制造階段

新化第一批從事辦公設備制造的有曾樹深、曾文輝、曾輝和鄒干丁等人。

2003年以后，一些積累了原始資本的新化人開始了辦公設備的生產，這標志著新化復印產業的重要方向：意味著一個靠維修和貿易立身的產業開始轉向實業。

1993年在云南德宏開復印店的曾文輝，在新化人的復印店中是最早之一配備刻字機的。當時在北京購買零件的曾文輝看到剛剛問世的刻字機，花了2萬多元買了一臺回去，這為曾文輝帶來了不少利潤，從而使得曾文輝對新技術和新設備非常敏感，認為一個新設備就是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所以從這以后就盡可能添置新的辦公設備，搞復印店的多元化經營。

對于為什么在2004年投資生產寫真機，曾文輝說:“我第一次見寫真機是在2004年，當時在上海參加一個辦公設備展銷會，我覺得這玩意兒也可以啊，覺得應該有市場，有前途。當時那個是日本進口的，要11萬多元一臺。我1993年不是買了刻字機嗎？那個時候在國內復印店基本像引發了一場革命一樣，后來幾乎所有的復印店都有了刻字機。這樣我就認為寫真機應該是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我就決定生產這個東西了。”

2004年曾文輝在福建廈門投資生產寫真機，開始由于沒有核心技術，基本處于組裝階段，即從國外進口配件，在國內組裝生產。在生產的過程中，曾文輝發現寫真機與繪圖儀功能應該可以合一，帶著這個大膽的想法，曾文輝和清華大學物理系合作，終于生產出了具備寫真繪圖功能的寫真機，這在當時國內屬于首創。現在這個設備不僅暢銷國內，還出口40多個國家和地區。

鄒干丁和曾樹深也是通過這種方式走上了辦公設備制造。鄒干丁的朋友曾輝從中國香港進口了一臺膠裝機，當時兩人認為這個東西應該有市場，因此決定投資制造，他們也走了一條先組裝再研發生產的道路。

曾樹深的打字機零配件生產來自于珠海打字機通用耗材產業的集群效應，按曾樹深的說法，全球60%的打字機通用耗材零件都是在珠海生產的，在經營打字機零配件時，曾樹深認為有些零配件可以制造，于是開始投資生產。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很多新化復印產業的從業者都經歷了階梯式發展的各個發展層，比如曾文輝，其先后修過打字機，開過復印店，修過復印機，賣過二手復印機，現在制造寫真機，其他新化從業者的從業履歷可能沒有這么完整，但經歷過幾個發展層的則大有人在。也就是新化復印產業的生命史，同時也是新化從業者的生命史，個人的生命編織進了產業的生命。

7. 結論

可以看到，新化縣的復印產業是從易代興、易代育兄弟等新化縣城里的人開始，但卻由洋溪鎮的鄒聯經等人來壯大的，為什么？這就必須從關鍵人物的關鍵作用以及新化縣城和洋溪鎮的社會結構來解釋。

在新化復印產業的早期發展中，鄒聯經發揮了關鍵性作用。正是對鄒聯經這個技術人員的安排，使得新化縣打字機維修廠設在洋溪鎮，從而使得洋溪鎮的維修人員占據制度性優勢和合法性身份。

同時，鄒聯經一直是先進維修技術的擴散者，1977年之后，他先后到上海打字機廠、上海速印機廠以及上海謄影機廠做學徒工，學得精湛的維修技術，并且先后帶了打字機等設備回洋溪鎮帶學徒，辦培訓班，現場示范，帶出了大量維修技術人員，由此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技術擴散效應。

從社會結構來看，洋溪鎮是一個同質性的鄉土社會結構。雖然易代育、易代興、袁錫楚等新化縣城人也帶出了一些徒弟，但由于他們縣城社會關系有限，這就使得縣城里學習維修技術的人有限。但鄒聯經所在的洋溪鎮這個鄉土社會，其間血緣、親緣、地緣關系密密麻麻，相互交織。

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幾萬人都吃不飽飯的農業社會。一面是在家吃不飽飯，一面是出去維修掙大錢，這種巨大的反差使得打字機維修技術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沿著地緣關系等網絡迅速擴散，從而使得洋溪鎮成為新化復印產業的擴散中心。

新化復印產業生命史同時也是產業升級的歷史，并呈現階梯式的發展模式。其具體表現就是一個發展階段還沒有結束，奠基在其基礎上的第二個發展階段就已經開始，如此多個發展層一層一層地累積，譬如錯開的木板。

新化復印產業“階梯式”發展的根源在于產業的技術升級和產業設備的更新換代，以及利益預期下新化人對新設備以及新技術的天然的親和性。正是不斷地隨著產業共進步，不斷學習緊跟產業發展潮流，才使得新化復印產業不斷地發展壯大，并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產業鏈。

從產業的長遠發展來看，二手復印機肯定只是新化復印產業的一段插曲。按龍三沅的看法，二手復印機產業在中國至少還有30～50年的生命周期。如果中國的辦公自動化普及能夠達到日本、美國那樣的水平，如果中國的復印機國產化能夠再度起飛，那么，二手復印機肯定要退出歷史舞臺。那時，新化人復印產業的“階梯式”發展也將通過路徑依賴式的循環累積，不斷與時俱進，從而進入更高、更遠的天地。

參考文獻:

[1][德]埃克哈特?施里特,習俗與經濟[M].秦海，楊煜東，張曉，譯,長春:長春出版社，2005

[2]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3]劉林平,關系、社會資本與社會轉型———深圳“平江村”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4]陸立軍，白小虎，王祖強,市場義烏———從雞毛換糖到國際商貿[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羅家德,社會網分析講義[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6]王曉毅,血緣與地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7]項飚,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北京:三聯書店，2001

[8]新化縣志編纂委員會,新化縣志[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

[9]鄭勇軍，袁亞春，林承亮,解讀“市場大省”浙江專業市場現象研究[C].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

關于作者：馮軍旗，男，河南汝南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