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崔桂忠

近日，安徽宿州埇橋區解集鎮的500畝土豆迎來豐收，這本該是種植戶曾先生辛勤耕耘的喜悅時刻，卻演變成一場觸目驚心的劫難。從6月10日起，成群結隊的村民如潮水般涌入他的田地，肆無忌憚地哄搶土豆。短短幾天內，近100萬斤土豆被洗劫一空，經濟損失高達60萬元。更令人震驚的是，面對曾先生的緊急報警，當地警方竟以“法不責眾，人太多了，我們也沒辦法”為由推諉塞責，甚至在事件曝光后，還要求曾先生刪除視頻，聲稱“影響大，對你有啥好處”。這一幕幕荒誕的場景，不僅暴露了基層執法的嚴重失職，更將“法不責眾”這一陳腐觀念的毒害展現得淋漓盡致。

現場視頻顯示，田間地頭擠滿了哄搶的村民，他們或肩扛手提，或駕車搬運，將一袋袋土豆據為己有。種植戶工作人員的勸阻聲完全被淹沒在哄搶的喧囂中。這絕非所謂的“撿漏”，而是赤裸裸的集體搶劫，是對私有財產的公開踐踏。類似事件并非孤例：就在6月7日，廣西南寧瓜農韋先生承包的280畝西瓜遭搶，損失2萬元；更早的河南周口玉米哄搶案中，參與人數從首日的3人激增至次日的200余人，最終導致300多噸玉米被搶。這些案例揭示了一個令人憂心的現實：當執法者以“法不責眾”為借口消極應對時，群體性違法就會像瘟疫般蔓延。

法律明文規定，《刑法》第268條明確指出：“聚眾哄搶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對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處有期徒刑。”2023年河南周口玉米哄搶案中，警方最終刑拘5人，治安處罰23人，證明“法可責眾”完全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在宿州這起事件中，從6月10日哄搶開始到14日警方立案，整整四天時間里，當地派出所出動了多少警力？是否啟動了無人機巡查等科技手段？為何連最基本的現場秩序都未能維持？這些追問直指基層治理的軟肋——不是沒有能力制止，而是缺乏決心和擔當。

深入剖析事件根源，既有法治意識淡薄的社會病灶，也有利益分配失衡的結構性矛盾。部分村民將土地流轉視為“肥水外流”，通過哄搶來“討回公道”；而一些基層干部則抱著“民不舉官不究”的消極心態，縱容違法行為蔓延。要打破這一惡性循環，必須雙管齊下：短期內，警方應當立即公開已采取的強制措施，依法嚴懲組織者和積極參與者，追回被搶物資；長遠來看，則需要建立“種植戶-村委會-派出所”三方聯防機制，對大規模流轉土地實行重點巡邏保護。更重要的是，要探索“保底租金+盈利分紅”的土地流轉新模式，讓村民真正分享到現代農業發展的紅利，從源頭上消解對立情緒。

這起事件猶如一面鏡子，照出了基層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諸多短板。在攝像頭全覆蓋、無人機普及的今天，固定證據和預防犯罪早已不是技術難題。問題的關鍵，在于治理者是否真正把群眾利益放在心上。當一名外來投資者的血汗成果被公然劫掠時，當執法者的消極縱容助長違法者的囂張氣焰時，我們失去的何止是幾百萬斤土豆？更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群眾基礎和市場信心。

每一顆土豆都凝結著種植戶的心血，他們離鄉背井投資農業，既為個人生計，也為地方發展。如果連最基本的財產安全都無法保障，誰還敢投身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此次事件能否成為扭轉類似亂象的轉折點，取決于當地政府能否以雷霆行動回答這個根本問題：在法律面前，到底責不責眾？

我們期待一個擲地有聲的答案——不僅要追回被盜的土豆，更要追回流失的公信力；不僅要懲治違法的村民，更要問責失職的官員。唯有如此，才能讓每一個勞動者都相信：在這片土地上，合法勞動獲得的收獲，絕不會被“法不責眾”的歪理邪說所剝奪。

☆作者簡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隊政治委員，海軍上校軍銜。現任大連市旅順口區委辦公室二級調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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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易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