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沉迷于意識形態狂熱是不歸路，沒有強大經濟民生作為基礎的地緣博弈終究不具有可持續性。

2、伊朗將大量的資源用于宗教事務和輸出伊斯蘭革命、進行地緣政治爭奪，既招致美國的嚴厲制裁，造成自我封閉和孤立，又嚴重妨礙本國經濟、科技的發展。

3、伊朗有獨特的歷史傳統、文化觀念和民情，發展之路自然會有不同，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智慧正是伊朗嚴重欠缺的。伊朗只有及早改革，尊重人性，懂得開放和包容的道理，下大力氣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才能重獲希望。

沉迷于意識形態狂熱不可持續 伊朗應該借鑒中國改革開放智慧

連日來，以色列對伊朗的空襲和刺殺行動，既重創伊朗的核設施、導彈基地，又殺死伊朗多位軍政高官與核科學家。這是以色列和伊朗多年以來沖突的最新延續。在以色列的輪番打擊下，伊朗顯現出空前的虛弱和不堪，面臨嚴峻的政權存亡危機。

不少人認為，鑒于伊朗政權過于嚴苛、保守，嚴重背離人性，存在太多腐敗和不公，故在以色列的精準打擊下有可能轟然倒塌。與此相反的觀點認為，盡管伊朗教士集團早已異化為新權貴，但因為伊朗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強烈自尊的中東大國，又長期研制核武器，具有不容低估的核風險，故伊朗政權未必那么容易倒臺。

應該說，以目前有限的信息來看，伊朗政權會否倒臺見仁見智，不宜輕下結論。但伊朗淪落至此的慘痛教訓足以給全體伊朗人民乃至整個世界敲響警鐘：沉迷于意識形態狂熱是不歸路，沒有強大經濟民生作為基礎的地緣博弈終究不具有可持續性。

無論是從文明歷史還是從國土面積、人口來看，伊朗都是一個有重要影響力的區域大國。1979年伊斯蘭革命前的伊朗，一度是親美的世俗化國家，但因為巴列維王朝的嚴重腐敗和不公，造成大量民眾被保守的宗教意識形態吸引，最終在1979年爆發伊斯蘭革命。革命后的伊朗政權忽略經濟民生問題，沉迷于嚴苛、保守的意識形態，反美情緒十分強烈，總是試圖主導中東地區秩序和輸出伊斯蘭革命。

（這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前的伊朗畫面，這張圖片說明歷史的演進并非總是正向的，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要保持清醒和理性，方能避免重蹈覆轍。）

伊朗將大量的資源用于宗教事務和輸出伊斯蘭革命、進行地緣政治爭奪，既招致美國的嚴厲制裁，造成自我封閉和孤立，又嚴重妨礙本國經濟、科技的發展。前些年備受熱議的“什葉派之弧”是伊朗主導中東地區秩序和輸出伊斯蘭革命的高峰。

然而因為長期忽略經濟民生問題和糟糕的內政治理，讓看似強大的伊朗危機四伏。2022年因抗議頭巾政策而引發的大規模示威，讓世人看到伊朗內部的危機。

現如今，面對以色列自以哈沖突以來的輪番打擊和敘利亞內戰的影響，不僅伊朗經營的“什葉派之弧”已經崩塌，而且伊朗政權的虛弱暴露無遺。這樣的慘痛教訓說明，一個國家無論在地緣政治中看似多么強大，一旦內部治理不善和經濟民生凋敝，遲早都會走向失敗。在這一點上，昔日的蘇聯便是教訓。當初蘇聯在國際舞臺有強大影響力，攻勢一度壓過美國，但最終還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相較于伊朗、蘇聯，中國改革開放的智慧具有啟發意義。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回歸常識理性，放棄極左意識形態，停止輸出革命，逐步融入世界，既努力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又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作為中心工作，持續改進治理，終于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國。

2022年《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頗能說明中國經驗。該文寫道：“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體量巨大、向上發展的國家來說，外部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不安全因素歸根結底屬于外因，不是起決定性作用的。能不能在新征程上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歸根結底要看內因，看我們能不能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該文重提鄧小平說的“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干”，認為“沒有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形成的強大實力”，“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就不可能在世界大變局中開創新局、在世界亂局中化危為機”。

伊朗有獨特的歷史傳統、文化觀念和民情，發展之路自然會有不同，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智慧正是伊朗嚴重欠缺的。一個社會如果封閉保守、經濟衰敗、民生凋敝、宗教狂熱、充斥腐敗和不公，是不可能長久的。伊朗只有及早改革，尊重人性，懂得開放和包容的道理，下大力氣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才能重獲希望。

（這是一本為美好社會理想構建政治地基的探索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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