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與以色列已經大打出手多日，除了此前被西方媒體認定的“跨境襲擊戰”之外，雙方進行咋沒有硝煙的戰場，也在進行著一場“認知戰”的較量。

或許很多人，目前都將伊以兩國的在“認知戰”中的較量理解為，雙方互相公布的打擊行動中，以及打擊毀傷展示的影像資料；亦或者雙方在發動打擊前，用所謂預警的方式造成的心理恐慌。更多的還是各種各樣的叫消息，比如近日流傳甚廣的伊朗精神領袖哈梅內伊遇襲身亡的消息。當然，這些絕對屬于認知戰的范疇，但這次以伊之戰中“認知戰”的范疇僅僅包含這些方面嗎？或許，這就小看以色列人和美國人了。

要知道，此次以伊沖突的一大導火索，就是伊朗距離研發核武器僅有一步之遙。如果伊朗擁有核武器，不僅會對以色列產生巨大的威脅，甚至有可能動搖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地緣利益。但是，想要解決伊核問題，不可能只靠一紙協議就能將伊朗束縛，畢竟曾經濃縮鈾豐度達到過83.7%，距離制造核武器就差臨門一腳了。所以，在以色列看來，想要從根源上解決伊核問題，只有一條路可選擇，那就是推翻伊朗現政權。

這也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公開宣稱，“推翻伊朗政權可能成為這場（打擊）行動的結果”的重要原因。可擺在以色列面前的現實問題是，兩國之間距離太遠，中間還隔著其他國家。這也就意味著，想要推翻伊朗現政權，如果美國部傾注全力的話，以色列的軍力根本無法完成這項計劃。而且目前的種種跡象表明，正在進行戰略收縮的美國是不會幫助以色列火中取栗的。那么，以色列想要達成其戰略企圖的最佳路徑就只剩下伊朗內部出現問題，爆發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現政權。

于是，一場關于伊朗的內部“矛盾”的認知戰悄然開打。想要讓伊朗人民受到以色列的影響，首先就要創造出一個十惡不赦的利益集團，比如“教士集團”或者說“烏里瑪集團”。同時，為了進一步深化伊朗內部矛盾，以及分化伊朗基層的與高層的關系，又炮制出了“阿塞拜疆統治集團”。如此一來，與普通的伊朗波斯族裔對立的兩個集團，就被當成靶子豎立了起來。

這種手法熟悉嗎？當年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也是先被套上少數遜尼派統治什葉派的名頭，然后又將薩達姆所在的納賽里部族的馬吉德家族定義為統治伊拉克人民的統治階級；當年利比亞的卡扎菲政權，同樣也在西方的宣傳體系中，卡扎菲所在的貝都因人卡扎菲部落同樣是利比亞的特權部落；敘利亞的阿薩德家族，則屬于少數教派阿拉維派的一個分支，而其家族所屬的卡爾比亞部落同樣是特權部落。所以，建立其族群，教派的對立之后，剩下的就是宣傳了。

以中文媒體和中文環境為例，關于“教士集團”的宣傳是何時展開的，又是何時達到高潮的呢？根據搜索引擎進行搜索可知，以“伊朗教士集團”作為關鍵詞，在“谷歌搜索”中僅可以搜索到7頁67條內容；如果以“伊朗宗教集團”作為關鍵詞，則可以搜索到17頁167條內容。以同樣的關鍵詞在百度中搜索，“伊朗教士集團”則有36頁366條內容，以“伊朗宗教集團”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則是27頁276條內容。

從這些關鍵詞搜索結果就可以看出，所謂“伊朗教士集團”相關內容并不多。而這也可以從另一個方面，能夠得出一個結論，就是關于所謂“伊朗教士集團”治國的這種理論是近期才開始流傳或盛行的。而目前能找到的，最早有關“伊朗教士集團”的文章出現在2019年，是因為伊朗前總統內賈德譴責“300教士掌控國家60%的財富”。而較早的理論性的闡述所謂“伊朗教士集團”的文章，則是2024年5月《紐約時報》刊登的文章《伊朗總統萊希因墜機逝世：宗教統治的堅定捍衛者》，之后再整個中文自媒中引起了一定的漣漪，但是沒有掀起太大的波瀾。

所以，關于所謂“伊朗教士集團”在中文網絡環境中，包括對岸的學界和媒體中，更多的是闡述巴列維王朝的敵對力量。比如，對岸成功大學江孟功的文章《伊斯蘭文化：伊朗伊斯蘭》；臺北市立大學林卓逸的文章《宗教、政治、藝術競合之效應省思——以伊朗禁樂政策為例》。也就是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即便是紐約時報已經公然提出了“伊朗教士集團”之后，這個概念在中文媒體環境中并沒有廣泛傳播。直到2025年5月，似乎一切都發生了改變，尤其是一篇名為《詭異的伊朗》的文章在中文自媒體發表之后。

所謂“伊朗教士集團”以及“阿塞拜疆統治集團”的概念，開始在中文自媒體中迅速發酵。以百度為例，2025年5月以來，關于“伊朗教士集團”的文章迅速達到了20余篇。如果拋開各種無效信息，這20條文章已經占到整個關于“伊朗教士集團”搜索量的10%以上。如果將焦點集中在“教士集團統治”和“教士集團掌握財富”，這20余條文章占比已經達到30%。試想，在橫跨2019年至2025年的時間里，20余天的時間里這個占比是絕對是驚人的。

從2025年5月開始拋出的“伊朗教士集團”治國概念，在2025年6月13日前后開始對整個中文互聯網產生了巨大的沖擊。這不得不讓人產生一種疑慮，這不僅僅是針對中國網民的一次認知戰，更是在整個互聯網編織的一道輿論大網。同時，配合著諸如伊朗“阿塞拜疆族群”統治，哈梅內伊孫女在美國哈佛等一系列文章、帖文也迅速在中文互聯網環境中發酵。而傳播者已經徹底忘記，2012年6月財新網發表的《伊朗的“官二代”們》，以及2024年3月美國之音發表的《伊朗官二代渴望“潤”去西方生活》兩篇文章中，完全沒有提及哈梅內伊子女及孫女在美國的消息。

但可惜的是，互聯網是有記憶的，而人卻往往會選擇性的遺忘，或者說選擇性的相信某些自己愿意相信的信息。于是，才會很自然的被人引導，畢竟在傳播學中搞“議程設置”這套東西，西方早已經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