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4年入伍的兵，在云南邊防一待就是二十四年。那地方山連著山，寨子里住的多是少數民族兄弟，日子過得緊巴巴。那漫山遍野的艱苦，真讓我一心盼著離開這大山溝，回那熱鬧敞亮的大城市去。正好趕上部里裁軍，我便遞了申請，2017年選擇了自主擇業。
終于回到魂牽夢繞的昆明城，手里握著沉甸甸的五十萬退伍費，心頭那股熱乎勁難以言表。我日日穿街走巷，踅摸著商機——就憑我這股子韌勁兒，定要闖出個名堂來，給人生來個漂亮翻身。家里人都勸我沉住氣，先摸清門道再動手。可那時節，我滿腦子都是干大事、賺大錢，只想著證明自己離了軍營照樣能行。這念頭在心底燒得滾燙，無論部隊還是地方，只要肯下死力氣，難道還怕沒有路走？

不久，機會真就來了。小區樓下約摸五百米處，一個六十多平的門面要出租，過去是開飯店的，一年租金十五萬。我心頭盤算：光小區里吃早餐的，一天少說也有百十來人吧，每人花個十五塊，單是早點一個月就能進賬四萬五；再添上中晚的盒飯、夜里的燒烤，這買賣，幾年下來不就發了？
當我把這宏圖攤開在家人面前，迎頭就是一片反對聲浪。都說餐飲這一行耗人，起早貪黑不說，客源未必有想的那么多，況且我又沒掌勺的手藝。可我這人認準了理兒，九頭牛也拉不回——連抗洪搶險那樣要命的事都扛下來了，這點苦算得了什么？我固執地認為，只要肯拼命，沒有邁不過的坎。
最終，我還是把那鋪面租了下來。把會炒菜的弟弟喊來幫忙，又雇了個女服務員，小店就風風火火開張了，名字就叫“老兵飯店”。開張那陣子，我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半夜三更才能躺下，店堂里外收拾得锃亮，渾身像有使不完的力氣。興許是店里干凈、價錢公道、待客也實誠，生意竟真不錯。頭一個月就賺了兩萬多塊。只是腰背開始隱隱發酸，白天站著都能打起瞌睡來。
如此這般咬牙苦撐三年，竟真攢下了我頭一個一百萬。家里人的眼神變了，都說到底是當過兵的，能吃苦，有辦法。我也有些飄飄然，似乎只要肯下力氣，世上真沒有翻不過去的山。

轉眼到了2019年，人生仿佛又給我開了另一扇門。一位在開發區工作的戰友聚會時隨口提了一句，說那邊正招商引資，搞酒店興許能成，如今游客多的是。我心頭一動，一番考察下來，很快相中了一家五十個房間的酒店，年租金一百五十萬。這次全家都點了頭，都覺得是條好路。我押上全部身家，東挪西湊向親戚借了些，余下的都靠銀行借貸。租金、裝修、人工七七八八加一塊，投進去差不多三百萬。小飯店交給弟弟打理，我自己則一頭扎進酒店，名字也響亮——“老兵大酒店”。起初生意平平，但也沒虧，熬過半年總算見了回頭錢。聽著員工們“老總、老總”地叫著，我心頭那點得意勁兒就有些按捺不住了，自認是塊做生意的料。接著貸款買了輛奔馳，常和朋友們推杯換盞，聽著那些奉承話，仿佛真踩在了云端之上——這大概就是成功者該有的樣子吧。
誰曾想，口罩事件平地一聲雷，迅速席卷全國。我的酒店生意一落千丈。起初我并未太在意，照舊和朋友們推杯換盞，只覺得身邊稱兄道弟的人越來越多，自己仿佛真有呼風喚雨之能。
萬萬沒料到，這一波風浪竟整整持續了三年。為了勉強維持這艘風雨飄搖的大船，我先是咬牙賣了那輛嶄新的奔馳；接著不顧家人阻攔，狠心賣掉了房子；最后只能再向親朋伸手。可那些昔日拍著胸脯的“兄弟”，此時竟連電話也不肯接了。再也撐不下去，我勉強結清了員工的工資，卻再也無力償還其他欠款，酒店最終只能轉手他人。隨后銀行的起訴書來了，我成了老賴，退役金每月也被扣得只剩一點糊口錢。統共欠債二百三十萬——數字看似不大，可真要靠微薄收入去填，那無異于精衛填海。我成了親朋口中的笑話，連家門也羞于邁出，躲回鄉下老屋，整日害怕見人、害怕開口說話。老父親佝僂著腰每日為我做飯，總念叨著：“人活著，債就不賴。”這句樸素的話像一根釘子，楔進了我混沌的心。

直到三個月后，我才慢慢緩過一口氣。如今，我在一個高檔小區謀了份保安的差事，每日只是認真站崗、巡邏，把工資悉數拿去還債——一點一滴地還，人總要為曾經的錯埋單。每天看著業主們進出，我總會站得筆直，抬手敬一個標準的軍禮。常有人好奇地問：“當過兵吧？”我總是笑著搖搖頭：“沒有。”——那身曾引以為傲的軍裝，如今仿佛成了我背不動的愧怍。這份工已做了一年多，風吹日曬，臉比過去黑了不少，心反倒靜下來了。原來人生這條路，不到最后，真不知是深坑還是坦途。路遙先生說得對：“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
如今站在門崗的方寸之地，日復一日重復著敬禮與注視的動作，我才明白，那幾步踏錯的代價，竟是要用余生來默默丈量和償還。父親那句“人活著，債就不賴”不再僅僅是安慰，它成了我每日呼吸之間的重量——原來所謂的“華麗轉身”，不過是一場華麗幻覺的破滅；而真正的轉身，或許就是在這平凡崗位上，學會用最直白的肩膀，去扛起自己生命中最為真實的那份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