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裝劇總愛架起一座通往古代的橋梁，讓我們仿佛能步入千年之前的風貌與市井。然而，這座橋有時砌得不那么牢，細枝末節常常被輕忽。比如，明朝以前的百姓不可能吃紅薯、種玉米，魏晉南北朝以前的人彈不了從波斯傳過來的琵琶，這些都是極易被一眼識破的低級錯誤。

而提到最會讓人浮想聯翩的古代盛世，非唐朝莫屬：長安集市日夜繁華，詩人墨客輾轉其間，胡漢雜處的風俗與市井煙火相映成趣，更有絲綢之路通衢匯聚東西方的物產與思想。這些斑斕的歷史元素，不只奠定了唐朝在文化史上的至高地位，也為現代影視在還原與改編上提供了豐富素材。近年來，以唐朝為背景的電視劇層出不窮，制作團隊在服飾、道具、布景上費盡心思，但仍難免在細節上露出破綻。究竟有哪些“看似合理”卻實則一眼就能戳穿的設定？我們不妨一一細數。

最穿越的拉鏈，僭越的禮服

服裝搭配需謹慎

要呈現唐人市井百態，服飾妝造是最直觀的道具。

《唐朝詭事錄之西行》中，青溪以舞蹈為生，本該著古式衣裙，卻不慎露出背后的拉鏈。拉鏈直到19世紀末才在美國問世，中國第一家拉鏈廠也是到1930年的上海才成立——把現代物件強行塞進唐裝，實在令人難以茍同。雖然我們不會像考據類紀錄片那樣苛責每一針每一線，但這樣低級的“穿幫”實在有失古裝劇的韻味。

不過古裝劇出現拉鏈可能是道具的失誤，而有些劇，甚至在人物服裝設定上也存在漏洞。《風起洛陽》中的武思月是朝廷內衛，劇里男裝扮相不少。歷史上貞觀之后，確實常有女性著男裝的風尚，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武思月的幾套白色官服。在唐朝繁復的服色制度里，白色從來不是官員的“準入色”。雖然女性朝廷內衛應當是編劇虛構的職業，但即便如此，其服制也應該符合時代的語境。

服色的尊卑觀念古已有之，早在先秦時期，王公貴族出席重大典禮就以玄黑、緋紅為尊；北周時，已有將“玄緋”與品官等級掛鉤之例。《周書·宣帝紀》云：

“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

據《舊唐書》記載，唐朝統治者對服色更加重視，分別在武德四年（621）、貞觀四年（630）、龍朔二年（662）、上元元年（674）對品官服色進行了多次改革，最后形成了以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的完整的品色衣制度，文明元年（684），又“八品已下舊服者，并改以碧”。。白居易的詩“江州司馬青衫濕”，便有遭貶后從衣衫顏色上體現出官職卑微之意。

從唐朝的品官服色制度來看，其色彩始終圍繞著紫、緋、綠、青四色來定官員等級。武思月一襲雪白官袍仿佛古今皆可通行的百搭著裝，可白色在唐朝卻不是官員應該穿著的顏色。唐朝什么人穿著白色呢？

《隋書·禮儀志》就提到過，煬帝大業六年（610）下詔：

“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黑，士卒以黃。”

唐朝延續此制，凡科舉及第、得授官職之后，學子方將常衣換為官服。

韓愈在《賽神》中寫道：“白衣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描述的正是普通百姓在征役、賦稅未開始之前，以白布長衫、紫邊圍巾打扮自己游逛賽神的悠閑場面。《唐摭言·散序進士》中記載：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

這“一品白衫”是對進士科者的稱呼，意指此人盡管尚未登科授官，僅著一襲白衫，不久可能平步青云、官登一品。白色袍服不僅成為平民的身份象征，更在唐朝社會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

由此可見，白色袍衫在唐朝是庶人、學子專屬的素衣。白衣公卿不過是文人讀書時的隨俗，而絕非內衛、侍衛等朝廷官員的“制服白”。劇中武思月一身潔白官袍立于宮門之下，既不符庶人身份，也不合文人學子之“未仕”寓意。若她真是低品侍衛，按理應著淺綠或深綠；若她位至高品，則須著緋色、紫色，方能與朝堂禮制相符。

再看《風起洛陽》里，百里弘毅大婚之時，新娘柳然的婚服頗讓人錯愕：繡有錦雞圖案，乍一眼竟與宋仁宗皇后坐像圖中的禮服頗為神似。可姑且不論一部唐朝劇為何要“致敬”宋代服飾，單就這對新人的身份而言，這件“袆衣”本就毫無道理可言。

袆衣自周代以來就是歷朝皇后最高等級的禮服，既可作祭服，亦可作朝服，還是冊封與婚禮時的吉服。《武德令》記載：

“以深青織成為之，文為翚翟之形。”

