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在黨內的地位很高，1934年就已經是政治局委員。

紅軍主力長征以后，項英是我黨在南方八省的最高負責人，在艱苦的環境中，團結帶領留守的紅軍發展壯大。

皖南事變前，項英任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軍分會書記，實際主持新四軍全面工作。在黨指揮槍的原則下，軍長葉挺因為不是黨員，在新四軍內地位低于項英，新四軍實際決策權由項英掌握。

可以說，新四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一定是項英，后面的新四軍軍長陳毅元帥，在項英去世前。黨內、軍內職務遠遠低于項英。

基于上述原因，在十大元帥評選的時候，因為人民軍隊每個方面都要有代表，因此，新四軍方面的代表自然而然是項英。如若項英活到解放后，似乎成為元帥是大概率的事情。

其實，十大元帥的授銜固然考慮職位高低以及資歷的深厚，但并不全是這樣。

職位高者周總理、劉少奇、鄧政委也沒有授予元帥，有元帥資歷的周士第、蕭克也僅僅為上將，授予元帥不能簡單以職務高低論，要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尤其是在軍隊的重大走向判斷上，不能出現偏差。

皖南事變之前，毛主席判斷國民黨肯定會對皖南地區新四軍下手，要求陳毅帶領三個縱隊九個團向蘇南敵后挺進，同時命令項英盡快北上。

但項英的回答是“皖南部隊在任何情況下，非獨立行動堅持南方不可。”他害怕北上深入敵后無山地依托，難以生存與發展，下不了移動的決心，也認為國民黨不至于對友軍下死手。

毛主席敦促項英需要認真準備北移，項英覺得不合適，居然發電給中央，說道：“我有不同的意見，在今天斗爭環境下，為黨的利益，不必申辯和爭執。”，毛主席再次電令新四軍軍部必須北移，項英卻繼續在電報中堅持己見，說道：請毛無須顧慮，我們就在皖南打。

直到新四軍差不多被包圍了，項英還在向毛主席要“行動方針”，強調“目前難求迅速北渡，應再延遲一時”。

毛主席震怒發火了，發了一封措辭嚴厲的電報：“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的準備和決心，這個方針也是早已指示你們了，我們不明了你們要我們指示何方針，究竟你們自己有沒有方針，現在又提出拖還是走的問題，究竟你們主張的是什么，主張拖還是主張走，似此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將來你們要吃大虧的！”這個批評深深震動了新四軍，也讓項英醒悟了。

但此刻為時已晚，新四軍北移時機已經錯失！

此時已經是1941年，毛主席在人民軍隊的正確方針戰略多次得到驗證的情況下，項英還多次沒有遵循命令，給新四軍造成重大傷亡。

按照過往處理情況，對于可能影響軍隊團結的，一般后續都會調離軍隊系統。張鼎丞、鄧子恢、曾山曾經因為華野組合后的指揮歸屬問題，與陳毅元帥有不同意見，出于維護陳毅元帥的集中統一領導需要，調離了野戰軍系統。

因此，項英即使到解放后，也可能會離開軍隊系統，不再授予元帥軍銜，而是有一定的行政級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