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剛碑古鎮坐落于重慶市北碚區北溫泉鎮境內的縉云山下嘉陵江畔，離北碚城區大約有5公里，這里山巒層疊，鮮綠欲滴，溪流潺潺。彰顯了“一條石板路，千年金剛碑”鮮明的歷史和地域特色。

之所以得名“金剛碑”源于佛祖釋迦牟尼的大弟子迦葉尊者到縉云山建寺之時，有金剛力士前來助力，曾遺漏了塊巨石在此，當地人俗稱為“立石子”。那巨石有七米多高，二米多厚，狀似一碑，直深入嘉陵江。唐人曾題刻“金剛”二字，故而當地人改名為“金剛碑”。

金剛碑不僅因有這樣的傳說而變得神秘莫測。而且古鎮的風水也很講究。風水兩字的結合妙可不言，早在上古就有《易經.說卦》記載“擾萬物者，莫急乎風，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從字上理解，“風”是從天而行，流動著的空氣，“水”是順著大地而走，它是大地的血脈，萬物生長的依靠，有風、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氣，萬物就能生長，就適合人類生活。金剛碑之所以在民國時期能夠匯聚如此多的名人賢士和日益興旺的煤炭業與它的風水不無關系。

古鎮金剛碑院落坐落在綿延不絕的群山峻嶺，左右兩側都是護山環繞，重重護衛，中間部分地勢寬敞，且被嘉陵江流水環抱，形成了一個理想的風水寶地。按傳統風水的觀點來看，金剛碑是嚴格遵循“枕山、環水、畫屏”的風水原則發展起來的。處于縉云山與嘉陵江的匯聚之處，從北逶迤的縉云山脈為金剛碑風水的“來龍”。護送龍脈的嘉陵江從三秦大地滾滾南下，穿云破霧，從北面連綿的巍巍群山中奔騰而出。眾山眾水匯聚，若眾星捧月，似萬邦納貢，烘托出金剛碑風水的奇妙講究。嘉陵江偎城抱鎮、經鎮三面，在縉云山的山腳下，鑲成一個“u”行的環帶，亦如坊間所稱的“椅子型”風水造型。金剛碑迎山接水，有遠處的溫塘峽相映成彰，山水擁街，街含山水，優美的自然環境成就了風水家稱頌的“形勝之地”。

除了地理環境之外，金剛碑古鎮風水布局還與漢代儒學大師董仲舒所提倡的“天地合一”的觀念是一致。古人始終講究人與自然相輔相成，協調統一。細看金剛碑古鎮的建筑，無論是房屋還是道路以及橋梁，從選址、規劃、設計、營造的整個過程，無不受到古人堪輿風水理論的深刻影響。

獨一無二的風水造就了金剛碑光輝的歷史。金剛碑古鎮因產煤業的興起而帶動了整個古鎮所有行業的發展。到清同治年間，鎮上各個行業興旺繁盛，成立了以煤、鹽、船、馱、牛、馬為首的行業幫會“七幫會”。作為水陸交匯的碼頭在當時已經陸運密集、船運發達，各種商號、客棧、茶樓、酒肆林立，川劇、評書、劃龍舟、放花燈等各種民間活動熱鬧非凡，呈現出一派興盛景象。民國時期，該鎮已經形成了姚家院子、熊家院子、鄭家院子幾家較大的民居建筑群。“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就是其繁榮寫照。極盛時期，沿街河兩岸有商店、貨棧千余家，煤窯沿山排開，挑夫摩肩接踵，江岸帆檣如林，生意一派興隆。

金剛碑一方面有著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即繁茂濃郁的植被以及深藏山坳的獨特地理位置。吸引了抗戰期間國民黨中央部級以上單位13個，下屬中央局處級單位30多個，一大批科學、文化、教育、經濟名流約有3000余人涌入金剛碑。作為國民黨中央政府部門的所在地，當時眾多商賈大家到此定居，以便更好的避亂世掃紛擾。古鎮之所以能在抗戰期間聚集了那么多文人墨士在此地安心下來做學問，這與古鎮不受干擾、寧靜勿然的環境是分不開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章伯鈞來到金剛碑，充分利用山坡地勢，放置竹管引來生產、生活用水，有利解決了制革工藝需要用水的難題。于是在此選址建立利民制革廠。經過修建廠房、購置設備、招聘人員等一系列的籌備工作，在1939年“中央賑濟委員會利民皮革廠”正式掛牌并且營業。重慶北碚金剛碑成為國民黨參政會最早興辦實業的地方，利民制革廠完成了抗戰時期的一個特殊使命。及時補充了抗戰時期的軍需用品的短缺。梁漱溟在盧作孚和盧子英兩兄弟的支持下，于1941年將親手創辦的勉仁中學。他在北碚定居三年并潛心著書和辦學。學校附近也開辦了勉仁農場。這段時間形成了他的整體辦學體系。學校的老師多是跟隨梁漱溟多年的學生，或尊崇其思想人品的學者專家。在所開設的哲學、文學等重要課程中，聘請著名學者做老師，諸如聘請吳宓擔當文學課程，而且梁漱溟自己也親自向學生們講授《中國文化要義》。“國術大師”張之江一生提倡武術健身，曾于1933年創辦了國立國術體育專科學校，后來遷至金剛碑。并且在此堅持不懈整理武術，開展教學輔導工作，對重慶人的強身健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吳大鈞與陳立夫等人在1927年成立了調查科，后來更名為國民政府統計局，于1933年搬遷至金剛碑，讓國民黨的日常事務在烽火狼煙的日子里得以有條不紊的進行，為抗戰的勝利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金剛碑古鎮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為很多抗戰時期的眾多學校和企業提供了安家立命之所。

