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歌大多由權貴寫作，似乎有好的審美境界，但并不是古詩都好。有些古詩并不好，人們也不能學習。其實，古代權貴寫詩有著一定的詭辯邏輯。

權貴大多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長大以后就可以寫詩作詞了。雖然民間書生也可以接受教育，但書生進入官場才算是人生的成功，不然就只算是“百無一用”之人。權貴可以寫詩作詞，民間的書生也可以寫詩作詞，似乎民間的書生寫詩作詞之后，就可以和權貴平起平坐了。其實只是民間的書生掌握知識之后有了錯覺，以為掌握知識就可以和權貴一樣了，起碼以后可以參加科舉考試，可以通過詩文結交權貴，獲得權貴的賞識和舉薦，最終躋身官場。有了這樣功利化的想法，很多詩人就專門寫詩，干謁權貴。李白寫給韓愈的詩“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寫給孟浩然的詩“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孟浩然寫給丞相張九齡的詩“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都在拍委婉地拍馬屁，還在委婉地表達自己的志向，卻并沒有寫出真話。倘若他們真的做了官，就知道官場險惡，也知道自己不適合做官了。詩歌似乎是權貴們的玩物，只是用來交往，用來互相吹捧，卻并不一定寫得好。權貴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似乎把知識當成了和平民百姓區分的標志。他們寫詩大多抒發個人小情緒，卻并不能議論時政，即便寫了諷喻詩，也不能太直白，不然就會被皇帝怪罪。

權貴要接連一氣，互相傾軋，要用銀子作為聯系的紐帶。所謂的官場關系實質是銀子關系，沒有銀子，官場的關系就是鏡花水月，不切實際。權貴大多要附庸風雅，卻并不是那么風雅。看看他們搜刮民間財富的勾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們會把收稅的職務賣出去，民間的地痞無賴會購買，用一切手段逼迫老百姓交稅，同時要抽一部分，就像官員層層加稅一樣，總是要自己得利的。他們寫詩只是為了表達個人的才情，卻不懂民間疾苦。雖然有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艱”，也能影響很多文人士大夫，但他們做的詩比較高雅，不是老百姓能夠看懂的。老百姓大多都是農民，不讀書，不識字，當然看不懂文人士大夫的詩了。文人士大夫寫的詩并不是篇篇皆好，有的有佳句而無佳篇，有的連佳句都沒有，就更別提什么佳篇了。但他們喜歡互相酬唱，喜歡你來我往，也就有了互相吹捧的態勢。即便沒有多少文化的權貴，也喜歡寫詩。一旦寫出來，就會受到吹捧，似乎很多人都喜歡這樣的詩，其實只是一些文人吹捧罷了，不但有權貴圈子里的文人吹捧，而且有民間的文人吹捧。即便有一些詩歌流傳下來，也只是被權力系統篩選之后的結果，卻并沒有展現詩壇的全貌，也沒有展現真實的民間生態。

詩歌本身就是“貴族文體”，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夠明白的。古代文壇一般都是詩詞為正宗，詩比詞還要正規，還要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睞，也就是受到權貴的青睞。如此一來，很多文人士大夫就要寫詩作詞，互相吹捧，最終弄得魚龍混雜。雖然后代詩詞研究者有所鑒別，但很容易受到權力系統的和限制，很容易被權力左右，最終選擇了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詩詞，卻并沒有展現詩詞的全貌，也沒有展現詩人或詞人的個性。人們理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并非都寫了好詩，還寫了一些俗氣的詩，甚至化用別人的詩句，其實就是抄襲。他們在詩歌中表現的思想也不是那么純粹，很多時候在做偽，沒有展現真性情。李白的干謁詩都是媚態，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最終拔高調，由自身突然引申到天下寒士，太過突然，只是符合屈原“哀民生之多艱”的憂國憂民傳統，卻沒有太多真性情。白居易寫了諷喻詩，算是體貼民生，卻往往失之過俗，藝術性不高。但他們都算是偉大詩人，只不過被主流意思形態推崇而已，其實李商隱也不錯，只是不被推崇。

詩歌藝術性比較高，后世評論者一眼看高，一眼看低。權貴寫成詩歌，后代權貴繼續推崇，而且有所選擇，使詩歌符合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最終詩歌成為權貴的玩物，而不是老百姓能夠欣賞的。后代老百姓知識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欣賞詩歌仍然存在著一定的障礙。他們認為的好詩就是權力系統推行的好詩，就是主流意識形態認可的好詩，而他們認為不好的詩一般看不到，尤其是古代詩歌，一般人根本看不到不好的詩，只會看到所謂好詩，而這樣的詩有一定的偏激屬性。主流意識形態只是宣揚古代的好詩，宣揚古代有一定情懷的詩人，卻不會宣揚古代的壞詩，也不會宣揚古代有人格缺陷的詩人，不會宣揚有政治污點的詩人。如此一來，詩歌就成了權貴們的玩物，也成了后代愚民的工具。起碼權力系統應該推行所有的古代詩歌，讓人們看到古詩的全貌，而不能只是有選擇性地推崇幾首，最終給人們造成誤解。

應該弄出幾首古代的壞詩，或者說古代寫的不好的詩，讓學生學習一下。起碼讓學生知道詩歌有好有壞，尤其是古詩有好有壞，而不能造成一定的偏見，不然就像一些媒體一樣，只報道國內的好事和外國的壞事，卻不會報道國內的壞事和外國的好事，對人們造成了很大的誤解，當然也就形成了詭辯邏輯。