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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最新坦誠的交流中，施密特系統性地剖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兩大核心議題：

其一，是即將到來的、無人能完全準備的“超級智能”浪潮，以及我們必須如何為其注入人性價值；

其二，是我們早已深陷其中、由算法驅動的“注意力經濟”，以及個體如何在這場爭奪心智的戰爭中保持清醒與真實。

施密特分享了自己從一個在職業生涯中不斷學習、摸索的管理者，到如今致力于賦能下一代的心路歷程。從他獨特的“人生三階段”理論，到他那精確到“每周63小時”的個人生產力系統，再到他對領導力傳承的堅定信念，施密特提供的可能是一份在劇變時代中保持目標感、效率和內心秩序的終極指南。

本次訪談核心觀點

“我們將在未來5到10年內，見證人工智能首先達到人類智能水平，以及超級智能的到來。沒有人為此做好準備……你必須秉持人類價值觀將其做好。”

“我們已經將經濟學從稀缺性經濟學轉向了注意力稀缺。我讀過的一篇論文說，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了將所有人類注意力變現的方法。”

“生活大致是這樣，0到25歲，你在學習。25到50歲，你本質上是在增強自身能力。而大約在50歲左右，你必須轉向——無論是從感恩的角度，還是從發揮杠桿作用的角度——去幫助他人。”

“我最終計算出，我每周最佳工作時長是63小時。當你埋頭苦干到一定程度時，就會遇到邊際生產力遞減。”

“當內容進入到這些地方之一……都必須以加密方式蓋上其來源的戳記。如果你不理解其出處，你就不知道這到底是一次俄羅斯的影響力行動，還是僅僅是俄亥俄州某個有想法的人所為。”

“我最終得出結論，（CEO）合適的年限是10年。當我我自己任職達到10年時，我意識到自己必須執行自己制定的規則。知道何時功成身退非常重要。”

在探討復雜的外部世界之前，施密特首先分享了他對個人生命旅程的宏觀框架，這個框架以“感恩”為起點。“我每天醒來都心懷感激，”他說道，“如果你醒來時對此不心懷感恩，那么你就需要改變一些事情。因為一個基于感恩的生活是一個好的開始方式。”

他將人生劃分為三個清晰的階段，這個模型為理解他后來的職業選擇和當前的使命提供了關鍵的背景。“生活大致是這樣，0到25歲，你在學習。25到50歲，你本質上是在增強自身能力。這種能力指的是影響力、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對世界產生的作用。而大約在50歲左右，你必須轉向——無論是從感恩的角度，還是從發揮杠桿作用的角度——去幫助他人。”

如今，施密特顯然正處于第三階段。他將自己過去五十年積累的知識、資源和人脈視為一種杠桿，其核心目標是“真正地賦能下一代”。這種視角也解釋了他為何在離開谷歌CEO職位后，依然活躍在外交政策、國家安全及人工智能等多個領域，并致力于將經驗傳遞給那些即將塑造未來的年輕人。

個人生產力法則：駕馭時間與信息洪流

這種清晰的宏觀哲學，同樣體現在他微觀的日常管理之中。施密特分享了一套經過多年實踐檢驗的個人生產力系統，其核心在于對時間的嚴格自律和戰略性反思。

他透露，自己曾一度每周工作80小時，但后來發現效率并未成倍增長。“我最終計算出，我每周最佳工作時長是63小時……當你埋頭苦干到一定程度時，就會遇到邊際生產力遞減。你會看到年輕人虛耗時光，虛度光陰，瞎忙活等等。他們應該直接把它完成。”

為了確保這63小時的高效，他建立了一套周末反思機制。“在工作日要非常努力地工作……而在周末，擠出幾個小時來思考。關掉手機，不發短信，不看Instagram等等，然后思考。并寫下你對上周所做事情的評估，然后是下周你需要做什么。” 這種簡單的紀律，迫使他始終掌控著自己的議程，確保重要但不緊急的任務不會被遺忘。