商賈已去，文墨尚在。同時，金剛碑亦是大師出沒的地方。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翁文灝攜全家老小于1938年7月31日應老友南開校長張伯苓之邀將家安在了重慶，后因翁宅不斷受到日軍炮彈的損壞，翁文灝部分家屬只好搬遷到北碚金剛碑所建縉崗新村居住。他在金剛碑與調查員裴文中經歷了無數個白天挖掘，夜晚挑燈自修的日子，最終發現了“北京猿人”頭骨存在的證據。正中書局著名的散文學家謬崇群在金剛碑寫了三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散文集《夏蟲集》《石屏隨筆》《人間百相》，最后積勞成疾，38歲時病逝后葬于金剛碑。老舍在“多鼠宅”內，靠著一杯甜茶、一張書桌書寫了有著“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之稱的鴻篇巨作《四世同堂》。梁實秋在北碚居住時，常奔波于市區和金剛碑之間，在八年的時間內從未停止過寫作采風，在此期間撰寫了20多篇散文隨筆，并以《雅舍小品》命名出版。繼而奠定了梁實秋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顧頡剛于1941年常住重慶北碚金剛碑，并且在此期間主持邊疆語文編譯會和主編《文史雜志》。歷史學家翦伯贊于1943年搬遷到北碚金剛碑，在寓所內先后出版了《中國史綱》第一卷和《中國史論集》第一輯。并且常與郭沫若、柳亞子、田漢等人共同吟詩討論。在《中華論壇》上曾經發表《南明史上的永歷時代》、《論王莽改制及其失敗》、《學術與暴力》、《春秋之義》、《兩漢的尚書臺與宮廷政治》、《略論搜集史料的方法》等一系列的學術論文。曹禺在重慶北碚期間編寫并出演了大量話劇，抗戰大劇《全民總動員》就是由曹禺和宋之的共同創作的，并且他在其中扮演富商侯鳳元。嶺南畫家陳樹人擅長丹青，同時具備詩、書之天賦。作為詩人，他才華橫溢，只要有所感，便可脫口而出，發而為詩，在金剛碑幾年中寫詩上千首。眾多的文豪大家都曾駐足于金剛碑，他們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深遠，仍然余音繞梁。曾經有篇文章記載，當時操著濃重重慶口音的“棒棒”見到穿長衫的人就知道是文化界的“大腕”，足以窺見文人之多。由于這些機構和名人的存在，給金剛碑注入了不少的人文因素和學術文化內涵，使金剛碑成了抗戰期間天下聞名的古鎮，也成為了不可多得的抗戰文化遺址。金剛碑古鎮之所以能匯聚這么多人才，和天人感應的風水地理有著極大的關系。

從金剛碑散落著的寺廟、佛像的碎片，可以看出古鎮在曾經的歷史發展中也是個參禪悟道的淨土。

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金剛碑古鎮，或作畫、或攝影、或游玩。反映了人們返璞歸真的愿望，體現了人們在鬧市尋找遠去家園的意愿。同時也從側面表現了川東的傳統建筑和鄉土民俗的特殊魅力。在城市現代化進程中，我們應該對傳統建筑進行必要的保護，才能更好的展現本土地域和歷史底蘊，才能跟好挖掘其內在的人文價值和歷史價值，才能更好的從古鎮中獲取經濟價值和旅游價值。

一些為了生存的農民，到縉云山運煤，在金剛碑建房而居，到清同治年間，金剛碑日漸繁華，米行、油行、酒坊、茶館、客棧、鐵匠鋪，遍布金剛碑，多達幾百家。運煤隊伍也形成了騾子幫、船幫、馬幫、人力幫。船主、幫主、煤炭商、力夫就在金剛碑溪河兩岸半山腰，建起一座座穿斗青瓦房，簡樸適用，一樓一底的石頭墻、土墻、竹木夾壁墻的老房子，用石灰粉刷，依崖而建，獨具巴渝特色。用青石板鋪成寬2米、長500余米的青石板街道，兩旁的青瓦房隨蜿蜒曲折的山勢延伸。到民國時期，形成了姚家院子、熊家院子、鄭家院子幾家較大的民居建筑群。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遷到重慶作陪都，一大批著名經濟實業家、史學家、文學家、社會活動家寓居金剛碑，名人云集，人文薈萃，熱鬧非凡，仿如集鎮，把金剛碑的繁榮推向了頂峰。書法家謝無量，大學者孫伏園、陳子展、吳宓等眾多文化名人炒熱了金剛碑。教育家梁漱冥還在金剛碑興辦了“勉仁書院”。國民政府抗戰時期的統計局遷往金剛碑。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的翁文灝也曾寓居金剛碑，當時的中國石油大王孫越崎，還在金剛碑創建了“中福公司”，現存有幾幢二樓一底的住宅樓，是其見證。民國時期的金剛碑，酒幡招展，人氣興旺，注入了大量人文元素，成為嘉陵江邊的“小北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