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成功會師，這一次兩大紅軍主力的會師，代表著紅軍力量的壯大，團結，還有勝利的曙光。

只是讓很多人都沒有想到的是，僅僅過了幾個月，一切都變了。

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張國燾在會師后，產生了“誰的槍多誰當老大”的邪念，在當時動亂的年代里，這是舊軍閥的主流價值觀，張國燾忘記了，他不是一名軍閥，而是一名共產黨員。

面對張國燾的“步步緊逼”，已經是黨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毛主席選擇了退讓，他讓張國燾做了紅軍的總政委，但張國燾并不滿足，如此危局下，毛主席只好鋌而走險，帶著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分道揚鑣，北上抗日。

多年后，毛主席將這段日子稱之為自己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實際上鮮為人知的是，在當時，毛主席不僅對張國燾的做法感到心痛，愛將何長工的選擇，更是讓他意外萬分。

何長工是湖南華容縣人，早些年間，他曾參加“五四運動”，在此期間，他同時認識到了毛主席，雖然這個時候兩人的交流并不算多，但毛主席始終認為何長工是一名有理想抱負的有志青年。

后來何長工前往法國留學，回國后他一直在家鄉做農民運動，直到大革命失敗，何長工被敵人通緝，他不得不前往武漢躲避，也是在武漢，他再次的見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鼓勵何長工與敵人戰斗，與此同時，毛主席還給何長工起了一個新名字，就是“長工”，含義很好：希望他能夠為中國人民扛一輩子的長工。

事實上，之后的幾年后，何長工并沒有辜負毛主席的期望，他主要做了三件對他而言，影響比較大的事，第一，他參加了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并且領頭設計了我軍的第一面“軍旗”。

第二，毛主席率領部隊上井岡山后，為了擴大紅軍的力量，毛主席派何長工前去尋找南昌起義剩余的隊伍，功夫不負有心人，何長工幾經輾轉后，在廣東見到了朱德，并相約讓朱德率領隊伍迅速趕往井岡山。

第三，完成“朱毛會師”的任務后，何長工前往“綠林好漢”王佐的隊伍，幫助王佐將隊伍訓練成為了正規的紅軍隊伍。

何長工做的這三件事，無論我們從什么時候看，都是大事，而且也都是影響了他命運的事，我們也可以想象得到，在當時的井岡山，毛主席對何長工，是如何如何的信任。

只是在1935年，在兩大紅軍會師后，何長工的做法，確實是讓毛主席感到寒心，連一些老戰友都無法理解，為什么何長工要做出支持張國燾的選擇。

兩大紅軍會師，紅四方面軍兵強馬壯，中央紅軍飽經滄桑，整支部隊甚至連萬余人都不到，但這都是革命的火種，當時毛主席與張國燾之間，屬于政見不同，部下對兩人的支持，也是無可厚非。

有人可以支持張國燾，比如四方面軍的陳昌浩，也有人一直都在支持毛主席，譬如朱德，周恩來。

無論是支持毛主席，還是支持張國燾，這在當時來說，確實是一種選擇，當然，對于下屬來說，他們支持誰都合理，但何長工作為毛主席的愛將，而且也是井岡山的功臣，毛主席對他的栽培那不可是一天一月，而是長年累月，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說，他都不該支持張國燾。

眾所周知，在一個人的生命中，許多關鍵時刻，選擇的重要性要遠遠的大于努力。

何長工做出這樣的選擇，首先是老戰友們的不理解，其次也是毛主席的不理解，不過在當時的時候，毛主席分身乏術，他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就并未因為此事與何長工有什么計較。

后來紅軍抵達陜北后，事情已經過去了，何長工也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那個時候，毛主席依然沒有與何長工計較，每個人，都應該為他自己的選擇而負責，無論結果如何。

抗戰時期，何長工先后擔任了兩延（延川、延長）河防司令員兼政委，抗大總校教育長等職，這個時候，從何長工的職務我們可以看出，他已經遠離了軍隊的一線指揮，做起了教學工作。

當然，黨組織安排他去教學，并非是對他的“降職”，早在紅軍時期，何長工就擔任過紅軍大學的校長兼政委，他很有教育經驗的。

1945年，何長工作為一名老資格的同志，他沒有當選為七大中央委員，很多人不理解，何長工就解釋說，在選中央委員之前，毛主席曾找他談話，說湖南的中央委員太多了，這是中央委員會，不是湖南老鄉會。

新中國成立后，何長工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他長期擔任地質部副部長、黨組書記，直到特殊時期結束后，他再次來到了學校搞教育工作。

1980年，80歲的何長工進入到了自己人生中的一個新時期，這一年，他當選為了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了副國級。

實際上這個職務對他這位老資格的同志來說，是合理的，這已經是何長工最后的榮光，他于1987年去世，享年8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