所謂“翚翟（huīdi）”，指的便是衣面上用彩繪填彩繪制的雉鳥紋樣，用于后妃之著裝。結合《唐六典》《通典》《大唐開元禮》等文獻，我們大致能還原袆衣的樣貌：一襲深青上下連裳，交領大袖，正背各繡十二行五彩雉形；中衣為素紗織成，繡以黼紋，領邊與衣緣皆用朱色羅縠褾襈裝點；蔽膝同樣深青，邊飾深紅，并繡三行雉形紋；大帶也是深青，內襯深橘紅，外飾絲線，上襯朱錦，下襯綠錦。

袆衣是皇后禮服中等級最高的。劇中柳然雖然是名門望族河東柳氏之女，嫁給工部侍郎次子，但現實中即使是貴族也遑論能穿上皇后受冊、朝會之時的專用大禮服。根據柳然佩戴的頭冠來看，原型是隋煬帝蕭皇后墓的花樹冠，冠前水滴形的花鈿數量可以反映佩戴者的官品。《大唐開元禮》中記載皇后王妃內外命婦服及首飾制度是：皇后首飾花十二樹，皇太子妃、一品命婦首飾花九樹，二品命婦首飾花八樹，三品命婦首飾花七樹，四品命婦首飾花六樹，五品命婦首飾花五樹。由柳然的頭冠可見，她應該按五品外命婦服制出嫁，著翟衣，著花釵，色染以青為主，所繡翟為五等絕不會與皇后朝服混淆。這種錯置，雖不至于讓所有觀眾都細究禮制，但對懂史識禮的人而言，卻無疑削弱了劇集還原大唐禮儀的說服力，也讓柳然這一角色在身份與服飾的和諧度上失了分寸。

海帶奢侈品，宴席不吃雞

唐人飲食細節多

聊了服裝，再來說說唐朝的“吃貨陷阱”。我們現代隨處可見的海帶，在有些唐裝劇里似乎成了平民家后院隨手掛曬的家常海產蔬菜。海帶的干燥葉狀體稱之為昆布，最早作為藥材見于魏晉的《吳普本草》：

“綸布，一名昆布。酸、咸，寒，無毒。消瘰疬。”

海帶在唐朝屬于舶來貢品，只有西域交河城、渤海國或高麗等地偶爾有售，且價值不菲，只有皇帝權貴才能嘗到古早版本的野生海帶。據天寶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記載，那里的昆布價僅略低于珍貴的犀角。古代海帶遠非尋常百姓家可輕易購置，1927年海帶養殖技術才引進到我國大連，到50年代人工養殖海帶才逐漸成熟，此前不可能量產。想在小攤販前看到一捆捆海帶晾曬，大抵是導演手一揮，就把現代海鮮市場搬進了大唐。

唐朝人想“吃頓好的”的時候，桌上有些什么菜？《大唐榮耀2》里的“一桌好菜”包括：清蒸魚、燒肘子、全雞、鹵牛肉，還有炒豆角、蘑菇炒青菜，好一個葷素搭配，菜色都是如今家宴常見，卻與史實大相徑庭。

李世民卻說：“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食雞尚何與？”意思大約是我怕鋪張浪費所以禁止御史吃肉，但是吃雞怎么能算肉呢？這就足以說明雞在當時并不被視作正經大餐。

首先，豬肉和雞肉在唐朝都不算什么好菜。唐朝初期，為了避免地方官員招待御史鋪張浪費，李世民曾明確下令，禁止御史吃肉。但是監察御史馬周卻無雞肉不歡，有小吏告發他吃雞之事。

那什么是唐人宴席的硬菜？李白《將進酒》里的“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就反映了，羊肉、牛肉才是貴族佳宴之選，雞鴨鵝等家禽肉素來被視為“非肉”，王公大臣更不會把一整只全雞擺到餐桌上。

劇里那幾碟炒素菜更是離譜。由于鐵鍋鍛造技術在宋朝才普及，加之唐朝植物油較少，所以炒菜在唐朝并不流行，主要的烹飪方式是煮蒸烤，調味品也相當有限。

說了吃，再聊聊喝。“長安紅茶案”是《唐朝詭事錄》的開篇案件，說的是長安縣令元來為了一己私欲，利用西域幻草和新娘的鮮血制成一種名為“長安紅茶”的神秘飲品，此茶不僅能使人產生幻覺，更能讓人上癮。但是，唐朝沒有紅茶，更沒有茶壺和小茶杯。陸羽《茶經》所講的都是煎茶法：以茶箐研為細末，用水煎烹，加之萸、棗、姜、薄荷等佐料，散茶、末茶、餅茶并行，皆非今天常見的茶壺泡茶法。真正的紅茶要到明代末年才在福建出現，小茶壺與茶杯也源于明初朱元璋廢團茶令后的瀹茶法（又稱泡茶法）改革。唐人手中若有茶器，也不過是一只素瓷青釉盞，用來盛剛出鍋的煎茶湯，而紅茶連名字都尚未問世。這里提到的“長安紅茶”大概只有理解成紅顏色的茶才能勉強說得通。