此外，他還有一個在當今時代顯得有些“復古”的習慣——高度依賴電子郵件。“你們這代人沉迷于短信和WhatsApp等等，那些工具在組織世界方面效率不高，”他直言不諱地指出。“電子郵件是我所需內容的精確、書面化的記錄。這樣它就留在你的郵件里了，你就可以實際查閱它，也可以轉發給其他人。然后你可以說，你做這個了嗎？并且你可以進行后續跟進。” 在施密特看來，這些看似增加了即時摩擦的工具，實際上極大地減少了后續溝通與管理的成本，是對抗“延遲”這一生產力大敵的有效武器。

破解注意力經濟：算法、真實性與人性的博弈

從個人效率轉向社會觀察，施密特精準地指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經濟模式的根本性轉變。“我們已經將經濟學從稀缺性經濟學轉向了注意力稀缺。我讀過的一篇論文說，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了將所有人類注意力變現的方法。”

他深刻地揭示了社交媒體算法的運作核心：利用人性的弱點來最大化商業利益。“作為人類，我們傾向于對那些本質上駭人聽聞、通常是負面的事物做出情感反應，”他解釋道。“典型的數據是，一條煽動性的內容被轉發或分享的次數比一篇深思熟慮的文章多七倍……它們受憤怒驅動，因為憤怒有市場。”

這種機制導致了真相與理性的錯位。人工智能的加入，更讓這個問題雪上加霜。AI系統能夠精準地找到每個人的情感“引爆點”，并持續推送相關內容，從而將用戶困在信息繭房中，并加劇其情緒反應。

那么，個體該如何應對？施密特認為，關鍵在于具備批判性思維，并清醒地認識到數字世界的不完整性。“我假設我在TikTok和Instagram上看到的一切都是經過高度篩選的……如果某人正在享受美妙的假期，那么他們就沒有告訴你他們生活中90%的時光是純粹的地獄。一旦你理解他們提供給你的只是他們生活的一個子集，你就能更好地理解他們向你推銷的是什么。”

人工智能浪潮：在超級智能前夜堅守人性

展望未來，施密特認為，當前由注意力經濟引發的挑戰，只是更大浪潮的前奏。“我們將在未來5到10年內，見證人工智能首先達到人類智能水平，以及超級智能的到來。沒有人為此做好準備。”

在這場歷史性的技術變革中，他最關心的是“人性優先”的原則能否得到堅守。“我們這些技術專家們，我當然也犯過這個錯誤，其中一點就是我們忘記了人類優先。我們考慮的是算法及其影響……下一代計算機系統等等，可以以賦能自由的方式實現，也可以以限制自由的方式實現。”

他預見到，在不遠的將來，每個人都將擁有一個AI代理或個人助理，它將成為我們“最親密的伙伴”，甚至比我們自己更了解我們。這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也潛藏著深刻的風險。“作為家長，如果你的孩子的摯友實際上是一個數字系統，你會作何感想？而且他們發布了新版操作系統，你卻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他們重新編程了你孩子的摯友……這不行。”

因此，他堅信監管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內容溯源方面。面對AI生成內容真假難辨的未來，唯一的出路是強制性的技術標準。“當內容進入到這些地方之一……都必須以加密方式蓋上其來源的戳記。這樣你就能理解其出處。如果你不理解其出處，你就不知道這到底是一次俄羅斯的影響力行動，還是僅僅是俄亥俄州某個有想法的人所為。”

領導力的傳承：知道何時功成身退

在訪談的最后，施密特將話題引向了組織與社會層面的智慧——領導力的傳承。他毫不避諱地指出，無論是政治還是商業領域，領導者往往“戀棧權力過久”。他以自己的經歷為例，闡述了任期限制的重要性。

“我曾研究首席執行官的任期。我最終得出結論，合適的年限是10年。當我我自己任職達到10年時，我意識到自己必須執行自己制定的規則。于是我將首席執行官的職務移交給了他人……關鍵在于，知道何時功成身退非常重要。” 他認為，正是因為這一決定，他才得以開啟人生的新篇章，涉足更廣泛的領域。

這一理念同樣適用于公司創始人。“作為一個公司的創始人，最了不起的一點是你永遠都是創始人。但是，創始人在適當的時候應該放棄直接控制權。我認為，那些管理公司長達30年的創始人，并沒有很好地為他們的利益相關者服務。”

他堅信，下一代人才遠比他那一代人更聰明、更能適應這個復雜的世界。因此，一個健康社會的標志，就是能否建立起有效的機制，讓權力平穩地交接給更具時代洞察力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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