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長！越軍把咱們圍了！”1979年3月6日凌晨三點，廣西邊境的濃霧里傳來偵察兵急促的報告聲。李和平抹了把臉上的硝煙，扯開被彈片劃破的軍裝領口，目光掃過陣地上僅剩的十七名戰士——這個被越軍重兵包圍的山頭，正是開國少將李德生長子踐行“不搞特殊化”家訓的最終考場。

故事要從二十年前北京西郊的菜地說起。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十二歲的李和平蹲在地壟邊削南瓜，刀刃蹭過青澀的瓜皮發出“嚓嚓”的脆響。“爸，王叔家今天蒸白面饃了。”少年咽著口水，手上捆扎藤蔓的動作卻沒停。時任12軍軍長的李德生正彎腰清理田埂，頭也不抬：“南瓜飯養人，吃飽了下午接著挖防空洞。”這段對話成為李和平參軍前最深刻的記憶，將軍府的餐桌上，南瓜粥的熱氣總混著防空洞里潮濕的泥土味。

1968年深秋，剛滿十六歲的李和平被父親塞進軍用挎包里的《論持久戰》，目送上了南下的軍列。列車啟動前，李德生突然抓住車窗框：“記住！12軍的兵，提干要靠子彈說話！”這句話讓李和平在滇南大山里啃了八年壓縮餅干。當同批入伍的參謀子弟紛紛調回機關時，他正帶著測繪班在邊境線上摸爬滾打，軍用地圖上的等高線浸透了亞熱帶季風帶來的霉斑。

1979年2月17日黎明，集結號撕破友誼關的晨霧。時任106團副團長的李和平攥著作戰地圖沖進指揮部，正撞見軍首長對著電話發火：“把李和平調去后勤？問問李德生將軍同不同意！”這位將門虎子突然笑了，掏出兜里疊成方塊的請戰書——血漬在“敢死隊”三個字上暈染開暗紅的花紋。

真正的考驗發生在3月6日的無名高地。當越軍兩個加強連合圍陣地時，李和平的望遠鏡里映出漫山遍野的綠色頭盔。他清晰記得父親講述的上甘嶺：坑道里的戰士用牙齒咬開手榴彈拉環，焦土中爬出來的幸存者軍裝上都結著血痂。此刻陣地上，報務員小張的右腿齊膝炸斷，卻仍死死抱住通訊設備。“向師部要炮火覆蓋！”李和平吼出這句話時，正在給機槍壓彈鏈的河南兵突然抬頭：“團長，俺們村八個參軍的老鄉……”后半句被淹沒在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里。

有意思的是，當“向我開炮”的電波傳回指揮所時，參謀長盯著坐標參數的手突然發抖——這個經緯度標記的位置，正是二十年前李德生將軍親自勘測的邊境防御點。更戲劇性的是，當年參與繪制這份地圖的測繪員，此刻正蜷縮在敵軍包圍圈最核心的工事里。

炮火犁過陣地的瞬間，李和平被氣浪掀進三米外的彈坑。昏迷前最后聽見的，是越軍驚慌失措的越南語叫喊。三天后在野戰醫院醒來，護士告訴他：那輪精準的炮擊不僅打退了敵軍，還端掉了越軍一個迫擊炮陣地。病床邊的搪瓷缸底，留著父親托人捎來的字條：“36師需要個能帶新兵的副師長。”

這場戰役的余波里藏著個鮮為人知的細節：李和平指揮的敢死隊實際殲敵數比戰報多出二十三人。軍史研究員后來在越軍檔案中發現，該部指揮官戰后報告稱遭遇“至少一個加強團”——他們至死不信，把他們打得肝膽俱裂的對手，不過是支彈盡糧絕的殘兵分隊。

當李和平在2019年的某次老兵聚會上談起這段往事時，有年輕記者追問：“您父親知道您差點犧牲嗎？”這位年近古稀的老兵摩挲著茶杯上的八一徽章，突然笑出滿臉皺紋：“老爺子當年收到陣亡通知書時，正給軍委寫請求增兵的電報呢。”茶杯里的水紋微微晃動，倒映著邊境線上永不褪色的血色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