通宵點蠟燭，銅錢大不同

生活道具也考究

中國古代錢幣歷史悠久，品種紛繁。論起唐朝人的生活道具，電視劇里的道具銅錢往往是穿幫的重災區。

《大唐狄公案》里，劇中人物倒出四枚銅錢，仔細一看，最大的一枚竟是北宋徽宗“崇寧通寶”，其余三枚則是黃亮皮殼清錢，上面標識某地鑄局的滿文都清晰可見。實際上唐朝應該使用開元通寶。

古裝劇里的府宅夜晚常常燈火通明，點著數不清的蠟燭，你有沒有好奇過一晚上燭火費開銷得多少？據《唐六典》記載，隋代宮廷已有專門的左尚方機構，負責“造車輦、傘扇……刻鏤、蠟燭”等事務，唐朝則沿襲并且愈發專業化。蠟燭在唐詩中常作為意象出現，也說明其使用早已從宮廷延伸至文人雅士，但在現實中，制作一支蠟燭需要大量動物脂或植物蠟，工藝繁復價格昂貴。《宋會要輯稿》記載，官用蠟燭一支要價四百文。以一晚點兩支計，一般百姓根本負擔不起。唐朝普通人如果在夜間照明，更多是用桐油燈或動物油燈，雖然煙霧繚繞、光線昏暗，卻是市井百姓最熟悉的方式。

《長安十二時辰》里的火鬧鐘原型是古代的龍舟香漏。一艘龍舟形的盛器上放著一根燃燒著的香，香上橫著數條兩端系上金屬球的線。每隔一段時間，香便會燒斷一條線，使金屬球跌進下面的盛器，發出響聲，報告時間。不過這種報時香漏在北宋才開始出現，唐人更依仗日晷、漏刻（水鐘）或刻燭來計時，由司天臺專人負責報時。

電視劇也喜歡渲染唐朝夜市的繁華：燈火輝煌、攤販云集，似乎夜夜都在熱鬧非凡。但現實并非如此：唐朝的夜市往往只在節日里才有，上元節燈會才是人們逛夜市的常見場景。其余大多數夜晚，因戒嚴令禁止交易，民間夜市要到宋代才漸成風氣。盛唐長安真正熱鬧，也大多局限于節慶時分，而非每夜都通宵達旦。

提到古書或古籍，許多人第一反應便是線裝書，仿佛有了紙就必須是線裝。事實上，線裝這種裝幀形式要到明代中期以后才開始流行，宋代以前極為罕見。因此，如果一部以宋代之前為背景的歷史劇里頻繁出現線裝書，只能說明劇組在書籍史方面有所疏忽。唐朝的主流裝幀形式是卷軸。唐太宗李世民在《帝京篇》中提到，處理完公務后去崇文館看書，“縹帙舒還卷”，這里的“縹帙”指的正是紙質卷軸。卷軸平時都是插在書架上，頂端掛著寫有書名的“牙簽”。韓愈有詩稱贊李泌：“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簽，新若手未觸”，便生動描繪了卷軸插架、標牙簽的存放方式。因此，若劇中出現大量卷背線裝，就顯然脫離了歷史實情。

身份、官職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細節，恰恰是還原歷史最不能偷懶的地方。《隋唐演義》里有幾個大名鼎鼎的鎮守關隘的“總兵”。但總兵一職興起于元，興盛于明，至清成為正式官職。明朝時期，總兵為無品級之武官官名，統轄兵士、編制定員、位階不固定，通常為公侯或各軍都督府都督兼任。清朝后，總兵受提督統轄，掌理本鎮軍務，官階正二品。唐朝軍制沿承隋制，沒有所謂“總兵”這一職，只有府兵都督與節度使，統帥邊陲大軍。

細微之處見真章，每種看似不起眼的道具，都承載著深厚的歷史語境。一旦道具穿幫，就會悄然撕裂觀眾與劇中世界的想象之橋。正是這些“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細節，讓我們反思：要讓古裝劇真正“活”起來，僅憑恢宏的場景與精致的敘事還不夠，更需在道具選型、服制考究、禮俗還原等方面多下功夫。唯有如此，才能讓觀眾在燈火闌珊之下，真正邁入那個既真實又浪漫的大唐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