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來，我國新生兒數量持續走低、生育意愿長期低迷、人口老齡化速度不斷加快，種種警示信號接踵而至。

趙燕菁教授提出“依據生育數量差異化發放養老金”的建議，認為多生育的群體對養老體系貢獻更大，理應獲得更多回報。

然而，這種“生得多就多發養老金，不生則少發”的設想，真的能有效提升生育率嗎？

當年輕一代被高昂房價、教育壓力和育兒成本壓得喘不過氣時，用養老金作為“獎勵”或“約束”，是否只會讓問題更加棘手？

出生人數急劇下降

根據2024年最新公布的人口數據，中國全年出生人口僅為954萬，自然增長率降至-0.99‰。這一數字不僅標志著人口正式進入負增長階段，也預示著我們正邁向一個全新的“人口縮減社會”。

早在2016年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時，社會曾滿懷期待地認為會迎來一波新的嬰兒潮。

但事實是，自2016年出生人口達到頂峰1786萬后，便逐年遞減。

僅僅不到十年時間，出生人口幾乎減半。

這一趨勢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國年輕人對于生育的謹慎態度甚至抗拒心理。

從整體來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降至約1.3，這不僅遠低于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2.1更替水平，甚至比同屬東亞文化圈的日本和韓國還要低。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15至49歲的育齡婦女數量從2010年的3.8億減少到2020年的3.4億，預計未來十年還將繼續下滑。

與此同時，中國的老齡化步伐正在加速。

據預測，到2050年，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將達到1.59億人。

這意味著我們的社會將面臨“年輕人越來越少，老年人越來越多”的嚴峻局面。

更令人擔憂的是，勞動年齡人口的縮減速度極快，預計到2045年，勞動人口將減少近2億，而老年人口則增加同樣數量。

如果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還是“10個勞動力養1個老人”的狀態，那么到了2035年，這一比例將變為“2個勞動力養1個老人”。

這種情況無疑加重了年輕一代的經濟負擔，同時也給整個社會保障體系帶來了巨大挑戰。

尤其是隨著教育開支、住房費用和生育成本的節節攀升，許多年輕人陷入“生一個孩子都壓力山大”的困境。

一項針對90后和00后的調查顯示，超過六成的年輕人表示“不敢要第二個孩子”，更有近兩成直言“我不要孩子”。

在如此復雜的經濟社會背景下，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任何簡單的激勵或懲罰措施恐怕都難以奏效。

“多生多獎、少生少獎”？

趙燕菁教授提出的“養老金差異化分配”方案，表面上邏輯清晰：多生育的家庭為國家提供了未來的勞動力，因此應在晚年獲得更多保障。

反之，未生育者對養老體系的“貢獻較少”，其養老金應相應削減。

這一觀點確實點出了當前養老體系面臨的勞動力短缺問題。

但問題在于，該方案違背了養老金制度的基本原則，同時忽略了生育背后的性別不平等與現實難題。

養老金的核心機制是基于“現收現付”，建立在勞動者工作期間繳納的基礎上。

數據顯示，2023年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中，個人繳費比例為8%，單位為16%，這些資金本質上是對勞動者的回饋，而非對生育行為的獎懲。

將養老金與生育掛鉤，實際上混淆了制度設計初衷，損害了社會公平性。

此外，生育行為的社會屬性、犧牲程度以及性別差異不容忽視。

在現實中，女性因懷孕和育兒平均需中斷職業1.8年左右，這直接導致工資損失和晉升機會受限。

職場上，女性常因婚育問題遭受歧視，包括薪資降低甚至解雇。

若按照生育數量決定養老金發放標準，無異于再次“懲罰”女性：她們年輕時為生育付出代價，老年時還需為此承擔經濟損失，這對女性權益顯然是重大侵害。

另外，這一政策也忽視了“非自愿不育群體”的存在。

統計表明，約有10%至15%的育齡人群患有不同程度的不孕癥。

如果因為生理原因無法生育，卻要在養老金待遇上被區別對待，這無疑是傷害弱勢群體的行為。

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不能單純把生育看作“個人選擇”。

全國婦聯的一項調查顯示，超六成年輕家庭“不敢生育”的主要原因在于經濟壓力大、公共托育資源匱乏以及職場環境不友好等“結構性障礙”，而非“不想生”。

因此，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人們不愿意生”，而在于“人們不敢生、不能生”。

在此情況下，通過養老金數額來懲罰少生或不生者，實際上是將本應公平公正的養老制度當作調整生育率的工具，不僅無效，還可能引發社會不滿與對立。

養老金本已捉襟見肘，“下調”政策更是脫離實際

理論可以大膽暢想，但現實卻充滿挑戰。

目前，中國的養老金體系本身就存在諸多不足，廣覆蓋、強保障的目標尚未完全達成。

所謂“下調養老金”看似簡單，但對許多人來說，“根本就沒有養老金可領”。

人社部2023年的數據顯示，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人數僅為3.8億，而勞動年齡人口超過7.5億，也就是說，接近一半的人并未納入正規養老保險體系。

特別是在農村和城鄉結合部地區，許多老人依賴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每月領取的養老金往往只有幾十元甚至更少。

這筆錢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更不用說養老。

很多農村老人只能依靠子女供養，或者繼續從事農業勞動以補貼家用。

而在城市里，靈活就業群體日益壯大，如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主播及自由職業者等。

由于這些職業收入不穩定且流動性強，許多人無力承擔養老保險的長期繳費，最終選擇放棄參保。

數據顯示，靈活就業人員中僅有約三成參與養老保險，其余人未來可能面臨“無養老金可領”的境地。

試想，當大量人群已經處于“無養老、低保障”的狀態時，再通過“是否生育”來決定他們是否有資格領取養老金，無疑是對底層群體的進一步壓迫。

更何況，中國的養老金賬戶長期處于收支失衡狀態。

各地養老金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部分區域甚至需要中央財政跨省補貼才能保證養老金發放。

在這種背景下，“多生多得、少生少得”的設想不僅無法解決收支平衡問題，反而可能進一步擾亂現有的養老金分配邏輯。

一句網友的評論道出了真相：“連養老金都沒有，還談什么下調？”

這不是玩笑，而是底層百姓最真實的生存寫照。

在沒有建立普惠保障制度和可持續發展機制之前，這樣的政策不僅難以實施，更容易造成新的社會分裂。

結語

當前中國的人口危機確實嚴峻，但解決問題不能靠懲罰，而應從體制、政策和社會環境入手，進行深入且扎實的結構性改革。

生育并非可以通過威脅手段促成的選擇，而是需要穩定的收入、較低的育兒成本、公平的職場環境以及優質的醫療和教育資源等多方面支持。

“養老金差異化”的設想雖然新穎，但實際上是對現實問題的誤判與簡化。

真正能夠提高生育率的辦法，并非壓迫與恐嚇，而是讓年輕人看到希望與安全感。

當生育成為值得期待的生活選擇，而不是沉重的負擔時，我們才能迎來一個更加可持續的人口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